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晚上，亚洲杯预选赛中国队将于韩国队在长沙进行一场比赛。本来这只是一场稀松平常的比赛，历史上中韩两国也交锋过数十次，韩国国家足球队令中国球迷羡慕嫉妒恨，恨中国队不争气，屡屡逢韩必败，以至于恐韩成疾。
可是，今天的比赛却令主办城市如临大敌。据说可容纳5.5万人的长沙贺龙体育场只售卖3万多张票，因为要在现场出动近1万名警力来维持秩序，也就是差不多1名警察“盯防”3名球迷。而且，根据长沙市公安局与长沙市赛事组委会安保部发布的通告，球迷买票实行严格的实名制 ，凭票、证、人一致，至少提前一小时排队接受逐人的安检入场。
一场普通的足球比赛之所以会变得如此神经兮兮，与近段时间别有用心地煽动抵制韩国的所谓“爱国”运动有关。关于这次抵制韩国，特别是抵制韩企的荒唐之前已经撰文评析过，此处不论。这里要说的是，尽管现场如临大敌，布置万名警察来维持秩序；而且采取史上最为严格的看球安检措施，遮蔽掉背景，还以为是在贝鲁特举行的足球赛，但是，在有央视某主持人的煽动下，中国队的球迷从今天凌晨2点开始，每隔10分钟就在韩国队下榻的酒店外面燃放鞭炮进行袭扰。
记得30多年前，球王贝利曾经参演过一部足球影片，《胜利大逃亡》。纳粹德国的国家队与盟军战俘组建的足球队进行了一场比赛，最终盟军的战俘队获得了胜利，并趁机实现了英雄般的大逃亡。即使是战争的双方，足球比赛也要超越政治的分歧，裁判在场上吹了明显的偏哨，但纳粹国家队仍然会尊重规则，尊重对手，所以他们面对身为囚犯的战俘队输掉了比赛。
估计长沙今晚的比赛其场面的戒备森严，不会输给《胜利大逃亡》中纳粹德国国家队与盟军战俘队的那场比赛。而央视某主持人和部分中国球迷采取半夜放鞭炮袭扰韩国队的下三滥做派，连纳粹德国的鬼子恐怕也做不出来。
假爱国的名义耍流氓，基本能上是一个失范社会必然出现的痼疾。英国作家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有一句脍炙人口的警句，“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以此来表达一名真正的爱国者对那些假爱国之名的流氓的愤慨。那些在前些日子高调抵制韩国企业的所谓“爱国人士”，不折不扣就是假爱国之名的流氓。
特别是像下面这所学校，组织小学生公开集体抵制韩国企业，这样的教师虽然道貌岸然，也是不折不扣的流氓。
还有某微信公众号，无中生有挑拨苹果产品与藏独有关。而事实上，这款标注有[Product]Red，带有公益性质的产品，会拨出部分收益捐赠给the Global Funding，一个慈善基金组织，后者曾经资助中国疾控系统进行艾滋病防疫超过三年。只是因为[Product]Red官方Instagram账号在去年7月7日发过一条祝贺十四世达赖喇嘛生日快乐的讯息。
问题是，在中国语境下面，达赖喇嘛是被反对和抵制的“分裂分子”，但他在国际语境下面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高僧大德。一个前U2乐队主唱Bono发起的公益组织，粉达赖，与中国的明星粉王林大师，或者粉一众真真假假的朝阳仁波切有什么分别？他们粉的又不是达赖“分裂”中国的政治诉求，而是认为他是一个仁波切。苹果公司不过是与[Product]Red进行公益合作，借助的是其在公益活动中的平台和口碑，与这个组织的一些人粉达赖毫无关系。仅仅因为这就要试图挑唆国内民意抵制苹果“中国红”手机，无论其用意还是做派，不折不扣唯恐天下不乱的流氓嘴脸。如果要照这个逻辑，从1元到100元人民币钞票上印的那个人还曾经与达赖握过手，要不要连人民币一并抵制了？
爱国是一种源自人性的朴实的情感，来源与我们对家乡、故土的眷念，它无所谓高尚，也无所谓卑劣。但是，爱国是流氓最容易玩弄的头套，只要假“爱国”的名义，那些蝇营狗苟的勾当也似乎理直气壮，不容批评。一个假“爱国”名义，挑唆消费者抵制某商品，背后的利益链条绝没有那么简单。
萨缪尔·约翰逊的好友，传记作家包斯威尔（James Boswell）在《约翰逊传》中，写道：
[He] was at all times indignant against that false patriotism, that pretended love of freedom, that unruly restlessness,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stable authority of any good government.
（他无时无刻不在愤慨地反对那种虚伪的爱国主义，那种假装的自由之爱，那种混乱的躁动，那种与良政的稳定权力相冲突的情感。）
实际上，萨缪尔·约翰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爱国者。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爱国者，必须与那些假爱国名义损害国家的流氓划清界限。约翰逊认为虚伪的对自由的追求只会破坏稳定的政制，为国家徒增混乱。他在这个意义上说，“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
在我的理解里，与流氓为伍的爱国是可耻的，无论是因为无知，软弱或者虚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