2015年3月6日，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L. Shambaugh）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即将崩坏〉（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一文，文章列举了五个方面的标志性现象，并认为，中国的政治体系严重崩坏。这一观点顿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1989年以来，关於中共统治即将崩溃的预言并不少见，沈大伟的文章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有两个原因，其一，沈大伟本人与中共官方保持良好的关系，中国翻译并出版过他的着作，官方媒体也援引过他的观点；2015年1月，在中国外交部下属的外交学院还把他列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的第二位。其二，沈大伟曾经对中共统治的前景有相对积极的评价，沈大伟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一样，被看出是所谓「韧性威权」的主要倡导者。
这两位美国重要的中国研究专家在过去几年，对於中国走向的判断有着巨烈的变化。
黎安友在2003年1月发表於美国《民主》杂志的〈威权主义的韧性〉一文中认为，「中国没有出现民主转型，反而是完成了由极权主义向经典威权政权的转型，并且似乎变得越来越稳定了」。而沈大伟在2007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2008）则认为，中共通过学习和适应，有潜力去克服或遏制包括腐败在内的诸多问题。
但两人却在过去几年翻转了对中国威权平稳运作的看法。沈大伟去年在《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是他个人观点的一个大翻转，同时也被看作西方主流学界对於中共统治未来图景开始转变的信号。他写道：「专制正严重压迫中国的体制和社会，使其更接近崩溃点。终结的过程则可能拖延、不稳定和混乱」。
就在最近，2016年3月，沈大伟的新书《中国的未来》（China’s Future）出版，他继续呼应其一年前的观点，更详细地解释了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的。他在书中写到，如果中国保持2009年以来的强硬威权路线，就将不可避免地像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社会会变得更加不稳定和难以预测，如果没有政治自由化，一些因素到某个点就会「突然折断」。很显然，这与当初的韧性威权具有调适能力的图景截然相反。
更引人瞩目的是，类似转向并不仅见於沈大伟身上。
最先於2003年提出韧性威权概念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2009年就在〈威权主义的非永久性〉一文中指出，「中国未来最有可能的转型方式仍然将是天安门事件那样的模式」，此外，笔者也注意到，还有更多的政治学家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如2015年11月在《美国利益》发表的〈共产党在中共统治的黄昏〉（The Twilight of Communist Party Rule in China）一文中，美籍华裔的政治学家裴敏欣也认为，「中共89後维持政权的策略已经无法持续，而最新的替代策略，却似乎正在加速其统治的结束」。西方主流学界对於中共统治未来图景确实发生了转变。
韧性幻象的出现
中共具有学习和调适的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自毛泽东去世以後，中共一直在寻求有别於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的发展模式。这种以实用主义为主导的努力，也并非没有具体的目标，中共在一开始所学习的对象，正是当时尚处在威权统治下的台湾、韩国、新加坡，以及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的日本所代表的东亚威权发展模式。
1989年，中共镇压了民主运动，随後，东欧和苏联出现巨变，许多人对同为共产极权国家的中共政权有着相当悲观的前景预测，然而，中共并没有终止上述尝试和努力，恰恰相反的是，受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崩溃的刺激，以邓小平南巡为标志，中共更加加速了198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的进程。
与许多人的预测相反，中共政权从冲击中走了出来：成功地融入了国际经济秩序、取得了持续的经济成长；同期，还实现了江泽民与胡锦涛之间和平的权力交接；在经济增长的奇蹟映衬下，尽管也有着越来越严重的腐败，体制官僚也显得似乎专业和能够回应社会需求；此外，尽管期间镇压了中国民主党的组党尝试，压制了法轮功群体的诉求，经济增长带来的绩效合法性，还是提高了中共政权的支持度；文化消费自主和网络时代的来临，更给人以一种宽松的感觉。总之，在许多观察家的眼里，中共政权通过有效的调适，「已经进行了自我巩固」，「中国这种特殊的威权体制，已被证明了是具有韧性的」。（黎安友，〈威权主义的韧性〉）。
不仅如此，在许多观察家看来，获得韧性的中共政权，还可以通过进一步的转型，变为更开放、更自由化的半民主或一党独大型政体，如沈大伟所言，中共「也可以采取主动和动态的方式执政，以开放的姿态，尝试引导和管理变革」。这些措施，包括经济进一步私有化，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以及土地的自由流通；也包括进一步的法治化，以促进经济发展和创新；政治上的转变则在於，通过以「三个代表」为核心的党建措施，将私人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管理阶层等新兴社会阶层吸纳进入体制、甚至吸收入党，将不仅能改变中共的执政方式和风格，也能够改变其成分和方向。在一定程度上，这类似於在1970年代退出联合国等危机後，国民党在台湾所实施的本土化策略。
而在大陆内部，也有许多人相信，通过这样的开放和主动改革，中共可以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而市场化和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私有经济和新兴中产的壮大，也会促进包括NGO在内的社会组织的兴起，最终，在新兴社会力量的推动下，转变了的中共就可以与社会力量渐进、互动、平稳地实现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全面转型。
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上述观察和预言，几乎在其刚一出台，就随即失去了其解释力。
首先，那些曾经被寄予希望的进一步变革并没有出现：在经济上，1990年代的「抓大放小」被「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所代替，非但没有出现进一步的私有化国企改革，反倒出现了被称之为「国进民退」的现象；法治化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不是朝向更重视权利、规则和限制政府权力，而是以所谓「三个至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为代表的国家主义倾向的重新抬头。更令人失望的还在於，曾经被寄予厚望的「三个代表」路线，在经历了江泽民与胡锦涛的权力交接之後，迅速地偃旗息鼓，而沦为了某种摆设式的存在。
其次，即使是那些被看成是韧性威权的基础的内容，也被事实所证明并不那麽稳固：薄熙来事件表明，围绕最高权力的争夺，并不因为任期制而消失；十八大以後，习近平的强势反腐，不仅树立了自己的个人权威，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集体领导体制，也破坏了官僚体制通过经济发展获取政绩和个人利益的一致性。从制度化的层面来看，作为後1989政权存续关键的精英的团结、基於绩效合法性的官僚驱动力等等，都迅速地成为了过去。
或许，还要加上2015年令人大跌眼镜的股灾表现，与曾经一度被看作神话，但最终被证明不过是平庸之辈的日本经济官员一样，曾经被认为经过专业化而具有高超能力的大陆官僚，也迅速沦为了国王的新衣，这表明，作为韧性威权核心内容的精英选拨、并通过这一精英群体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来回应社会要求，推动经济发展，很可能只是一个神话，曾经的经济奇蹟，也只不过是赶上了一段好时候。
最後，威权体制的韧性，最终还是需要建立在对於新兴社会阶层的吸引之上，而随着「三个代表」路线的无疾而终，中共越来越将政权存续的基础，放置在对新兴社会的压制之上。尽管体制可能成功地在短期内获得了相对安全，但却造成了新兴社会阶层对於体制的离心倾向。
在2015年3月那篇引起轰动的文章里，沈大伟举出了5个具有指示性的现象，其中第一个就是「中国的富豪们已经一脚踏出了国门，他们已经为一旦制度真正开始崩溃而大批逃亡做好了准备。」事实上，不仅富豪，移民已经成为中产以上阶层普遍的话题，和越来越多的行动。而更加令人不安的是，对新兴社会的压制还有着越来越强的趋势，对网络言论、维权律师、NGP群体、宗教群体的打压在规模上和力度上都在升高。
黎安友从发表〈威权主义的韧性〉一问，到承认「中国未来最有可能的转型方式仍然将是天安门事件那样的模式」，不过区区数年，2015年，沈大伟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坦承，「在2009年中期，曾庆红退休之後，中共的方向突然发生了转变。」而此时，距离其《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一书的出版，还不到两年。而中共自从奥运之後强化的维稳体制，以及中共十八大之後越来越显着的强力压制，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当初在经济奇蹟映衬之下，所做出的威权主义所具有的韧性，现在看来更像是一种幻象。
真实的未来是什么？
为什麽威权韧性的幻象会如此迅速地消失？这或许是许多外部观察家和大陆内部思考者都共同关心的问题，每一个观察者和思考者也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组合，而在笔者的理解，有一些基础性的因素，可能是导致威权韧性幻象迅速消失的原因。
首先，後1989年的政权存续基础内容或者说威权韧性的表现，包括精英团结、绩效合法性、对新兴社会精英的吸纳、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等等，所有这一切，可能都来自於对於1989事件的回应，比如，精英团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89镇压和苏联、东欧政权垮台所带来的内外刺激下，所产生的一种危机意识，或者说「一条船主义」，让精英们暂时团结起来，并在一定时间内服从了任期制和集体领导等规则，然而，这一危机意识当然会随着时间而逐步弱化，换言之，从一开始，这就可能只是一种短期现象，而不是制度化表现。
其他如韬光养晦、注重经济发展、对新兴社会精英的吸纳等等，都可以从这一点得到解释，而如果说後1989年的政权存续基础内容或者说威权韧性的表现，是基於1989年镇压後的反应，那麽，就不要忽略，1989年镇压之所以产生，是为了坚持专政，拒绝自由化，「一步都不能退」，这也同时就意味着，所谓威权韧性的表现，从一开始就在维持专政、拒绝自由化的范围之内，许多观察家所期待的进一步改革内容，以及一些大陆人士所期待的渐进转型，实际上从来都不在中共政权的考虑之内。
以维持专政为目标的体制表现，伴随着惊人的经济成绩，曾经给人以韧性的幻象，但是，在大陆经济增速减缓，新兴社会阶层诉求上升，以及普遍的腐败等内外压力面前，迅速露出了其更加压制性的一面。沈大伟在新书中，仍然认为「政治体制是关键」，认为「中共可以带领中国回到政治改革的道路上，逐步加强政治开放和改革，同时不会失去控制和权力」，并因此能挽回其走向衰亡的最後阶段。
不过，以我上面的简短分析的逻辑，後1989政权存续基础内容或者说威权韧性的表现，从一开始就排除了政治自由化的内容，也就根本不会有政治改革，恰恰相反的是，维持既有的专政体制，才是中共政权的前提。展望未来，沈大伟所预言的拖延、「高度不稳定和混乱」（highly unstable and unsettled）的衰亡过程，才是远为可能的真实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