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砸后50个月,李建利右边身体仍然不能活动,双腿只能慢慢走上100米,“砸日本车,那不都是中国人的血汗?”他说。

2016年11月9日下午,西安明城墙内的中心医院。老旧的住院部楼上,45号床的病人李建利,正拖着残疾的半边身子,在楼道里缓慢挪动着脚步。

自从2012年的9月15日下午,被一名叫蔡洋的“爱国青年”用摩托车U型锁砸穿了颅骨,今年55岁的李建利,已在同一间病房里度过了四年零两个月。

50个月,新的头皮长了上来,弥合了被用钛合金补上的头顶,但看起来还是坑坑洼洼的,稀疏的头发也掩盖不住。严重的后遗症夺走了李建利过去的强壮与灵活。经过两次开颅手术,他的右边身体,至今仍不能活动, 右手指合拢如“鸡爪”状,无法抓握。

每天六点,李建利在附近报时钟楼里传来的“东方红”乐曲声中醒来。妻子王菊玲照顾他洗漱,吃饭,再去康复室。每天,妻子要帮他做两、三个小时的康复训练:戴特制的手套,但只有偶尔能够成功,大多时候,戴不上手套,他沮丧到想哭。

如今,李建利能自己慢慢走上100米。他常在楼道里扶着墙移动,周围病人的情况都清楚。不久前,隔壁的“47床”死了,他心里难过了很久。另一张床上躺着一个在2008年汶川“512”地震中受重伤的年轻人。李建利和他们聊天,缓解心头的郁闷。大多数时候,他都关紧病房的门,仿佛这样就能把生死无常、病痛呻吟和药水味儿都关在外面。

但每天门都会被推开,护士会送来医药费单据。到11月9日这天,单子上的费用已达80万7168.97元。医院并没有直接催要医药费,据说“政府会管”。但政府代蔡洋赔偿的50万,3个月前才刚刚打到账上,药也从那个时候被停了。

病房的窗外总是灰蒙蒙的。李建利偷偷在水杯里养了三棵绿植,放阳台上,郁闷时会看一看。 “就这样熬着吧,”王菊玲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里。

下岗开出租,终于熬出了辆丰田卡罗拉

2012年9月15日,对李建利来说,是一生的“劫数”。在他看来,这一年一直“不太平”。

当年4月,中国和日本关于钓鱼岛的争端开始升级。7月,日本政府称要在年内将钓鱼岛国有化;8月,香港保钓人士在钓鱼岛登岛,被日本警方拘捕;9月10日,日本政府正式购买钓鱼岛……这一切,在中国的政府和民间,都激起强烈抗议。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报导,不断渲染的气氛,使得愈临近日本侵华战争开端81周年的9月18日,气氛愈加紧张。在北京、深圳等大城市,开始爆发反日游行。

即便如此,李建利从来没有想到,一直“很爱国”的他,会倒在“爱国青年”反日游行队伍的围攻之中,头骨被砸穿,他在完全昏迷之前的最后一个意识,是看到妻子掏出一张被血浸透了的人民币,递给送他到医院的出租车司机。司机拒绝了,吼着:救人要紧!

李建利是土生土长的西安市民。1961年出生,家在城墙内一条老巷,巷边都是上了年岁的国槐,平静安详。在李建利的记忆中,除了“文化大革命”、1989年六四运动那些特殊的时刻,这座城市一直是平静的,直到2012年的9月15日——这一天,内地有50多个城市发生反日游行,多地游行演化成骚乱,西安是其中最为激烈的一个城市。

“这是咱中国产的车,天津一汽的,不行你们看标志……”“以后我们不开日系车了,好吗,求求你们……”

这一年,李建利51岁。之前他是西安市莲湖区一家集体企业的工人,1993年前后,集体企业改制,还不满40岁的他和妻子“响应国家号召,为国分忧”,双双下岗。之后,他们几乎一无所有。

为了生存, 他和妻子开起了租车。他们凑了所有的钱,在1994年买了一辆白色“夏利”。 这个心灵手巧的男人,爱车,喜欢钻研,曾把一辆出租车的发动机拆下来,自己组装,他此后的命运,也似乎一直和车有关。

开出租车的那几年,为了省钱,夫妻俩不雇司机,丈夫夜班,妻子白班,风里来雨里去。1990年代的西安,治安不好,抢劫出租车司机的事情常常发生。李建利两口子都被劫过。王菊玲到现在还记得,一把冰凉的刀抵住自己的脖子,她把身上所有的钱都交了出来,最终逃过一劫。

就这样干了五六年,日子极为辛苦,但终于攒下了点钱。2000年前后,夫妻俩都不愿意再这么辛苦下去,就卖掉出租车,和4S店合作,帮人办理二手车的中介手续等。李建利对车熟悉,两口子人又勤快,利用过去的人脉,生意不错,一年能有10多万的收入,生活渐渐好了起来。

2011年,他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第一辆车。李建利精心挑选了一辆丰田卡罗拉,天津一汽产的,省油,实惠,他们很满意。和当年赚下第一桶金的夏利一样,这车是白色的,亮亮堂堂。夫妻俩商量着该给大儿子筹办婚事了,婚期就定在2012年底。

“这是咱中国产的车,不信你们看标志”

2012年夏天, 李建利夫妇帮儿子装修婚房,天天跑建材市场 。9月15日这天,装修基本完成了,他们去西安北郊的建材市场买灯。

一早出门,他们就听说当天有游行,但没太往心里去。李建利想,游行都在市中心,建材市场在城郊,另外,游行半天也就该结束了。买完灯,夫妻俩和儿子儿媳吃了午饭,开车回家。到了环城西路,离家也就两三公里的地方,却发现游行还没结束。

他们被包围了。

前面是辆五菱面包车,后面是辆“猎豹”,李建利夫妻俩的丰田卡罗拉在中间,白亮耀眼,三辆车的前后方都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很多都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拎着木棍、砖头等等。

李建利的车陷在人群中无法动弹,路中有隔离栅栏,他没法掉头,只好慌忙下车,给围拢在车旁边的人解释:这是咱中国产的车,天津一汽的,不行你们看标志……妻子也给那些年轻人忙不迭解释着:以后我们不开日系车了,好吗,求求你们……

哀求没用。有人开始砸车的挡风玻璃了。

4年后,李建利说:我被砸倒的路旁边,就是治安局的办公楼。

李建利拉住一个壮小伙(事后才知道他叫蔡洋),带他到车后边,专门让他看车的标志,可包围者们压根听不进去。李建利从一个砸车者(事后知道叫寻建奎)手里抢来一块砖,想着自卫。此时,看到蔡洋又要砸车,李建利拿起砖就拍了下去,一瞬间,蔡洋的头流血了,李建利心里立即就怕了,把砖扔到了地上。没想到,此时的蔡洋,抡起手里的U型锁,朝李建利头上砸了下来:一下、两下、三下、四下……李建利瘫倒在了车跟前,血混合着白色的脑浆从头顶喷了出来。

妻子王菊玲大哭着,尖利地呼叫着,周围的人全都在拍照。有摄像头拍下了这一幕。

有人帮助王菊玲,终于拦了一辆出租车,她拿了一大卷卫生纸,捂住丈夫的头顶,血汩汩地从她手缝中间冒着。车到环城西路北段内的玉祥门,执勤的交警见状,让警车开道把他们送到了医院。

到玉祥门之前,李建利夫妇一直没有见到警察。4年后,李建利说:我被砸倒的路旁边,就是治安局的办公楼。

“爱国”砸了李建利,洗劫了西安城

砸断了李建利人生的“915”,也让西安这座古城遭遇了一场以爱国为名的洗劫。当天在西安城区内的多条主干道上,都发生了打砸抢事件。

在南二环,一位年轻的母亲带孩子去公园时,被呼喊着反日口号的人们包围。她跪在地上哀求,也未能阻止心爱的车被砸 。在一些地方,有游行者翻过围墙,进入停车场,打砸、掀翻那些日系品牌的车辆。

在市中心的钟鼓楼,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 钟楼饭店内有两位日本客人受到围攻,武警出动保护日本客人,并和人群发生冲突。

在城市的其它地方,打砸抢的行为没有得到警方的有效制止。一位目击者在微博上直播他看到的情景:陕西省政府外的西华门附近,山葵、索尼店被一伙人砸毁,连门口的矮树都被拔起来扔在地上。另一位目击者播报:一位女士因为车被砸,急晕过去。外面有救护人员抬着担架进来,结果担架被没收,救护人员被打跑。一些人在路边搜寻身着日本品牌服饰和拿着日本品牌相机的人,一名外国游客的“尼康单反相机”被砸。一位大学男生,因为身穿川久保玲的针织衫,被人扒光了衣服,只剩一条内裤……

而在西起玉祥门的莲湖路,一伙人把一家已经关了门的4S店铁门撬开,店主跪在玻璃渣上哀求,因为一位回族老人出手相救,施暴者才悻悻离开……

“毕竟群众是表达爱国热情,这中间的度不好把握,”有不具名的西安警察在“9.15”之后这样对媒体表示。

下午4点多,李建利被送往医院时,暴力还没有停止。西安本地一家草根信息网站“在西安”(网站、微博、微信已在内地被封),于当天接到上千条目击者和受害者的信息。

9月15日当夜11点半,手术结束,李建利还在病房里和死神搏斗。

9月16日,西安本地的媒体无一字报导这场骚乱,但发布了 西安市公安局“坚决制止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的公告。警方开始控制事态,在西安城墙的各个城门口,派驻了武警把门 。城区内处于戒严状态。10月2日,蔡洋被捕。

10月8日,西安的两位市民——江雪和王天定,向西安警方提交了“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布有关“915”当天的公共信息。他们没有得到回应。

但警方没有否认,在“9.15”当天的西安,面对打砸抢的现场,面对骚乱的人群,他们基本保持了沉默。“毕竟群众是表达爱国热情,这中间的度不好把握,”有不具名的西安警察在“9.15”之后这样对媒体表示。

李家4天撤诉,警察驻守病房两年

李建利保住了性命,9月18日从重症监护转入普通病房。“915”事发后,舆论汹涌,10月11日,李建利的家人向西安莲湖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西安市公安局行政不作为,并索赔损失。

但仅4天,这场诉讼就被瓦解了。

王菊玲回忆,“915”之后那段时间,来了很多记者,警方开始应对各路试图进入医院采访的记者。“一直有警察在这里,白天晚上。他们也辛苦。晚上就睡在楼道上,”王菊玲说,有一次,来了一位记者,自称是韩国的。刚说两句话,就被警察请出去了。还有一次来了一位美国记者,但连门都没有进来。

10月14日到15日,警方与李家洽商了一天半,李家获得了6万多元的补偿——已支付的医疗费用,15日下午,在警方的陪同下,王菊玲去莲湖区法院要回了诉状。对此,李家的解释是,公安局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政府,“我们只好相信政府。”他们也为两个孩子担心,担心“和政府对着干没有好处”。

李家撤诉,警方并未撤离病房。按照王菊玲的说法,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两年,到2014年8、9月。人们也渐渐忘记了他们。

“就这样熬着吧,”王菊玲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里。

2013年11月,“915”发生一年后,蔡洋被法院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判决认定,由蔡洋赔偿李建利的医疗费等52万余元。但这显然无法实现。 蔡洋家在河南农村,在西安打工,本身就极贫穷, 根本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钱来。

警方承诺政府可以代蔡洋完成这个赔偿——这也说服了李建利家人撤诉。但直到2016年8月,这个承诺才得到履行。不久前,莲湖区法院将50万元打到了李建利家的账上。

王菊玲说,从8月份拿到“补偿”开始,医院里的药也停了。如今,他们想回家,但又不敢轻易出院。李建利失去了工作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需要人终身照顾。她也担心他发生其它的并发症。出了院,将来的日子,漫长得让人发愁。但是老在医院里,也不是个滋味。

“砸日本车,烧日本货,那不都是中国人的血汗?”

在蔡洋被判刑之前,2013年7月,西安的四个区级法院,宣判了9起关于“915”打砸的案件。其中打砸了4辆日系车的一名被告人王刚,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10个月。另外有11人被分别判刑。但大多数参与打砸者,已很难得到追惩。

四年过去了,“915”带给城市和人的伤痛还在继续。文化程度是高中毕业的李建利,之前很少关注日本。2012年9月15日之后,他开始关注和日本有关的新闻。“我在电视上看到,很多人去买日本马桶盖,结果还是中国产的。”

“我们这代人经历过文革。我就担心呢,哪天暴徒闯到家里了怎么办?”

他有时想,中国人真是“极端得很,也狭隘得很”。“砸日本车,烧日本货,那不都是中国人的血汗?日本没有一点损失。”但同时他觉得,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去日本了,毕竟,招来这么大的灾难,还是和日本有关。

李建利的弟弟在医院上班,每天来看哥哥。他是个爽朗的中年人:“我不恨日本人,都是人啊。可我现在也不会买日货了。”弟弟把电视换成了“康佳”,空调也用“美的”。“我们这代人经历过文革。我就担心呢,哪天暴徒闯到家里了怎么办?”前一阵子,定居在日本的表妹要给他一辆自行车,明明知道质量好,他也没敢要,“怕惹祸”。

52岁的王菊玲,学历是初中肄业。在医院的日子让她郁郁寡欢。这4年里,除了两个儿子都结了婚,抱了孙孙,王菊玲没有什么高兴的事情。“反正我还是恨日本人。他们不抢钓鱼岛,不就没这回事了?”和很多她这个年龄段的人一样,她的信息来源是看看微信朋友圈,发一些养生的东西。也看看电视,看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