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辉图书 | 当下中国，许多左派恰恰是极右的

当下中国，许多左派恰恰是极右的

文 / 搜狐文化

转载自 / 公众号“打开”

本文为节选，标题为编辑所加

题图：斯拉沃热·齐泽克

左翼是对当下现实的一种持续批判

搜狐文化：在中国，左翼或者说左派总是与官方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是否符合左翼本质上的诉求？或者说，界定左翼最关键的东西是什么？

吴冠军：这里确实存在一个很有意思的接口的不同。在国内的环境里面，对左翼附加了太多太多的历史性理解，或者说一些比较偏政治性的理解。但我个人对它其实是这样理解的，“左”这个词，经过了那么多时代，但它的内容真的是每个时代都会不一样。比方说一百年前很激进的“左”的主张，今天同样的说法可能根本不会被归入“左”这个标签下，那是因为这个主张已实现了，譬如种族与肤色的平等当年是极其激进的左翼诉求，但是到今天你如果不这么说就是政治不正确，身边人马上射来鄙夷的眼光。汪晖有一句话说，当年是左翼的，时代状况变化以后，就可能就不那么左翼了，甚至变成了保守的辩护士，我是认同这个说法的。

所以我觉得，对这个词更好的定义或者理解，是一种态度。态度这个理解是来自福柯的说法，他就认为，不要把启蒙变成一个具有一串实定内容的list（清单），达到这个和那个就是启蒙，启蒙是一种永恒的态度，批判性的态度，它跟当下的我们发生的是一个态度性而非内容性的关系。这点很重要，我们每个学者，不管你做社会学、政治学还是文化人类学，但是你跟当下有没有关系，这个关系可以定义你是一个怎么样的学者。

有一种学者基本上认为当下很好，是所有可能世界里的最好的世界，或者说是最不坏的秩序，再出现的任何一种建制，都会比现在坏。那我们认为这就是一个右翼的态度。那么一个左翼的态度是，你不管在哪个秩序里面，都不可能正当地宣称，这就是最不坏的制度或者历史的终结。你怎么知道它最不坏，你怎么知道我们人类就只能取得这些成果？你怎么知道这是“历史终点”而不会再出来进一步辩证性的否定？我们只能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今天已经比曾经要好很多，当采取某种规范性立场后，我们确实可以这样说，做出好与坏的比较，但是我们怎么能说今天的秩序是没办法变得更好呢？

这种对当下现实的一种持续的批判，或者说不满的态度，我觉得是定义左翼最好的方式。

当下中国，许多左派恰恰是极右的

搜狐文化：在中国，左右的对话或者争论在八十年代掀起高潮，但现在已经基本无效了，你怎么看待与“左”相对的“右”以及他们之间的争论？

吴冠军：现在世界格局中，我们都面对一个无从逃避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这个秩序使得我们两眼茫茫，看不到任何冲破它的出路。但如果说我们中国通过自己的制度实践，或者说某个理念，提供出其它可能性，从而打破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垄断，这个当然是很值得去做的。我自己研究里面，重新在当下时代状况下激活思想史上过去的理念，不只是古典的，并且二十世纪的。通过重新阐释，使得这些理念变成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区域性理念，而是在规范性政治理论层面上也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成为universalizable（可被普遍化）的理念——不是直接普遍，而是具有普遍化之潜力。这就是阿甘本最精彩的观点，潜力比现实更具本体论尊严。但是一些讨论“中国模式”的作者一张口就说，凡是中国就是好的，一开口直接把话说满。在国际学界没有人会认真对待此类“学者”的作品，最后完全自说自话，自己把自己“震撼”得不行。 

任何“最好”，都是右翼话语。这种话语，恰恰把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给foreclosed（提前封闭）了。我不赞同此类话语，正是因为这类话语直接认肯现实而不是potentialities。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中国有很多被贴上或自己给自己贴上左翼标签的人，其实和左翼态度完全没有交叉，而恰恰是其反面。很有意思的是，我跟一些自由主义的朋友讨论问题时，比如人大周濂老师，我的论点是，我们可以fighting the same fight（共同战斗），但是当某个时刻，“自由左翼”会停下来，因为觉得基于某些规范性理由会觉得这东西可以了，要奋斗的内容已经达成。但是“激进左翼”并不会停步，激进的意思，就是不肯停步，不肯放弃批判的态度。 

我不会认为，我们任何的已有的东西，就是一个可以自我宣称最完美的东西。黑格尔的“合理的就是现实的，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句话常常为保守主义者所频繁引用，来证明现实状态就是最好状态。但黑格尔这句话不完全是这样的解读，“现实的”（actual）是从亚里士多德来的，绝对不是指我们眼睛看到的这种眼前的东西而已，它与“潜在的”相对，而是通过努力，通过历史的进程，历史中间肯定能实现的东西，这个东西才是现实的。所以“现实的”并非当下既有，而是指向一个动态的进程，指向形式可能性之自我实现过程。黑格尔笔下的“现实”永远指的是“变成现实”。只有在历史终点，一切才真正变成“现实的”，才真正变成“合理的”。所以符合理性的才是现实的。如果从黑格尔的这个角度去理解，他就根本不是对既有秩序的辩护，反而构成了对现在状态的一个要求，或者说一个期许吧。

今天美国还是有那么多左翼的学者，却高举旗帜反对美国，是不“爱国”吗？恰恰相反。其实他们心里面也认同美国取得的很多成绩，但正是基于对美国深深的爱，他们觉得这些不够，我们为什么不去争取更多？比如说美国现行的许多制度，话语层面有很多神圣的大词罩着，但是在现实的层面上来看真的很可怕，甚至很可笑。你看今天美国的选举选出两个候选人，特朗普跟希拉里，这就是一个blackmail（勒索）。你要么不参与，要参与的话，就是参与了一个闹剧，因为没有任何一个选项是好的——通“邮件门”已经看到了，希拉里可能都不是一个decent（正直）的人，那特朗普更加是一个坏的选择。特朗普是一个很值得分析的政治现象，为什么在这个时刻，这样一个反政治的一个人会变成这样一个icon（偶像），一个图标。

左翼是为普遍性而斗争

搜狐文化：我看到这个丛书系列的左翼都是比较激进的，怎么理解这种激进？从历史上看很多人容易把激进想象成暴力反抗的方式，包括原来看索绪尔，他就是完全的主张一种暴力工团的形式，现在这个激进有没有变化？

吴冠军：何为激进？自由主义者有一个前提就是，任何事情都可以妥协，我让一步你让一步，meet me halfway（和我在中间碰头）。而激进的人则是不愿意那么轻易地妥协，他们坚持对这样一个世界是需要不断地去批判的，一旦在这一点上可以退步、妥协，那就不激进了，这个就是形形色色的左翼区别于激进左翼的地方。在今天为同性恋抗争是左翼，为黑人抗争也是左翼，但激进左翼认为不够激进，为什么？因为基于认同基础上的批判，不可能是彻底的。很有意思的是，我身边有不少学者朋友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所以我变成女性主义者了。所以我蛮喜欢阿伦特这个学者，她是一个女性但并不可以标榜我的女性、并不在自己学问里刻意高擎女性主义旗帜，她完全跟男性一样来谈政治理论问题，并不是我是个女人，或者是黑人，我就跟你们不一样，我是Gay你们就要给我特殊的待遇。今天很多国家允许Gay可以结婚他们就很开心了，各种各样的东西要到后他们的先锋性和激进性就慢慢没有了。黑人也一样，一旦什么东西都有了，甚至比白人还多出各种细微的“特权”，他的斗志就会慢慢减弱，还斗个什么呢？甚至为保有自己的“特权”而进行右翼的斗争了。

齐泽克的说法是，我们每个人的核心其实不是一个实体的东西，不是我是黑人，我是白人，我是汉人，而是每个人内核都是空无，基于这个空无上面会有各种各样的装扮，装扮成黑人、白人、或者了贵族、精英。真正的激进批判，就是把这一层层皮扒下来，每个人最后都是这样一个空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是真正的平等。激进左翼所有的斗争不是基于那涂上去的一层层的皮，他们的斗争是基于我什么都不是的一个斗争，是基于一个最普遍性的东西上的斗争，正是因为基于空无的斗争，所以这一斗争没有止境，任何的“色”、“相”，任何的话语，都能够施以批判。左翼的伦理学就是，因为能够，所以必须。

我们看到前一代左翼很多是为特殊性抗争的，后现代主义或者叫后结构主义左翼，追求每个人的特殊性、多样性，但是齐泽克、朗西埃、巴迪欧等这一代是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一代。他们的激进就在于，不是为某种特殊性而抗争，所以他的抗争不是终结，而是一个永不停止的抗争。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政治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东西就在于它不是随时随地可以停止的，它没有一个终结点，正因为没办法规划出一个可以安顿所有人的大同社会，那我们就永远能够在现实秩序中找到各种各样的进一步的批判点，这就是基于普遍性的抗争。

搜狐文化：所以左翼的探讨会因为其本身的这种特点而较少谈政制，而比较关心政治吗？

吴冠军：有时候我做完讲座，总会有人说你分析的很精彩，但你能给出一个什么秩序来呢？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你们要什么呢？ 对此我的回答是，这不是左翼的任务。我不会对没有出来的东西凭空发言，或做预测。但是一旦社会又出来了某种新的制度性实践，那么就有东西可供我去分析，有东西摆在那里后就可以去做批判性的分析。所以左翼当然谈制度，没有具体东西怎么分析呢？他们分析的就是既有的制度。激进左翼的政治，就是politics of subtraction，做减法的政治，不断去减少不好的部分，减去被批判性的分析暴露在人们视野中的糟糕东西，而绝不是提出某种最好的秩序。我们不是上帝，不能犯哈耶克所说的理性的致命自负。哲学也是，不是去实定性地宣称哪些内容是真理，而是不断用苏格拉底式质疑去减去各种sophistic knowledge（诡辩性知识）、各种意见。所以我们必须要恪守这个立场，不能像20世纪左翼一样，老是以为自己有一两个想法，就像当年的王莽一样要整个天下搞。王莽全力推行上古贤王的最佳政制井田制，然而黄河流域根本不适合井田式的切成九块。我们当年也是这样，直接就想把共产主义从理念变成社会建制，马克思本人都没怎么正面阐述这种社会会采取怎样的制度，但是他提出过一个很重要的建议，那就是绝不能在一个很穷的地方来搞。   

我一直说邓小平是一个重要的人物，直到今天人们还是认为他是一个比较右派的资本主义代言者，但我把他理解为一个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马克思从来没有排除过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只可能在资本主义所激发的巨大生产力及其所带来的社会整体富裕基础上才能设想。而邓小平说我们先让这个国家富起来，只有在富起来的意义上才可以去设想，怎么来平等一点？他当时把建设目标定为小康，我觉得蛮好。60年代后期70年代已经穷的不行了，这个国家挖皮三尺都没有东西的时候，怎么去设想？再穷下去的话大家只有饿死，所以这样一个改革是很重要，用齐泽克的话说，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经的detour（绕道）。我很不同意今天一些学者的论点，比如说甘阳说我们要尽快离开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要亮出自己的道路模式，他把这条设想好的中国道路叫做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是最可怕的，因为你一旦把道路确定下来，那么别的尝试就是政治错误的了，别的道路就是伪道路了，任何对现实中诸种制度性实践的批评就都是恶意攻击。甘阳被不少评论者称为左翼，真是天大的误会。根据我前面给出的分析，邓小平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折不扣的左翼；提出离开邓小平时代的甘阳则是实实足足的右翼，他被认为是左翼，纯粹就肇因于当下中国的左右混淆——知识界首先把邓小平界定是右派，那么要求离开其主张的就是左派。

怎样去慢慢建立一个切合实际的制度？唯一方式是可以去尝试一些不同的元素和方式，小范围地进行实验，因为小的范围能被纠偏得也快，不断地批评，不断新的东西去成形。不要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方式，比如全部井田制，当这个方式不行的时候，要么就死活不肯去纠偏、死磕往下做，搞到鱼死网破南墙撞塌为止，要么就惨然面对整个国家几十年尽是无用功，痛苦地一夜回到解放前，国家治理的正当性遭到极大摧毁。要不要确定中国唯一的道路是什么样子？邓小平说不要说，说不清楚，你一说就没法发展，没法试错，没法批判。我们在深圳这么搞，在江浙那么搞，在东北或西北又是另外的搞法。其实美国就这样，美国每个州制度都很不一样，这才是繁荣的基础，美国总统大部分精力是对外的，对内他说话的权力是很小的，每个州的州长掌握大权力，让每个地方去尝试一些不同的方式，这样美国有活力，才能够往前走。所以，在实定性的向度上，绝不可硬归于一，只有一种道路。巴迪欧说的ontology of multiplicity（多样性的本体论），就是尝试在哲学层面上对这种基于“多”而非“一”的政治进行论证。

激进左翼不赞同大写的历史，是事件的历史观

搜狐文化：演进是根据经验一种不那么激烈的变革，而这也涉及到对历史进程的理解，那激进左翼的历史观是怎样的，如果是没有终结的批判，那怎么看待历史终结论？

吴冠军：历史终结的说法是一个黑格尔式的说法，我们称之为历史形而上学，包括马克思也有这个成分。这就是18世纪、19世纪的人，他们在自然、上帝这些绝对的大写之物之后，又找了一个History（历史），我们所有人都只是大写历史的代理人而已，滚滚车轮是往一个方向滚的，而我们是去推动他。

激进左翼不可能会赞同这种大写的历史，包括任何在背后的大写的力量，他们唯一说法是，这个世界会进一步地不同，但这个不同意味着，变好和变坏都有可能，各个方向都有可能。实际上，好与坏都是一个规范性坐标下的价值评判，实际上唯一确凿的就是会有进一步变化，没有一个人能阻止这个世界会继续变得不一样。甘阳和刘小枫一直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激进左翼完全拒绝这种说法，太阳底下永远会有新鲜事。

30年前我们不能想像ISIS这种东西，这是一个很新的一个东西，尽管它穿着很旧的外套。所以如果说历史观的话，激进左翼是事件的历史观，永远会有新的事件发生，重要的是，这个事件之后第二天我们该以怎样的方式来面对，这开启了后面的历史方向。比方说9.11以后小布什马上说这是恐怖主义，这是野蛮，这个调一经确立，便影响了一直到今天的历史主题。在事件之后，我们所有对它的话语、它们的领导权斗争，就真正决定了未来会有怎样的一个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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