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a02553085 The shadow of tennis player Li Na of China is seen through the Chinese flag she holds on the eve of her women singles final against Kim Clijsters of Belgium at the Australian Open Grand Slam tennis tournament in Melbourne, Australia, 28 January 2011. Li Na is the first Chinese player to reach a tennis grand slam final.  EPA/BARBARA WALTON

今天的情境也许已足够颠倒马克思的名言:粉红赛博格不需要别人来表述,她(他)们只能自己表述自己。摄:BARBARA WALTON/EPA/imaginechina

随着“抵制肯德基”逐渐变为一场闹剧,由南海仲裁,和“抵制台独艺人戴立忍”所引发的连串网络民族主义热潮,似乎终于要慢慢冷却。

风暴起源于 4月25日,赵薇公布电影新作《没有别的爱》的主演名单。随即有网友指出,其中的戴立忍为“台独分子”。不过,舆论升温缓慢。直到 6月27日,这一指控才因为赵薇贴出与戴立忍的合照,在新浪微博上引发战火。有人以戴立忍支持太阳花、反课纲运动,而认定其为台独。戴则在 6月30日贴出声明为自己辩护。与此同时,赵薇和《没有别的爱》的团队,也尝试为他澄清。

骂战持续数日,并在7月6日随着共青团中央的微博介入而升级。当天,共青团中央发表微博文章,支持抵制戴立忍。文章随即被新浪微博删除,之后又得到恢复。新浪后来解释:删帖是因为文章内容包含“多个涉及法轮功的敏感词汇”,所以被系统自动抓取删贴。

共青团中央的文章被删,尽管是审查机制的乌龙,却仍引起网民大哗。他们以为,是赵薇团队的公关买通了新浪删帖。舆论矛头很快从戴立忍指向了“赵薇背后的”公关运作和资本。

“警惕资本控制舆论”很快成为微博热门词。在微博、微信等平台上,声讨赵薇、戴立忍和资本控制的声音,与批判“脑残民族主义”和小粉红(指新一代网络爱国者)的文章交火不断。而到了7月19日,《人民日报》旗下的微博“侠客岛”,借抨击“不吃肯德基就是爱国”,炮轰共青团中央和其他看似“官方”的民族主义账号,整个事件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到 7月20日为止,新浪微博仍然弥漫着火药余味。而其中最红火的概念,莫过于借戴立忍事件重新登场的“民族主义小粉红”。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乃至一些官方媒体眼中,这些被称为“小粉红”的年轻人幼稚而无知、盲目偏信,可谓是被民族主义洗脑的新一代暴民。

然而这种扁平化批评,一方面遮蔽了网络民族主义的复杂世界,另一方面无视小粉红们生根的社会土壤,无视了她(他)们的欲望、血气与行动背后,也有并非不可理喻的现实根基。更重要的是,她(他)们的“小粉红”身份,到底由谁,如何来表述?

晋江小粉红与微博小粉红

今年一月翻墙而出脸书洗版蔡英文的大陆网民,让“小粉红”变得街知巷闻。小粉红一词,起源于“晋江文学城论坛”的“网友留言区”(也被称为“兔区”)。晋江论坛本身没有政治立场,是连载网络小说的“晋江文学城”的附属平台。其成员,几乎九成都是35岁以下年轻女性,且按照数据,多是生活条件较为优越的一线城市居民。如果翻阅晋江“兔区”的讨论版,会发现这里的网民,不但不会像你想象中那么“愚昧无知”,反而常常有犀利论述,和微博上席卷而来的“爱国小粉红”完全不同。

比如,在一篇讨论改革开放的帖子中,晋江网民们激烈辩论邓小平对80年代政治经济的影响。尽管身为“小粉红”,她们都觉得改革开放带来了今天的“美好生活”,认同当今来之不易的“经济繁荣”。然而对照搬政府宣传,颂扬邓开启改革开放英明领导的言论,却有不少人质疑。有人说,把改革开放的成果归于邓的领导,忽略了陈云、李先念等人在团队中的作用;也有人说,邓的改革开放,根本就没有“总设计师”这一头衔所说的那么明智,反而是误打误撞,多次险入歧途;还有人说,80年代社会根本不像今天看来那么美好,社会治安糟糕带来了“严打”,而领导人子弟官商勾结的“官倒”,引发了八九六四的抗议学潮。

晋江小粉红们清楚六四,毫不避讳;这也许令自由派人士惊讶。她们在讨论邓小平时贬多于褒。其中最不屑的一点,便是邓对学生的开枪镇压。讨论中,当有人主张六四是外国煽动,便有很多人都跳出来,指责这种说法缺少依据,也忽略了贪污腐败等现实问题。

厌恶邓的风格却又拥抱当今体制,让我们很难归纳晋江网民们的政见。

而针对戴立忍所引发的一系列话题,“晋江小粉红”和“微博小粉红”的态度,就更显不同身份背景带来的差距。在前者看来,鄙视“台独艺人”,声讨并抵制他们固然重要,但“资本控制舆论”的说法相当无厘头;而共青团中央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仍然令她们满腹狐疑。

晋江小粉红中不乏“克里姆林宫学”的深度爱好者,她们对“半羽”(晋江专用的习近平绰号)和其他中共领导内斗的猜测,不逊于资深的铜锣湾书店会员。而“团派和习派大战”之类的风传,也足以让她们看不起共青团中央在微博上不断搅动的风浪。

今年一月份的脸书大战之后,共青团中央刊出一篇题为《小粉红是谁》的文章,以极其“直男癌”(男沙猪)的口吻,把小粉红们描述为柔弱无知,一心爱国的“萌萌哒”少女形象,其中写到:“小粉红是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妹妹,我们暗恋的隔壁班女孩。”此文一出,晋江论坛上一片声讨。“直男癌”的骂声也不绝于耳,甚至不少人嘲讽说,此文应该发去《环球时报》。可见,传统“洗脑”文宣,乃至共青团微博的新媒体战略,都没有打动她们的理由。

与之相比,微博小粉红们则是另一番模样。

熟习网络生态的人,不可能不知道新浪的自动筛查,也不会不了解,“爱国言论”被删除只是网络控制机制的副产品。然而在赵薇vs共青团的混战中,恰恰是共青团微博遭遇删帖,真正升级了战火。帖文被删,很多人都开始惊呼“资本控制舆论”。可以想见:这些“小粉红”中,平时混迹于微博,熟悉网络空间的资深网民,恐怕不多。

而微博上的新小粉红们,又操持着各自迥异的政治态度。粗略分来,也许可以算作两类:一是中国语境下的“左派”(如观察者网)信徒,她(他)们循着中国传统左派“反资本反帝国主义”的话语,把新浪删帖视为资本-媒体对党-国家宣传的强烈压制,或者把戴立忍事件看作提出“反资”口号的绝佳机会。

另一些,则是“不问政治”的年轻人,按照我的观察,她(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都来自二三线院校,和晋江小粉红们的社会地位颇有差距,出生时间也多半是90年代后期。这些人也许刚刚开始享受学期结束后的暑假生活。在她(他)们的微博上,一边是吃喝玩乐和追星追剧的分享,另一边则是转发共青团和其他高举民族大义的文章。

把“晋江小粉红”和“微博小粉红”对比起来,其实还只是粗糙分类,就足以凸显“小粉红”这标签底下的异质。我们若是仔细深究,一定又能分出更多类别。当小粉红们呈现出不同面孔,当她(他)们来自于中国的不同阶级、年龄段、性别和社会地位时,将其视为一整群狂热的民众并加以批评,恐怕是过于简化。而如果细究小粉红的动员模式,我们更是很难得出“政府洗脑”和“没有思想”这样的简单定论。

粉丝战争与政治:祖国作为偶像

在晋江“兔区”里,网民们关注当红艺人的颜值,讨论男男相恋的“耽美”小说,深究某人是否是“名媛”、“渣男”或“绿茶婊”;在微博上,新加入战团的小粉红痴迷韩国明星、帅气“欧巴”的贴文。两边的人又都同时表现出热爱祖国、声讨赵薇。这些娱乐生活,看似和她(他)们凌厉的政治骂战冲动相距甚远,却并行不悖。但也许,小粉红们在网络上爆发出的威力,正是源于“娱乐”和“政治”这两个看似不相干的领域的结合。

在我的朋友中,不少人把脸书洗版和围攻赵薇,当成是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在这场战争里,人们互相攻击、揭发,寻找敌人,成为一个相对于正常社会的“例外”,其中人人自危。正是这样,才会有人把小粉红(无论哪种)说成是“文革再临”,亦或是“互联网时代的叫魂”。共青团的说词也一再出现“战争”的比喻,不过此时小粉红们则是“离开自己的小生活,投入民族大义”的青年表率。

其实无论是“文革再临”还是“挺身卫国”,都无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晋江论坛或微博上的小粉红们,其日常生活就算没有政治风波,也早已内设某种“战争”了。

这些女性为主的年轻人,在网络空间中阅读小说,追逐明星,混杂地展示自己的欲望与想象。按照 Cornel Sandvoss 在 Fan: The Mirror of Consumption 中的说法,现代人必须证明自我的能力,而现代社会又无法给予每个人证明的机会,于是我们内化了名人与明星的特质,让他们成为我们自己在想象中的一部分。通过追捧和抬高他们,得到自我的确证。

在这种自我确证需求之下,年轻人们按照各自追捧的明星组成“粉丝(fans)团”。势均力敌的明星的粉丝们,往往互相攻击、挑战,在网络投票,人气炒作中相互竞争,攀比。她们的组织极富军事隐喻——要成为粉丝团成员,需要经过“鉴粉”的程序——看看你是否为敌对的明星点过赞,是否赞够了我方的“爱豆”(idol),加入粉丝团之后,又要频繁参与“作战”。而这些粉丝团,又常常因为对“爱豆”的不同理解,而分成多个立场与派系互相攻讦。晋江“兔区”的讨论版上最多见的,并不是讨论我们惯常理解的“政治”,而是这类主题。

有人曾经贴图,指出小粉红中,有人因为过去曾点赞赵薇而被开除资格。这其实同粉丝团的“鉴粉”过程别无二致。更有小粉红在讨论时说:共青团在微博上的宣传策略——如发布表情包、卖萌等等,和粉丝团战斗中的动员模式如出一辙。联想到前几年火及一时的“小学生粉丝世纪骂战”。

许我们可以说,在“民族主义小粉红”眼里,国家只不过是另一个偶像——“祖国才是大本命”。爱国,也许就是爱诸多爱豆偶像之中,更为大义凛然的那一个。而国家,则必须像一个伟大的偶像一样,和同样强大的对方偶像对垒,敌人越强,对垒越激烈,越证明自己选择偶像的正确。

这也是为什么中菲南海仲裁必须解释为中美对战,也是为什么小粉红们要新选择外交部长王毅,作为新一轮追捧的偶像──毕竟国家无法真正成为具体人格化的爱豆偶像,无法拥有长相、语言、神态等等随时可以想象把玩的特质。

当我们指责小粉红们把网络生态变成了“法西斯”的时候,是看到了粉红浪潮扑向我们自以为平静祥和的生活,带来了紧急而例外的战争状态。可是对小粉红们,这只不过是日常生活的延续——她(他)们的日常网络生活,就是一场又一场的,无休止的偶像战争。而参与政治,只不过是她(他)们冲出平日的粉丝“部落”,把日常生活的战争组织,延伸到了我们更为可见的层面。又或者,把我们的生活世界,也变成了偶像战争的新战场。

于是我们发现,在小粉红身上,娱乐和政治,日常生活和战争间的界线,随著网络空间和政治舆论的界线,一起取消了。她(他)们以自己的方式,阐释了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The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中对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的颠倒:不是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是政治是战争的延伸——只不过,这里的战争,首先发生在 TFboys 和 EXO 的粉丝之间,发生在胡歌和王凯的粉丝之间。之后它才越过边界,渗入我们理所当然的“政治生活”。

也许,无论是哪种小粉红,都似乎隐隐地趋向于人类学家笔下大众媒体时代的赛博格(Cyborg)定义。在这个时代,媒介赋予了个人无穷的想象力,物的世界并入人体,手机与电子产品成为器官,人成为了和符号网络、机器、电路无限连接,合而为一的新造物──赛博格。赛博格们没有固定的身份,不服从与宏大的叙事结构,可以在不断链接、断裂、流变的当代世界中,切换各种各样的想象身份。

小粉红,也许正是这个时代里的某种赛博格幻觉,她(他)们的生活围绕着偶像战争展开,充满了丰富的,甚至在传统看来“逾矩”的(物欲以及性欲的)想象。她们不断切换欲望对象,切换展示空间,也不断在网络空间,通过数位的连接,在资本的不同节点、不同边界和不同人爆发战争。而当她(他)们把战争的注意力,转移到我们传统认定的民族主义战场时,我们就看到了小粉红——但这些我们眼里的“小粉红”,其实不如说是“天朝主义粉红赛博格”──某种似乎接近赛博格理想,却又与之不同的东西。

从文化革命,到天朝主义粉红赛博格

90年代的中国,曾上映一部成为一整代儿童梦魇的电影──《疯狂的兔子》。影片中,外星人用光盘发布一款游戏,玩过的人都着了魔,喊着“疯狂的兔子”到处破坏,整个社会陷入彻底的混乱之中。有人解释:这部电影反映了那时人们对文革仍然存有的恐惧——担心秩序的崩溃,担心人性的疯狂。

而今天,随着国族主义动漫《那年那兔那些事》的走红,兔子带上了天朝主义的新面具,这只“疯狂的兔子”,带来形形色色的小粉红,再一次让中国知识分子感受到了这种“文革临场”的焦虑。这也是为什么戴立忍事件之后,许多知识人都站出来,抨击他们眼中的小粉红与疯狂的“民族主义”,恨不能除之而后快。以至于看到党报批评小粉红的迹象,也有人破天荒为之叫好。这些对小粉红批判,和常见的文革批判同出一枝:疯狂的政府煽动了无知的民众,疯狂的民众摧毁了赖以为生的秩序。

可这种批判,是否真能反映小粉红的问题所在?

在今年一月“脸书洗版”发生之后,我曾经写过一篇评论文章,把小粉红的诞生归因于中国社会的父权家庭秩序。之后有晋江网民批评说:“我们管自己叫爸爸,不是屈服于父权,而是自我的 empowerment,通过调侃来瓦解父权,给自己赋权。”

我承认这一批评恰恰到位。在粉红赛博格看来,知识分子的批判,预设了她(他)们是被洗脑,被玩弄,被操纵的对象。可无论如何,在这个张扬个性的年代,没有人会觉得自己被人操控,被人摆弄,每个人都一定,也必须认为自己是命运的主宰。知识分子如此,粉红赛博格也更不会例外。

研究文革的学者吴一庆曾经在著作中提到,1976年之后,被文革锁定为打击对象的知识分子,和同被打击的党国官僚,结成了政治同盟。他们通过清算内战状态,恢复稳定和发展的秩序。而晋江小粉红和微博小粉红们,恰恰从两个端点上,对这一后毛泽东时代的基本秩序嗤之以鼻:她(他)们鄙视知识分子的说教,也鄙视知识分子对她们世界的无知;同时,她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已经在秩序井然的世界现实外,在赛博空间中,维持了无休无止的粉丝战争。从这点看来,粉红赛博格以吊诡的姿态,虚拟地站在了后毛时代中国权威与秩序的对立面上。

知识分子们也许会不无恐惧地看到:左翼最想要的颠覆力量,与自由派最想要的“人格独立”,其实都在粉红赛博格身上“实现”了。但随之也实现了他们各自最害怕的东西:粉红赛博格们的战争,是娱乐产业一轮轮挑起的永恒循环──赛博格的幻觉在资本世界中才得以延续;而她(他)们挑战权威、反知识分子的态度,恰恰让她(他)们对打击知识分子的威权政体抱有暧昧。

粉红赛博格们甚至可以是现实秩序的最佳维护者。因为赛博格身份自由,可以在现实和虚拟之间转换,不断把国家从现实实体转换为虚拟偶像。而这个过程中,党国的暴力机构和一切现实结构,几乎毫发无损。左翼知识分子笔下,流动身份带来解放力量的后现代想象,似乎在这里遭遇了最大的嘲讽:中国最接近(解放意义上)赛博格能动性的人,却也同时恰恰是最具保守维稳力量的,复制著资本-国家结构的“粉红赛博格”。

今天的情境也许已足够颠倒马克思的名言:粉红赛博格不需要别人来表述,她(他)们只能自己表述自己。当我们套用文革批判,用无脑和“洗脑”来讥讽她(他)们的时候,也许并不会意识到:我们自己也是粉红赛博格社会机器的一员,而这台机器不仅仅发动在现实中,也发动在网络空间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也必须借助现有的一切结构——性别、阶级、族群、政治权力和资本,以产生最大化的效力。

而假如我们继续把粉红赛博格们视为另一个星球的人,到头来,那将是我们用自己的手,把自己提到空中的一场自我安慰。

(严蔷,人类学学徒,暂居香港。“粉字的研究”小组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