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问谁还未发声，都舍我其谁卫我城，天生有权还有心可作主，谁要认命噤声。 —「问谁未发声」
白纸运动的爆发是偶然与必然，三年来的封锁国境，一年来严苛动态清零造成的灾难，众多城市无休止的封城。到贵州深夜翻车的转运巴士、二十大前的四通桥勇士、乌鲁木齐的大火与全国小区门前此即彼伏的抗议封控，最终在乌鲁木齐全城的抗议、南京传媒学院的示威中，在更多的城市与大学中爆发。
对于我自己，2022年11月26日的周末本不过是封城后普通的一个休息日。想要乘坐公共交通、进入公司都需要每72小时或48小时进行一次核酸检测，但这座城市的公共生活已然在一点点的恢复，这个周末是“丹麦电影大师展”，周六的下午，和朋友一起去了美琪大戏院去看《玛格丽塔夫人的第四次婚姻》，美琪没有大光明电影院常常举办电影展的经验，那天开场前门前等待换票进场的观众足足排了上百米的队伍，颇似刚刚解封时等待核酸的队列，令人印象深刻。电影结束，与朋友吃过晚餐，街上散步，挥手告别上地铁，再平常不过的上海周末。
深夜大概十一点，看见朋友在微信群中发来了乌鲁木齐中路上的纪念活动，人们围绕在路牌下点燃蜡烛默默悼念，一切都是如此的平和，警察也没有更多的阻拦。那时还没有关注Twitter上的“李老师不是你老师”这一在白纸运动中发挥极大作用的媒体。我住在郊区，深夜地铁已经停运，也就没有了去一趟乌中路的念头，早早睡下。直到第二天早上醒来，才知道前一晚又发生了什么，与警方的对峙、人们喊出了四通桥的口号“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谎言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乃至人人皆知而不敢言的“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振聋发聩。
种种原因，我直到周日也就是27日的傍晚才前往。出发前，我一直想着已经去世的外公曾经告诫我的，不要参加社会运动，即便参加，也不要走到最前面，送饭递水就好。他经历过文革和六四，我理解他的话，但我觉得，我不能仅仅坐在家里。搭上地铁去往常熟路站，已经有朋友抵达在地铁站旁等我，静安寺站，列车车门关闭缓缓向前滑动，下一站便是常熟路。我靠在门旁看向向后滑动的站台上的一切，忽然想起反送中运动中太子站的那一夜，示威者被警察喷射的喷雾在座椅与车门见的角落里缩成一团动弹不得，我会否成为他们之一？一个小时后的晚上八点钟，常熟路站封站。
从常熟路站7号口走上地面，人们已经在五原路与常熟路的交叉口聚集起来，与守在路口的警察对峙，五原路向西通往乌鲁木齐中路。抵达后起初人们和警察还相对平静，只有其中的部分人们一手高举着白纸，渐渐，人们喊出“放人”的口号，这也是第二天人们继续走上街头除停止动态清零外最重要的目的。继而，四通桥的口号被喊出来，不要…要…、不做…做…，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公共空间中如此大声的喊出自己内心所想，期间也有人试图带领着大家喊出“习近平下台”，但大家应该还是带着与我相似的极大恐惧走上街头，而回应者寥寥。我没有胆量拿起白纸，许多拿着白纸的人、带领喊口号的人都是女性，她们非常勇敢。常熟路算是租界中繁忙的马路之一，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们拥挤在路口，常熟路的交通一度被迫停滞，车上的人们拿起手机记录下发生的一幕，许多车鸣笛，我理解是一种声援。
随后，五原路中涌出更多的警察，驱赶聚集在路口的示威者离开，人们被迫沿着常熟路向南北两侧渐渐散开，由于距离着警察较远，我无从得知是否有示威者在其中被捕。这也是第一次参加社会运动最为直观的感受，无法如看维基百科或Youtube纪录片一样在事后如上帝视角般知晓运动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哪里是安全或危险的，其中的人们只能随着自己的脚步，看见自己能看见的一部分，而同时发生的其他事情，则完全无法在当时得知。
被从五原路口驱离后，我和朋友们绕着乌鲁木齐中路，沿长乐路、华山路、武康路到复兴西路走了一圈，试图找到能距离乌鲁木齐中路更近一些的地方，果然不出所料，所有能进入乌鲁木齐中路的路口都有警察的把守，只有其中的居民可以进入。其中一些时候，我和朋友们骑上共享单车，以假装自己是路过的“无辜百姓”，以在心中略微的提高一些安全感。走在武康路时，这一条昔日法租界最为网红的马路上，不时可以见到其他示威者留下的印迹，靠在墙角上的鲜花，电话亭中张贴着微信文章被删除后显示的红底感叹号，我们并不孤单。
最后，来到乌鲁木齐中-南路、复兴中-西路与淮海中路交叉口的三角形绿地旁，其中坐落着聂耳铜像。走到这里前，已经在Twitter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推文中得知这里已经被信号屏蔽，抵达时也确实如此，在运动中失去网络是一件令人害怕的事情，我和朋友们没有进入绿地，只在街道对面看着没有灯光的绿地，后来才得知，那一晚在聂耳铜像旁曾有警察肆意使用暴力追捕示威者。从铜像旁离开，在天平路的朋友家躲避了一阵直到接近午夜，打车经过乌鲁木齐中路附近时，仍能看见街上的警车不时闪过。
随着翌日工作日与寒流到来，警方亦在重要的地铁站、人流密集地点随机检查手机以恐吓任何可能发生的再一次聚集示威，白纸运动亦就此匆匆结束。但出乎每一位无论是在大城市还是学校中的白纸、反动态清零政策的示威者所料，改变动态清零的政策到来是如此的迅速，短短十天后便从世界最为严苛的动态清零进入到公共卫生层面的无政府状态，他们所谓的“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只不过是修辞学上的玩笑罢了。
我深觉自己无比幸运，在运动发生的当下与之后没有被警方抓捕、没有收到传唤的电话，但仍会陷入与香港的抗争者相似的心境中，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我如此幸运？我仍然能够体会到收到来自警方电话时的恐惧，白纸运动几个月后、上海封城的一周年前，我在微信群中看见有群友转发的T-shirt购买链接，衣服上写着“2022 Shanghai Lockdown Survivor”，出于对封城的纪念，我和许多群友都购买了这件衣服。几天后的清晨打开手机，忽然间发现同样购买衣服的群友、在凌晨三点因为这件衣服而被警察上门带去讯问，而我的手机里也有两个相同的陌生未接来电。我意识到了接下来会在我身上发生什么，匆匆删掉了手机中“敏感”的软件，VPN、Twitter、Youtube、Instagram、Telegram，退出了一些相对会讨论敏感议题的微信群。上班的路上，再一次收到了这个陌生号码的来电，果然是辖区的警察局，问我是否知道衣服的事情，如何得知衣服而购买，以及要求我把衣服上交，搪塞过其他的问题，以及幸好衣服还只在快递站没有取，警察说由他们直接去快递站取走即可，无需我去再与他们见面。但即将面对极权的恐惧是真切的体会到，我无法想象被警察讯问“喝茶”、如北京白纸运动参与者曹芷馨们被羁押监禁、如人权律师和记者因言获罪而判刑，是会何等的恐惧。
如果说这一次的白纸运动的发生从反送中运动中汲取了什么样的启发，那也许是「Be Water」「無大台」；或许另一种层面也是在中国公民运动的一种被迫无奈。但凡在运动开始前有任何的事先宣传，任何人为组织的中心，只会令政府警方事先察觉，从而极高的提升计划发生地的警戒，从而令行动失败，白纸运动之所以发生也正是得益于人们的自发性与无中心性。27日，上海也并非没有有组织性的示威存在，在淮海新天地附近便有人事先在网络上发出海报，在下午集合云云，但如前所说，早已有警察守候。我的两位朋友即因在附近停留而被警察带走讯问，警察的目的也非常好笑，并不是对抗议本身而是对其背后的组织者、是否有境外势力的存在进行讯问，当然并没有，朋友也在被检查手机和讯问几小时后被释放出来。
我非常喜欢端传媒在白纸运动后的一篇报道《从负到零的中国抗议：如果转折点没有来，是因为现在才是开始》。六四之后的三十年来，特别是习近平执政后的十几年来，公民运动毋需赘言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最为讳莫如深的事情，人人避之不谈，作为在这个国家生活的人，我完全不认为人们是出于懦弱，而是对于强大国家机器能力的恐惧。新闻联播这边风景独好后十分钟的世界水深火热，常常是世界各国此即彼伏的抗议示威游行，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在官方媒体的报道中成了“香港暴徒”。
作为白纸运动在上海的参与者，我想那夜街头的每个人都是人生第一次走在中国的街头去表达自己心中的意见，但方法又是如此的笨拙，许多次甚至口号都到了有上句接不上下句的尴尬境地。更不要提抗争者见的相互沟通、相互不信任、如何合理对抗警方的行动、如何在被抓捕后合理保护自己的权益等等问题。但大家都需要学习不是么，香港从反对23条、占领中环，才有了反送中运动中的近乎三分之一香港人口的人们走上街头；台湾则从二二八之后一次次的政府与抗争者对抗，中坜事件桥头事件郑南榕的自焚，才有了之后的党外运动美丽岛事件，乃至最终李登辉时代的民主化。中国作为更大的国家，自然有着更长的路要去走，每一次的尝试，都不会磨灭，而会被在今后更多的运动中学习与传承。
六四一代的参与者大多透过其后的黄雀行动前往海外，距今已经三十多年。自然无法否认他们当年作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但不可磨灭年龄的增长与和中国实际状况的脱离，令其中的很多人只能一味的重复“反共”与“民主化”而脱离年轻人们更多元的追求，例如女权与平权议题，或是在白纸运动中被人们喊出来的“电影自由”。王丹在今年六四陷入性侵的指控，与纽约开始的女权开放麦，不啻为一对两个世代间的对照，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更是离不开年轻世代的努力。
白纸运动只是刚刚开始，2023年对于李克强逝世的纪念、万圣节上海的游行、乃至高中生大学生对于自身权益的追求，虽然更加温和，但无不是对于白纸运动的延续，对于自身诉求的表达，我想对于自身不公的抗议与争取，对于身边事的重视恰恰是社会运动的开始。相信会有一天，中国的、香港的、新疆的、西藏的人们都可以自由的走上街头，如台湾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年轻人一样，可以自由的表达，可以安全的进行一场太阳花革命。我深信这一天会到来。
关于白纸运动与一年来的动态清零与反动态清零的历史，播客“翻转电台”主理人李厚辰写了一本《疫年纪事》以记录，并鞭辟入里的对其中疫情治理的制度逻辑进行分析，希望你有时间可以去读一下。书可以在zlib搜索“李厚辰”获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