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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竹林子
2009年被迫出走美国的“中国防艾第一人”高耀洁博士；图／David Cowhig
村支书老罗与城里私人的采血站联系，率先在村里办起了采血点，雇人直接到田间地头找村民采血。一时间，周围几个村子的卖血者纷纷涌来，还有外地人在村里租房子住下，以卖血为生。
自述
上世纪90年代，我曾追踪采访过一些做着发财梦、涌入采血卖血狂潮的农民。并与地方电视台记者策划，以《血潮》为题制作一系列节目，但很快就因受到方方面面的善意提醒和恶意威胁而作罢。
血潮过去很多年了，艾滋病开始在这些村庄疯狂蔓延。
为新生儿子买一辆童车
初次接触卖血者，是1993年春天的一个下午。
我从县城乘坐班车去市里，在汽车站遇到一群青年男女，拥挤着登上我乘坐的班车。人群中有位身穿碎花棉袄的年轻女子，苍白的胖脸上直冒虚汗，呲着黄牙根露出憨厚的笑容。年轻女子抹一把满脸的汗水，咧嘴冲我笑一下，在我身旁的空位置上落座，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儿。
那群男女刚卖完血，却像被打了鸡血一样的兴奋，坐在车上七嘴八舌乱嚷嚷，话题无非都是，钱挣得太容易。他们喊我身旁的女子叫小丽。
我犹豫了良久，小声和她搭话：“看你这穿戴打扮，也不像贫穷人家，咋会去卖血呢？”
小丽又是一脸憨厚的笑，“俺儿子才满月，想买一辆童车，不好意思向婆婆伸手要钱，就自个跑出来，多少挣一点。”
闲聊中了解到，小丽居住的村子，位于县城西北部最边远的地方，至今还没通公路。我曾跟随民政局的救灾工作队去过那里，村里参差不齐的土坯草房依岗坡而建，冬天刮起风来满地黄沙飞扬，麦苗黄巴巴的浇不上水，多被旱死。
那时候，乡下刚兴起一股子卖血热潮，有如现在的打工潮一般，年轻人结伙涌入城市的采血站，企图依靠卖血走出一条致富路。
卖血的农民还自编这样两句顺口溜：“胳膊一伸一蜷，挣了50大元。”“去了一群人，开回一辆新四轮。”
当时的50元钱，可折抵如今的500元，甚至更多。于是，村里常有整个家庭，从父母到儿女，都做起了卖血发财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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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在县城挂牌从事文稿撰写和业余法律服务。有一天，小丽所在村子的一个农民找我写上访材料，我这才知道小丽后来的遭遇。
有了第一次卖血的经历，小丽就再也刹不住了，拿村人的话说，“谁嫌钱压手啊？”
后来，采血点从城里搬进了农村，小丽还是隔三差五去卖血，用挣来的钱给襁褓里的儿子买奶粉吃。
几个月后，小丽偶感咽部疼痛，还发低烧。村医诊断为感冒，开了几片西药。没多久，小丽身上起了一层小红点，奇痒难禁。村医怀疑是服药过敏，让小丽到医院检查过敏源。检验结果令人吃惊，小丽很快就被防疫部门确诊为艾滋病毒感染者。
开始，小丽的丈夫还在医院陪伴，此后借故家里农活忙，便一去不返。
一家人对艾滋病畏之如虎，谁也不愿意接触她，生怕沾染上病毒。小丽出院回到家里，婆婆把孩子藏起来不让她见。昔日温情的丈夫，板着脸跟她闹离婚，借故将她赶回娘家，从此连门都不让她进了。
小丽回了娘家，嫂子整天指桑骂槐，吵闹得她无处安身。
村人说，小丽愤而离家出走，至今不知去向。
马老汉的孤独守望
我战友妻子的娘家在县西沙区，那里曾是闻名全国的艾滋病高发村。根据资料统计，全村1486人，有161人是因卖血被感染上艾滋病毒的。
马老汉的故事是战友讲给我的。
马老汉有3个儿子，盖房子娶媳妇，几乎耗干了马老汉所有家底，生活条件在村里算差的。3个儿子成家后，各门另户过日子，靠土里刨食，勉强解决温饱。
1995年，村里办起了采血点，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像赶集似的，黑压压的人群拧成绳往一个空院子里扎。采血点的工作人员临时往地上泼洒几桶水，将浮尘压一压，便开始工作。按照卖血者的血型分类，每一种血型的人共用一个针头抽血，然后注入不锈钢桶内，如同卖小磨油那样，依靠震动血桶沉淀血浆，让血清浮在表层以便提取。
采血者告诉村民，血清是最值钱的东西，可以提取蛋白，制成干细胞，供危重病人和免疫力低下者临床应用。在血浆贮存过剩的时候，采血点会以提取血清为主，将沉淀的红细胞再用针管按血型分类，重新注入卖血者的体内。
马老汉的大儿子和儿媳双双挤进了卖血的队伍，卖一次血两口子能挣100元钱，他们幻想着用这些钱购买砖瓦木料，将草屋翻修成宽敞的新瓦房。
马老汉的二儿子家境也不富裕，见大哥两口子去卖血，也跟着去了采血站，抽一棒血得来的钱，远比辛苦种庄稼来得容易。
马老汉的三儿子刚做起了卖三角带的生意，家庭并不贫困。可他经受不住两个哥哥挣钱的诱惑，瞒着妻子偷偷跑到采血站卖了一棒血。妻子知道后，跟他大吵大闹，并以离婚相威胁。
然而，为时已晚。马家老三就卖了一次血，就被感染上了艾滋病毒。随后，马老汉的大儿子和大儿媳，以及二儿子，都相继发病被检查出了艾滋病。
马老汉的大儿媳身体每况愈下，持续不断的发烧折磨得她骨瘦如柴，浑身长满如癞蛤蟆皮一般的疙瘩，被指甲抓挠的直冒黄水，结痂后像蛇蜕皮，看一眼令人作呕。没多久，大儿媳就死了，自此，大儿子在村民眼里成为人们远而避之的“瘟神”。
不堪受人歧视，大儿子连夜带着年幼的孩子悄悄离开了村子，至今下落不明。
马老汉的二儿子和三儿子也在病痛的折磨中先后死去，那白发人送黑发人，老伴受不了如此打击，撇下马老汉撒手人寰。
死人的事情接连发生，旧坟土未干，又添新坟包。死亡的气氛笼罩着村子，二儿媳和三儿媳为了躲避瘟疫，各自带着孩子远走高飞。昔日热热闹闹的大家庭，就剩下马老汉一个孤老头，整天守着儿子留下的破房子不肯搬离。女儿无奈，只得将老院子即将倒塌的破屋拆除，给老人家盖了几间新房。
马老汉天天蹲在门口，注视着村头的道路，期盼大儿子和孙子们归来。
小林的城市梦想
小林是我妻子娘家的邻居。他家原本住在县城南部，因父亲早逝，母亲带着未成年的他改嫁到县北，在继父家里长大。
上世纪90年代，我在县城闹市区建了两层临街小楼，底层租给一家烩面馆。我时常碰见小林到店里吃面，每次他都要加一盘凉拌猪肝。小林常仰头望着我家的小楼，说自己的理想，就是进城来买房子。
当时我并未太在意，以为是小林说说而已。
过一段时间，我下楼碰上小林吃饭，桌子上依旧摆着一盘凉拌猪肝。小林一边吃饭，一边向我炫耀说，他准备在北街购买一块村民出让的地皮，盖了房子后将全家从农村搬进城里。
一个县城原有四条街道，北街本属于农村，被迅速发展的城市包围其中，让城中村的宅基地开始升值。拥有大宅院的人家，会割让出两间地皮转卖，那时候也就几千元。
我问小林在县城做啥生意，他欲言又止。在我的追问下，小林才向我透露出卖血的事情。
此时的小林已经成家，有一双儿女。
小林告诉我，经常卖血者慢慢也会摸着窍门，事先喝几个生鸡蛋，或者喝一碗盐水，然后再去采血点抽血，以此冲淡体内红细胞的浓度，让抽出来的血大打折扣。
再见到小林，已是初冬时节。他身上穿着露出绒毛的鸭绒袄，带着一个几岁的男孩，正低头吃烩面，本就黝黑的脸颧骨凸起，脸色越发蜡黄。小林指着餐桌上的几包中药对我说，他患了急性肝炎，需要调养一段身体。
我问小林啥时候在城里盖房子，他苦笑一下：“八字还没一撇呐，等挣够了钱再说也不迟。”
此后，我就再没见过小林来吃烩面和凉拌猪肝。妻子从娘家获得消息，小林那时候就因卖血感染上了艾滋病，后来撇下一双儿女，死了。
为了生一个顶门立户的儿子，被迫去卖血
杨山是我接待的第3位艾滋病患者，他进门就大声嚷嚷着让我帮他写材料，他要去省里上访讨公道。
在以往的接触中，艾滋病人往往都会刻意隐瞒自己的身份，生怕被人知道了疏远他们。而杨山却不在乎，他大咧咧地说自己是因为卖血感染上艾滋的，“没干啥丢人现眼的事儿。”
身高1米8的杨山跟我同岁，都是大跃进年代出生的人。他原本是个壮实的庄稼汉，因病毒的侵害，已瘦得像根竹竿，头发也谢顶了，说话时，喉咙眼里嘶拉嘶拉直喘气。
我问杨山：“你为啥去卖血？就不能靠自己的一双手去挣钱吗？”
杨山气昂昂回答：“人不是被逼到那一步，谁会去卖命啊。俺是单根独苗，妻子一拉茬生了仨闺女，眼看就要绝后了，能不燥急吗？”
“如今时代不同了，生男生女不都一样吗？”
杨山反驳我：“那不一样。乡下人一个儿子一个脸，俩儿俩脸，没儿没脸。”
农村的宗族观念很强，没有儿子顶门立户，遇上邻里拌嘴、地界纠纷、乃至于孩子打架，在街坊跟前都会失去话语权，注定被人欺负。因此，他坚持一定要妻子生出个儿子来。
那年月，农村计划生育正逢高潮，杨山的妻子生下第二胎女儿时，就被小分队抄了家，唯一值钱的12英寸黑白电视机被搬走了。随后，妻子怀孕生三胎女儿和第四胎儿子，就跟小品《超生游击队》一样，整天东躲西藏。小分队抓不到人，实在没值钱东西可抄，就挖粮食、搬桌子，连做饭的锅都给弄走了。
孩子没奶水吃，杨山只好去邻村采血点卖血，挣奶粉钱。他以为自个身强力壮，隔一天就去抽一次，用卖血挣来的钱养家糊口，没想到竟染上了艾滋病。
虽然卫生部门免费发放药品，杨山依靠药物抑制能够延缓生命，但他浑身无力干不了重活。他想要救济，更想让妻儿享受低保待遇，却终因是挂了号的超生户，被村里拒绝申报。
杨山就此成了政府部门挂号的上访户。他的事，却一直没人能给解决。
村支书竟是始作俑者
我急着下乡办事，在马路边挥手拦下他开的一辆出租车，才偶然认识了老罗。
当时我正在为预防艾滋病办公室写几份总结，迎接联合国全球基金资助项目的检查验收，聊天自然就扯到本地艾滋病的疫情上。
老罗是个爽快人，谈及这些，丝毫不隐瞒实情。他说，自己曾经是那个艾滋病高发村的人，当过村支书，也鼓励过农民卖血。
前些年，农村刚解决了温饱，还没有完全摆脱贫困。老罗目睹村人整天往城里跑着去卖血，大片土地被荒芜，就思谋着将采血点引入村里。一半是受利益驱使，一半是为方便村民考虑，老罗与城里私人的采血站联系，率先在村里办起了采血点，雇人直接到田间地头找村民采血。一时间，周围几个村子的卖血者纷纷涌来，还有外地人在村里租房子住下，以卖血为营生。
如此一来，一些生意人也纷纷将赚钱的目光盯上了偏僻农村，先后在几个偏远村子设立采血点。面对花花绿绿的大票子诱惑，更多的农民加入到卖血的群体之中，迅速向周边的村子扩散。
其间，也有不少卖血者身体出现过不良反应，发热、咽痛、盗汗、恶心和呕吐，甚至有人出现腹泻，浑身瘙痒冒出星星点点的皮疹，可谁都不以为意。“庄稼人吃五谷杂粮，感冒发烧，乃至于拉肚子，小灾小病，在所难免。”
直到有一天，有人病倒了，血常规被检测出阳性，经过防疫部门重点筛查，才知道艾滋病毒早已蔓延。政府部门很快介入调查，动用警力取缔非法采血点和血站。
老罗苦笑着对我说：“我就此成为省公安厅通缉的对象，吓得连夜逃到外地躲起来，几年挣来的钱也几乎都被罚没了。”
“当初办采血点，你想过后果吗？”我问老罗。
老罗沉默一下，“每当看见村里死了人，真的无法面对他们的家人。早知现在这个样子，当初给我多少钱，也不会干这种缺德事儿。”
三人成市虎
在防疫部门几年的筛查中，全县涉及卖血的232个村庄，已感染艾滋病毒者3173人，死亡543人。
虽然有联合国全球基金项目的资助，每年拨付县里上千万元经费，用于艾滋病人抗病毒治疗和康复。而病毒一旦侵入肌体，就像癌细胞那样顽固不化，无药可治。
卫生防疫部门免费发放的抗病毒药物副作用大，服用后身体反应比较强烈。因此，艾滋病患者大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抗拒服药心理，往往还需要村医现场监督治疗。有的病人明着配合治疗，转身就将药物给扔掉。
为了帮扶艾滋病人，政府部门也聘请农业科技人员，入村传授种植技术，免费供应种子、化肥，让他们种植蔬菜和西瓜，依靠劳动摆脱家庭困境。可艾滋病人种植的西红柿成熟了，西瓜也上市了，却卖不出去。
不知道从哪里风传的谣言，说那些艾滋病人为了报复社会，用针管往自家种植的西红柿和西瓜里边注射病毒，让吃的人感染疾病。
“三人成市虎”。瓜果上市那段时间，人们上街买菜买西瓜，都要先问卖家是哪里人，只要听说是艾滋病村的，立马就走开。
西红柿卖不出去，西瓜也烂在地里，艾滋村里的人刚刚看到的生活希望又破灭了。
哀莫大于心死。艾滋病人自知无良药可救，面对歧视和压力，他们开始破罐子破摔，一度成为乡村不安定因素。
前几年，我曾经为一位林管站站长撰写材料，他说他分管的林区紧挨艾滋病高发村，夜晚那些艾滋病人频繁出动，钻进林区砍树锯树，让他防不胜防。
曾经有几次，站长追上那个偷树人，那人伸手直朝他的脸上抓挠。听说被抓破皮流血后，很容易感染病毒，吓得站长像贼一样，被偷树的艾滋病人满河滩追着跑。最严重的的时候，村里的艾滋病人几乎群体出动，一夜间将林区快成材的杨树砍伐一大片。政法部门集中警力，直接入村开展综合治理，拘留了几个人，才算平息了事态。
前几日，在县城一家装修店门口，大白天一个中年妇女公然将一辆电动三轮车给推走了，车上还放着装修使用的电动工具。店老板闻讯追出来，并报警堵截。警察将偷车女人抓获，一问竟是艾滋病患者，立马放人。
拘留人需要关单间，罚不了款，还要管吃管喝，警察也直言说，“真的管不了。”
可怜又可恨的人
老徐是开大货车跑运输的个体户，常年开车在外边拉货，走哪儿吃哪儿，夜宿路边店，耐不住寂寞，免不了找小姐。
老徐只图一时快活，也没有采取安全措施，很快就感染上了艾滋病毒，他的身体日渐消瘦，不足百斤。开始，村里人传言，“他是得了慢性肠炎，拉肚子虚脱了。”
老徐将病毒传染给了妻子，女人先他而去，至死都不知道自己患了啥病。随后，老徐也一病不起，没多久，就灰飞烟灭了。
还有胖妮。我至今都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
前几年，我将自家一楼铺面收回来，做烟酒副食。那时候胖妮满脸红光，在胡同里边邻居家租房子，干接客的皮肉营生。
乡下一个艾滋病人死了老婆，整天流落街头，一来二去，跟胖妮姘居在了一块，出双入对，俨然以夫妻相称。
男人花光了积蓄，养不起胖妮，住了一段时间就消失了。胖妮依旧接客，隔三差五的，就有两个男人找她过夜，风闻也是乡下的艾滋病人。
很快，胖妮原本就红的脸色更红了，还起一层疙瘩，不仔细看，就像青春痘一样。
每天傍晚，胖妮都会拿一元钱到我的店里买一瓶矿泉水，站在门口慢慢喝。她眼睛的余光，不停睃巡大街上来来往往的男人。
有一段时间，不见胖妮出门买矿泉水喝。邻居说：“胖妮死了，就死在县医院里，连尸体都无人认领。”
一时间，认识胖妮的人都聚在一起，七嘴八舌发一通感慨，都说她可怜，又可恨。
身为感染艾滋病毒的受害者，又去做那种皮肉营生，不知道她交叉感染了多少浪荡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