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老外往那儿一站，那就变了，就不是某个偏远山区的房子，而是未来国际化的城市。”

2012 年，来自美国迈阿密的大卫·博伦斯坦在成都九眼桥附近闲逛，一对经纪人走上前问他是否有什么才艺，并表示有活动想邀请他参加。这是大卫到成都的第二年，但这样的邀请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这一次出于好奇，他决定试试。

没过多久，大卫就被邀请在一场房产开业典礼上演奏黑管，而他此前从没接触过黑管，只能依样画葫芦，在台上和他一起表演的还有几个外国人，只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白人。

演出结束后，他们被领进一间正在举行论坛的宴会厅，打扮庄重的主持人正在介绍即将上台的建筑大师，这位大师设计了这一地产项目，毫无意外，他也是白人。事后大卫和大师在聊天中发现，两人几乎有着同样的经历——在路上被发现，被雇来扮演一个指定角色。

就这样，本来作为富布莱特学者 (Fulbright Scholar) 到四川做人类学研究的大卫进入了这个被称为“白猴子表演”的行业（富布莱特项目创建于 1946 年，是中美两国政府间重要的教育交流项目）。事实上，对于 2010 年前后来中国的外国人来说，“白猴子”这个词再熟悉不过了，这时常是他们和其他旅居中国的外籍人士的破冰对话，而这也成了大卫博士研究项目的一部分。

房地产开业典礼上，“乐队”正在演奏，大卫在最左

在做“白猴子”的两年多时间里，大卫去了中国 50 多个城市，贵州、西安、甘肃、成都、重庆等以及其下面的卫星城，一边做研究，一边拍摄了大量素材。2016 年年底，一部名为《梦想帝国》（Dream Empire）的纪录片在 IDFA 电影节上首映，拍摄者正是大卫。

《梦想帝国》主要讲述了一位移民工 yana 2010 年在重庆建立了当地最大的外国人租赁公司，她的生意很简单——“只要老外往那儿一站，那就变了，就不是某个偏远山区房地产修的房子，那就是未来国际化的城市。” yana 在纪录片开头略带戏谑口吻地说道。2010 年，正是中国房地产急速发展的时候。

yana 口中的偏远山区

yana 口中的“国际化”城市都带点乌托邦的色彩——你从楼盘名字就能看出来，常出现的关键词是“天堂”，“欧式”，“皇家”，“尊爵”，“维也纳”……大卫对此的评价是：“这是 21 世纪我看到过最戏剧化的事情。”

大卫认为，他镜头下的“白猴子”是这一巨变中不能忽视的力量，他们被诠释成“国际化，都市建设和西方优质生活”的鲜活代表。

从事这个工作似乎很容易，大多数时候，“白猴子”需要扮演某个角色，有时候唱一首歌就是 1000-1500 元。大卫曾在成都遇到一位法国背包客，他在成都待了五年，1 个月里只需要扮演 4 次贝斯手，而剩余时间他用赚来的钱参加贝斯课程，如今这个法国人在巴黎成了一名职业的音乐家。

另一位“白猴子”的轨迹似乎可以充分说明这个行当的变化：他从事这个职业已经二十几年，25 年前在台湾，15 年前在北京和上海，2000 年代中期在成都，他选择了在每个城市正在变得国际化的那段时间，赚上一笔再转战另一座城市。

“白猴子”最经常抱怨的仅仅是每次“商演” 5-6 个小时的路程——那时候，经常有大巴车上载着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从成都开往达州、南充等地方参加活动。房地产行业的热度已经一点点在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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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是有自己的名号的“白猴子”。他是“享誉世界的黑管演奏家大卫·博伦斯坦”，属于“美国著名乐队旅行者”，乐队名字就叫 The Travelers，倒是对大卫真实身份的一种写照。做事周全的租赁公司还特别为大卫拍摄了一组职业照片，他拿着黑管，穿着高领绒衣和粗花呢的西装，“很荒谬，很愚蠢” ，大卫说。

大卫的职业照

但角色并不仅仅固定在音乐家这一种上，开发商需要什么，大卫就变成什么。

有一次，西安一家房地产开发商希望他扮演美国领事馆的官员，大卫需要在开业典礼上表示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很支持这一开发项目。开发商甚至打算为大卫准备一张“领馆证件照”，不过因为各种原因，这件事并没有成功。在大卫事后的回忆里，他把这个经历定义为“最危险的一次”。

总的来说，大卫的“演艺生涯”还算顺利，他所扮演的任何一个角色都没有受到丝毫质疑，这事听起来可能有点让人匪夷所思，毕竟他不是好莱坞的专业演员。不排除中国观众看到了糟糕的表演，但出于礼貌不愿意冒犯的可能性，但大卫认为更有可能是“象征符号”在作祟，白人表演者/致辞者通常在政府官员和房地产开放商演讲完后上台，“我们站在有权有势的人身边，他们代表了权威，所以我们也跟着受益，所以大家质疑的很少。”

2012 中国乡村之夜现场

这种省事又百分之百成功的例子让白人很快成了租赁公司的抢手货，大卫认识的外国人代理公司会派人到夜店和酒吧里寻找合适的外国人，他们有一套粗暴的评判标准——只看长相。

这样的事件屡屡发生，一位专业的萨克斯演奏者找不到任何表演工作，只因为他是韩裔美国人。最能清晰反应这条种族鄙视链的就是酬劳了，在采访了众多表演者后，大卫发现蓝眼睛、金头发的人酬劳最高，而黑人或是皮肤更深的人要少三分之二，“完全看长相和人种”。

白人和白人之间甚至也有“鄙视链”，大卫有一位在美国做乡村音乐歌手的朋友来成都拜访，刚好遇到了一个名为“乡村之夜”的主题活动，大卫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有一次真正的音乐表演了。但最后活动策划人并不喜欢大卫朋友的长相，而选择了一位完全不会唱歌，但长得不错的白人女士，“不管你有没有天赋，你只要长得像西方人（好看的）样子，就可以。”

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了这门生意的精髓，大概可以借用大卫学会的一句四川话。这也是他最熟练、最地道的一句：“我是美国人，看啥子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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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遇见 yana 是在成都的外国人租赁市场逐渐饱和的那一年，yana 准备在重庆开一家白人租赁公司，yana 是大卫电影的主角，这位来自新疆的姑娘为了做这门生意，自学英语，还得花力气对付这帮自诩清高的白人，他们的清高来源于对比同类的优越感，“你们在那边那么辛苦，我在这儿我什么也不做，也过得很舒服，也可以赚这么多钱。”

yana 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意只是“城市形象建设”产业的一部分，顾名思义，就是城市彼此竞争，通过各种宣传手段打造城市形象。

yana 曾经揽下了重庆小镇上一项“国际水上运动赛事”的活，小镇想通过水上运动发展当地的旅游业，按照当时“白人多就等于国际化”的逻辑，这事就变得很容易。

yana 租了一辆大巴车，载着 30 个外国人包括大卫在内来到小镇，举办了一场堪比奥林匹克式的开场仪式，“国际运动员们”手握着各自国家的国旗，依次进场，而一旁的官员正大声读着手中的演讲稿：“这是我市运动史上无比骄傲的一天…”

大卫还记得当时台下观众的脸庞，他们大多是当地的村民。

电影中的主角 yana

诸如此类和政府以及房地产商合作的活动占了 yana 当时的大部分生意，你会想当然以为利润不薄，但竞争显然比 yana 想象得激烈，规则就如同演艺圈一样，房地产公司有需求首先联系活动策划公司，策划公司再找租赁公司，最后谁能“竞标”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脉。就算自己推荐的白人被选上，利润层层分摊下来，也并没有 yana 想得那么丰厚。她强撑着这个生意，一直到 2014 年房价大跌，yana 在重庆的公司几乎倒闭，这是她的个人力量再也无法扭转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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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白猴子”租赁市场依然存在，只是游戏规则变得更残酷。

大街上的搭讪形式不常见了。租赁公司会在 YouTube 上锁定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外籍人士，将他们送到中国，一落地就没收护照，并且签下长期的劳动合同。这样一来，无论是哪一方得到的利益都越来越少了。

“ 2009-2012 年是黄金时期，每个人都在赚钱。2014 年后一切都变了，以前是白人掌控租赁公司，现在都反过来了。”大卫说。

而“白猴子”也出现在了更广泛的行业，房地产不再是金饭碗，例如你经常在高速公路或是机场里看到广告牌上的白人脸孔，他们特别符合人们对行业专家/职业人士的想象，但也只是想象。实际上，大卫此前合作的租赁公司有小部分生意就来源于这类商业广告，这些白人很多是在中国教英语的外籍教师，或者是和大卫一样在路上被“星探们”发现的素人。

至于 yana 创立的公司，已经转让给了合作伙伴 Jimmy，Jimmy 仍然在经营租赁事务，过去80-90% 的客户都是房地产商，现在只有不到 50%，剩下的都是时尚走秀之类的生意。

每次回到美国，大卫都很享受和朋友们分享这段经历，“每次都会把他们吓一跳，他们完全无法理解，觉得这太疯狂了。”

大卫明白，要真正了解白猴子生意，必须知道背后的文化、政治、官方言论、对 GDP 增长的着迷等等，这也是他着手拍摄《梦想帝国》的原因。

也许是巧合，电影的首映刚好在美国大选结束后 2 周，引发的讨论也大多围绕着中国的白猴子现象能给美国带来什么借鉴意义，而被强调最多的是“后真相”——雄辩胜于事实，人们把情感和感觉放在首位，证据和事实次要。

“中国的官员/商人让人们相信城市正在快速发展的假象，” 大卫说，而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们到底是如何生活在这种幻想的世界里，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只有在这个时候，大卫才回到了他的博士身份和研究方向——意识形态如何在社会里被广泛传播。“我们生活在网络这个终极泡沫里，”大卫说，他决定在未来一年导演一部名为“网络颠覆民主”的 8 集电视连续剧，讲述数字化的文化、网络如何给民主制造了难题。

而在中国的经历让大卫看到了社会的潜能，社会可以调动如此庞大的力量快速发展房地产，但结果却不尽人意，大卫时常想：“为什么我们要把时间花在建立‘空城’上？如果能把同样的能量放在治疗癌症或是拯救环境上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电影中的“空城”

无可否认，大卫曾经是这一计划的一部分，他也参与建造了“空城”，很难摆脱负罪感。起初筹备电影的时候，他想把电影放映给中国的观众看，以此来赎回自己的罪过。

但他很可能没有这个机会了。他遇到的中国制片人对他说，现在这部电影“绝对跨线”，没人愿意为他引进了。

“你们是第一个采访我的中国媒体，” 他显得有几分兴奋，同时也有几分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