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抵制肯德基”逐渐变为一场闹剧,由南海仲裁,和“抵制台独艺人戴立忍”所引发的连串网络民族主义热潮,似乎终于要慢慢冷却。
风暴起源于 4月25日,赵薇公布电影新作《没有别的爱》的主演名单。随即有网友指出,其中的戴立忍为“台独分子”。不过,舆论升温缓慢。直到 6月27日,这一指控才因为赵薇贴出与戴立忍的合照,在新浪微博上引发战火。有人以戴立忍支持太阳花、反课纲运动,而认定其为台独。戴则在 6月30日贴出声明为自己辩护。与此同时,赵薇和《没有别的爱》的团队,也尝试为他澄清。
骂战持续数日,并在7月6日随着共青团中央的微博介入而升级。当天,共青团中央发表微博文章,支持抵制戴立忍。文章随即被新浪微博删除,之后又得到恢复。新浪后来解释:删帖是因为文章内容包含“多个涉及法轮功的敏感词汇”,所以被系统自动抓取删贴。
共青团中央的文章被删,尽管是审查机制的乌龙,却仍引起网民大哗。他们以为,是赵薇团队的公关买通了新浪删帖。舆论矛头很快从戴立忍指向了“赵薇背后的”公关运作和资本。
“警惕资本控制舆论”很快成为微博热门词。在微博、微信等平台上,声讨赵薇、戴立忍和资本控制的声音,与批判“脑残民族主义”和小粉红(指新一代网络爱国者)的文章交火不断。而到了7月19日,《人民日报》旗下的微博“侠客岛”,借抨击“不吃肯德基就是爱国”,炮轰共青团中央和其他看似“官方”的民族主义账号,整个事件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到 7月20日为止,新浪微博仍然弥漫着火药余味。而其中最红火的概念,莫过于借戴立忍事件重新登场的“民族主义小粉红”。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乃至一些官方媒体眼中,这些被称为“小粉红”的年轻人幼稚而无知、盲目偏信,可谓是被民族主义洗脑的新一代暴民。
然而这种扁平化批评,一方面遮蔽了网络民族主义的复杂世界,另一方面无视小粉红们生根的社会土壤,无视了她(他)们的欲望、血气与行动背后,也有并非不可理喻的现实根基。更重要的是,她(他)们的“小粉红”身份,到底由谁,如何来表述?
晋江小粉红与微博小粉红
今年一月翻墙而出脸书洗版蔡英文的大陆网民,让“小粉红”变得街知巷闻。小粉红一词,起源于“晋江文学城论坛”的“网友留言区”(也被称为“兔区”)。晋江论坛本身没有政治立场,是连载网络小说的“晋江文学城”的附属平台。其成员,几乎九成都是35岁以下年轻女性,且按照数据,多是生活条件较为优越的一线城市居民。如果翻阅晋江“兔区”的讨论版,会发现这里的网民,不但不会像你想象中那么“愚昧无知”,反而常常有犀利论述,和微博上席卷而来的“爱国小粉红”完全不同。
比如,在一篇讨论改革开放的帖子中,晋江网民们激烈辩论邓小平对80年代政治经济的影响。尽管身为“小粉红”,她们都觉得改革开放带来了今天的“美好生活”,认同当今来之不易的“经济繁荣”。然而对照搬政府宣传,颂扬邓开启改革开放英明领导的言论,却有不少人质疑。有人说,把改革开放的成果归于邓的领导,忽略了陈云、李先念等人在团队中的作用;也有人说,邓的改革开放,根本就没有“总设计师”这一头衔所说的那么明智,反而是误打误撞,多次险入歧途;还有人说,80年代社会根本不像今天看来那么美好,社会治安糟糕带来了“严打”,而领导人子弟官商勾结的“官倒”,引发了八九六四的抗议学潮。
晋江小粉红们清楚六四,毫不避讳;这也许令自由派人士惊讶。她们在讨论邓小平时贬多于褒。其中最不屑的一点,便是邓对学生的开枪镇压。讨论中,当有人主张六四是外国煽动,便有很多人都跳出来,指责这种说法缺少依据,也忽略了贪污腐败等现实问题。
厌恶邓的风格却又拥抱当今体制,让我们很难归纳晋江网民们的政见。
而针对戴立忍所引发的一系列话题,“晋江小粉红”和“微博小粉红”的态度,就更显不同身份背景带来的差距。在前者看来,鄙视“台独艺人”,声讨并抵制他们固然重要,但“资本控制舆论”的说法相当无厘头;而共青团中央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仍然令她们满腹狐疑。
晋江小粉红中不乏“克里姆林宫学”的深度爱好者,她们对“半羽”(晋江专用的习近平绰号)和其他中共领导内斗的猜测,不逊于资深的铜锣湾书店会员。而“团派和习派大战”之类的风传,也足以让她们看不起共青团中央在微博上不断搅动的风浪。
今年一月份的脸书大战之后,共青团中央刊出一篇题为《小粉红是谁》的文章,以极其“直男癌”(男沙猪)的口吻,把小粉红们描述为柔弱无知,一心爱国的“萌萌哒”少女形象,其中写到:“小粉红是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妹妹,我们暗恋的隔壁班女孩。”此文一出,晋江论坛上一片声讨。“直男癌”的骂声也不绝于耳,甚至不少人嘲讽说,此文应该发去《环球时报》。可见,传统“洗脑”文宣,乃至共青团微博的新媒体战略,都没有打动她们的理由。
与之相比,微博小粉红们则是另一番模样。
熟习网络生态的人,不可能不知道新浪的自动筛查,也不会不了解,“爱国言论”被删除只是网络控制机制的副产品。然而在赵薇vs共青团的混战中,恰恰是共青团微博遭遇删帖,真正升级了战火。帖文被删,很多人都开始惊呼“资本控制舆论”。可以想见:这些“小粉红”中,平时混迹于微博,熟悉网络空间的资深网民,恐怕不多。
而微博上的新小粉红们,又操持着各自迥异的政治态度。粗略分来,也许可以算作两类:一是中国语境下的“左派”(如观察者网)信徒,她(他)们循着中国传统左派“反资本反帝国主义”的话语,把新浪删帖视为资本-媒体对党-国家宣传的强烈压制,或者把戴立忍事件看作提出“反资”口号的绝佳机会。
另一些,则是“不问政治”的年轻人,按照我的观察,她(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都来自二三线院校,和晋江小粉红们的社会地位颇有差距,出生时间也多半是90年代后期。这些人也许刚刚开始享受学期结束后的暑假生活。在她(他)们的微博上,一边是吃喝玩乐和追星追剧的分享,另一边则是转发共青团和其他高举民族大义的文章。
把“晋江小粉红”和“微博小粉红”对比起来,其实还只是粗糙分类,就足以凸显“小粉红”这标签底下的异质。我们若是仔细深究,一定又能分出更多类别。当小粉红们呈现出不同面孔,当她(他)们来自于中国的不同阶级、年龄段、性别和社会地位时,将其视为一整群狂热的民众并加以批评,恐怕是过于简化。而如果细究小粉红的动员模式,我们更是很难得出“政府洗脑”和“没有思想”这样的简单定论。
粉丝战争与政治:祖国作为偶像
在晋江“兔区”里,网民们关注当红艺人的颜值,讨论男男相恋的“耽美”小说,深究某人是否是“名媛”、“渣男”或“绿茶婊”;在微博上,新加入战团的小粉红痴迷韩国明星、帅气“欧巴”的贴文。两边的人又都同时表现出热爱祖国、声讨赵薇。这些娱乐生活,看似和她(他)们凌厉的政治骂战冲动相距甚远,却并行不悖。但也许,小粉红们在网络上爆发出的威力,正是源于“娱乐”和“政治”这两个看似不相干的领域的结合。
在我的朋友中,不少人把脸书洗版和围攻赵薇,当成是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在这场战争里,人们互相攻击、揭发,寻找敌人,成为一个相对于正常社会的“例外”,其中人人自危。正是这样,才会有人把小粉红(无论哪种)说成是“文革再临”,亦或是“互联网时代的叫魂”。共青团的说词也一再出现“战争”的比喻,不过此时小粉红们则是“离开自己的小生活,投入民族大义”的青年表率。
其实无论是“文革再临”还是“挺身卫国”,都无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晋江论坛或微博上的小粉红们,其日常生活就算没有政治风波,也早已内设某种“战争”了。
这些女性为主的年轻人,在网络空间中阅读小说,追逐明星,混杂地展示自己的欲望与想象。按照 Cornel Sandvoss 在 Fan: The Mirror of Consumption 中的说法,现代人必须证明自我的能力,而现代社会又无法给予每个人证明的机会,于是我们内化了名人与明星的特质,让他们成为我们自己在想象中的一部分。通过追捧和抬高他们,得到自我的确证。
在这种自我确证需求之下,年轻人们按照各自追捧的明星组成“粉丝(fans)团”。势均力敌的明星的粉丝们,往往互相攻击、挑战,在网络投票,人气炒作中相互竞争,攀比。她们的组织极富军事隐喻——要成为粉丝团成员,需要经过“鉴粉”的程序——看看你是否为敌对的明星点过赞,是否赞够了我方的“爱豆”(idol),加入粉丝团之后,又要频繁参与“作战”。而这些粉丝团,又常常因为对“爱豆”的不同理解,而分成多个立场与派系互相攻讦。晋江“兔区”的讨论版上最多见的,并不是讨论我们惯常理解的“政治”,而是这类主题。
有人曾经贴图,指出小粉红中,有人因为过去曾点赞赵薇而被开除资格。这其实同粉丝团的“鉴粉”过程别无二致。更有小粉红在讨论时说:共青团在微博上的宣传策略——如发布表情包、卖萌等等,和粉丝团战斗中的动员模式如出一辙。联想到前几年火及一时的“小学生粉丝世纪骂战”。
许我们可以说,在“民族主义小粉红”眼里,国家只不过是另一个偶像——“祖国才是大本命”。爱国,也许就是爱诸多爱豆偶像之中,更为大义凛然的那一个。而国家,则必须像一个伟大的偶像一样,和同样强大的对方偶像对垒,敌人越强,对垒越激烈,越证明自己选择偶像的正确。
这也是为什么中菲南海仲裁必须解释为中美对战,也是为什么小粉红们要新选择外交部长王毅,作为新一轮追捧的偶像──毕竟国家无法真正成为具体人格化的爱豆偶像,无法拥有长相、语言、神态等等随时可以想象把玩的特质。
当我们指责小粉红们把网络生态变成了“法西斯”的时候,是看到了粉红浪潮扑向我们自以为平静祥和的生活,带来了紧急而例外的战争状态。可是对小粉红们,这只不过是日常生活的延续——她(他)们的日常网络生活,就是一场又一场的,无休止的偶像战争。而参与政治,只不过是她(他)们冲出平日的粉丝“部落”,把日常生活的战争组织,延伸到了我们更为可见的层面。又或者,把我们的生活世界,也变成了偶像战争的新战场。
于是我们发现,在小粉红身上,娱乐和政治,日常生活和战争间的界线,随著网络空间和政治舆论的界线,一起取消了。她(他)们以自己的方式,阐释了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The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中对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的颠倒:不是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是政治是战争的延伸——只不过,这里的战争,首先发生在 TFboys 和 EXO 的粉丝之间,发生在胡歌和王凯的粉丝之间。之后它才越过边界,渗入我们理所当然的“政治生活”。
也许,无论是哪种小粉红,都似乎隐隐地趋向于人类学家笔下大众媒体时代的赛博格(Cyborg)定义。在这个时代,媒介赋予了个人无穷的想象力,物的世界并入人体,手机与电子产品成为器官,人成为了和符号网络、机器、电路无限连接,合而为一的新造物──赛博格。赛博格们没有固定的身份,不服从与宏大的叙事结构,可以在不断链接、断裂、流变的当代世界中,切换各种各样的想象身份。
小粉红,也许正是这个时代里的某种赛博格幻觉,她(他)们的生活围绕着偶像战争展开,充满了丰富的,甚至在传统看来“逾矩”的(物欲以及性欲的)想象。她们不断切换欲望对象,切换展示空间,也不断在网络空间,通过数位的连接,在资本的不同节点、不同边界和不同人爆发战争。而当她(他)们把战争的注意力,转移到我们传统认定的民族主义战场时,我们就看到了小粉红——但这些我们眼里的“小粉红”,其实不如说是“天朝主义粉红赛博格”──某种似乎接近赛博格理想,却又与之不同的东西。
从文化革命,到天朝主义粉红赛博格
90年代的中国,曾上映一部成为一整代儿童梦魇的电影──《疯狂的兔子》。影片中,外星人用光盘发布一款游戏,玩过的人都着了魔,喊着“疯狂的兔子”到处破坏,整个社会陷入彻底的混乱之中。有人解释:这部电影反映了那时人们对文革仍然存有的恐惧——担心秩序的崩溃,担心人性的疯狂。
而今天,随着国族主义动漫《那年那兔那些事》的走红,兔子带上了天朝主义的新面具,这只“疯狂的兔子”,带来形形色色的小粉红,再一次让中国知识分子感受到了这种“文革临场”的焦虑。这也是为什么戴立忍事件之后,许多知识人都站出来,抨击他们眼中的小粉红与疯狂的“民族主义”,恨不能除之而后快。以至于看到党报批评小粉红的迹象,也有人破天荒为之叫好。这些对小粉红批判,和常见的文革批判同出一枝:疯狂的政府煽动了无知的民众,疯狂的民众摧毁了赖以为生的秩序。
可这种批判,是否真能反映小粉红的问题所在?
在今年一月“脸书洗版”发生之后,我曾经写过一篇评论文章,把小粉红的诞生归因于中国社会的父权家庭秩序。之后有晋江网民批评说:“我们管自己叫爸爸,不是屈服于父权,而是自我的 empowerment,通过调侃来瓦解父权,给自己赋权。”
我承认这一批评恰恰到位。在粉红赛博格看来,知识分子的批判,预设了她(他)们是被洗脑,被玩弄,被操纵的对象。可无论如何,在这个张扬个性的年代,没有人会觉得自己被人操控,被人摆弄,每个人都一定,也必须认为自己是命运的主宰。知识分子如此,粉红赛博格也更不会例外。
研究文革的学者吴一庆曾经在著作中提到,1976年之后,被文革锁定为打击对象的知识分子,和同被打击的党国官僚,结成了政治同盟。他们通过清算内战状态,恢复稳定和发展的秩序。而晋江小粉红和微博小粉红们,恰恰从两个端点上,对这一后毛泽东时代的基本秩序嗤之以鼻:她(他)们鄙视知识分子的说教,也鄙视知识分子对她们世界的无知;同时,她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已经在秩序井然的世界现实外,在赛博空间中,维持了无休无止的粉丝战争。从这点看来,粉红赛博格以吊诡的姿态,虚拟地站在了后毛时代中国权威与秩序的对立面上。
知识分子们也许会不无恐惧地看到:左翼最想要的颠覆力量,与自由派最想要的“人格独立”,其实都在粉红赛博格身上“实现”了。但随之也实现了他们各自最害怕的东西:粉红赛博格们的战争,是娱乐产业一轮轮挑起的永恒循环──赛博格的幻觉在资本世界中才得以延续;而她(他)们挑战权威、反知识分子的态度,恰恰让她(他)们对打击知识分子的威权政体抱有暧昧。
粉红赛博格们甚至可以是现实秩序的最佳维护者。因为赛博格身份自由,可以在现实和虚拟之间转换,不断把国家从现实实体转换为虚拟偶像。而这个过程中,党国的暴力机构和一切现实结构,几乎毫发无损。左翼知识分子笔下,流动身份带来解放力量的后现代想象,似乎在这里遭遇了最大的嘲讽:中国最接近(解放意义上)赛博格能动性的人,却也同时恰恰是最具保守维稳力量的,复制著资本-国家结构的“粉红赛博格”。
今天的情境也许已足够颠倒马克思的名言:粉红赛博格不需要别人来表述,她(他)们只能自己表述自己。当我们套用文革批判,用无脑和“洗脑”来讥讽她(他)们的时候,也许并不会意识到:我们自己也是粉红赛博格社会机器的一员,而这台机器不仅仅发动在现实中,也发动在网络空间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也必须借助现有的一切结构——性别、阶级、族群、政治权力和资本,以产生最大化的效力。
而假如我们继续把粉红赛博格们视为另一个星球的人,到头来,那将是我们用自己的手,把自己提到空中的一场自我安慰。
(严蔷,人类学学徒,暂居香港。“粉字的研究”小组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