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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长期关注中国大陆的审查与抗争,但是我们也留意到墙内墙外也并非泾渭分明。一方面,中共大外宣遍及全球,另一方面包括华人在内的全球民众也在戮力捍卫自由。为此,我们设立“CDT关注”栏目,旨在发掘并助推中国境外网络中反抗中共专制的努力,尤其是华人世界勇敢的声音和行动。

一、歪脑|高耀洁去世一周年: 民间防艾人士今何在

2023年12月,有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之称的高耀洁医生在美国纽约逝世,享年9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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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30日,自由亚洲电台旗下的中文新闻杂志歪脑(WhyNot)采访了与高耀洁有过交往的防艾公益人士,回顾他们近年来所遭受的压力和人生轨迹。文章作者为丹木。

文章节选部分写道:

高耀洁去世的消息传出后,一位外媒记者试图寻找胡佳——这位从艾滋病公益事业开始逐渐走上异议之路的人权活动家,是高耀洁生前最器重的工作伙伴和晚辈之一。然而胡佳迟迟没有回复,他沉浸在极度悲伤之中。不仅仅因为高耀洁的去世,更因为他处在国保严密的监控下,无法亲身向这位平生最尊敬的前辈道别。

胡佳与高耀洁最初相识,是在2001年。那一年,胡佳偶然了解到艾滋病正在河南农村蔓延,于是从环保志愿者转向艾滋病工作。年底,他和同伴通过电台募集到保暖衣物等物资,准备捐赠给艾滋村的贫困家庭。

运送物资的卡车被大雪困住,胡佳和同伴在12月24日乘火车先行到达河南。白天,他们在漯河市下车,探访艾滋病人,胡佳第一次见到骨瘦如柴、濒临死亡的艾滋病感染者。“我握着他的手,有一瞬间感觉自己变成了那个垂死的人,透过他的眼睛,看见了站在床前的我,”——胡佳至今仍忘不掉那一幕。午夜,胡佳和朋友们走在上蔡县街头,他们看见一辆送葬的车,车上一身白衣的女人无声地哭泣,宛如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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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当天,警察突袭了他们入住的宾馆,将他们软禁四天,并销毁了照相机的全部胶卷。和警察一起来的,还有一名当地负责艾滋病防治的官员。被软禁的几天里,警察和官员轮番恐吓他们,毫不掩饰对记者和NGO的厌恶与恐惧。“真的是‘金句’频出”,胡佳嘲讽道。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这些政府官员的话:“非政府组织就是反政府组织……我们防火防盗防记者”。他们勒令志愿者把物资交给政府分发,因为“必须让老百姓感谢共产党”。

记者找到了曾经协助胡佳等人的村民成刚,他介入艾滋病救助工作,是因为他的第一任妻子也感染了艾滋病,感染者和家属通过正常渠道向当地卫生部门官员反映,官员只是说:“谁让你们去卖血?”成刚不愿回忆前妻的死亡,记者提及艾滋病时,他做了一个“嘘”的手势,以防有人听到。他甚至记不清一些事件发生的具体年份,“巴不得丢掉那些记忆”,他说。

为了替患者和孤儿寻求帮助,成刚带着微薄的打工收入去寻找媒体,但没有媒体愿意报道,他又找到了北京的NGO,此后,他成为了NGO在河南的合作伙伴。成刚负责协助志愿者进村,救助艾滋孤儿,并写下艾滋病村的真实情况,其中一部分甚至在中国疾控中心下属的媒体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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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工作为他惹来了麻烦,一次,他用笔名发表的作品被当地官员看到,官员到村里来打听,成刚假装什么也不知道,问道:“找到这个人怎么办?”官员答道:“抓了撂监狱里去!”成刚吓得赶紧逃离,“鞋子都跑掉了”。为了逃避骚扰和追捕,他露宿过田野、坟地,一度跑到北京,借住在NGO工作的朋友家。

后来,成刚写下的故事被集结成书。他统计了本村2000-2005年死于艾滋病的298人的姓名、性别、死亡时间和年龄,详细记录了部分人为了盖房子、娶妻卖血,最终死于艾滋病的故事,他写道:“对于国家,他们也许是数字,可是在我眼里,每个生命都是刻骨铭心的悲剧。”

这本书注定无法在中国正式出版,只能由公益机构印刷,储存在民间社会研究机构传知行的仓库里。然而,2014年,传知行被查抄、关闭时,这些书也作为“非法出版物”被没收。

二、宋永毅|《哨兵国家》书评:揭开存放于黑箱中的中共监控史的机密

中国数字时代曾报道过美国政治学家裴敏欣关于介绍中国监控体系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建立在其最新研究成果——新书《哨兵国家:监控与中国独裁统治的生存》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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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敏欣

12月5日,美国历史学家宋永毅在中国民主季刊上撰写了一篇书评,赞扬裴敏欣教授的工作成就,称其揭开了“存放于黑箱中的中共监控史的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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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毅

他写道:

仅就该书的选题而言,就是一本罕见的、至少是用英文发表的研究中共对整个国家和人民进行的监控史的第一本专著。更为可贵的是:它的着墨重点不在于已经过去的毛泽东时代,而是还在发展衍化中的习近平时代。对于研究一直处于黑箱操作中的独裁政权,学者们常常感叹当代人写当代史的极端困难。但是裴敏欣教授的专著表明:只要敢瀚海行舟并皓首穷经于当代中国的一切有关资料、在一切公开和不公开的文献中下滴水穿石般的研究功夫,仍然有可能揭开存放于黑箱中的中共监 控史的机密,写出言之有据的三百多页的厚重之作来。

宋永毅指出,这本书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比如:

当今网络上报道中共的监控体系时都说它是奥威尔的《1984》式的,完全是靠技术。但是裴教授认为:中共最拿手的并不是它的技术,而是组织。中国引进高精尖技术是在过去大概 20 年的时间内,但苏俄列宁主义式的严密的监控体系早就存在了。

之后,宋永毅介绍这本书的一些重要研究和观点,包括中国监视体系发展的三个阶段、脱胎于苏联又不同于苏联的特点和中国监视体系中的“线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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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作者还赞扬道:

裴著还第一次涉足了中共的“监视对象和规模”以及晚近出现的“高 科技监视”等议题。对于前者,裴敏欣教授根据中央和地方的数据推理, 中共监控体系主要有两大监控项目,一类是很正规的,叫“重点人口”, 专门有公安机关(派出所)管理,而且公安部有明文规定如何管理……对于后者,裴著认为,中共把高科技用于监控是从 90 年代开始。中国的高科技计划的实施是有步骤的,第一个是信息化,把公安系统的信息管理系统达到世界水平,同时中国防火墙要过滤外来信息,这就是金盾工程 (2001-2006),到 2006 年基本上就完成了。第二步是它建造的天网工程 (2004),天网工程就是摄像头跟各种各样的监视感应器,在城市里建立监视体系。第三步是雪亮工程。从 2015 年开始建造。

它基本上是一个天网工程的扩大化,是“天网工程”向农村的延伸(也包括天网工程的升级),由政法委管理。等到习上来的时候,中国这套系统已经是很完美了,所以习近平对整个中国监视体系的贡献,基本上没有概念上的突破和组织上的突破,他只是在投入上加了一个雪亮工程和现在正在试验的社会信用体系。目前还有“网格化管理”,这是劳动密集和技术密集的结合。

三、端传媒|他们在后疫情时代里幸存,在不被承认的死亡中受难

2024年12月6日,端传媒发表文章《他们在后疫情时代里幸存,在不被承认的死亡中受难》,讲述了多个新冠丧亲者家庭的故事,记录了那段时期不被数据统计的死亡,没有集体悼念的集体受难。

2022年12月7日,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发布了放宽新冠防疫政策的“新十条”,放弃了长达三年“清零政策”。放开来得突然,前一天许多城市仍要求市民每天上报核酸检测结果。接下来的一个月,疫情在全国爆发式扩散,12月25日,中国卫健委宣布停止持续近三年的感染人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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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本文要点:

CDT 档案卡
标题:【CDT关注】“他们看见一辆送葬的车,车上一身白衣的女人无声地哭泣,宛如幽灵”(外二篇)
来源:歪脑
来源:宋永毅
来源:甘叶
主题归类:高耀洁
主题归类:数字极权主义
主题归类:时代的一粒沙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政策发布一周后,星星的父亲感染了新冠,由于官方宣传新冠只是「大感冒」,怕女儿操心,父母瞒着没说。几天后,星星发现父亲呼吸困难时,本地的几家大医院早已人满为患,她打电话托关系,跑了四家才找到空床位,随后的CT检查显示,父亲肺部的30%因病变出现白色阴影(俗称「白肺」症状)。2023年1月24日,星星的父亲去世了,那天是春节的大年初三。

这个微信群里有一百五十多人,都是放开政策下的丧亲家属。有的父母感染后听从政府宣传居家隔离,最后在家里去世;有人及时住院,但医院的抗病毒药物早已断货,轻症拖成重症;有人全家定居海外,疫情期间父亲回国看望亲友,不久赶上放开政策,父亲再没能离开。

医疗挤兑、居家隔离、白肺——随着新冠成了大陆社会在重振中急需摆脱的记忆,这些名词很快被抛诸脑后。偶尔有人在网上呼吁不要忘记,但在那些呼声中,叙事呈现出明暗区分:封控时期被视为某种集体创伤,关于放开时期却讨论寥寥,难有共识。

放开时期到底死了多少人?群里流传着各种猜测,五百万、上千万,但一定不是政府公布的数据。按照中国疾控中心的统计,放开政策发布后的两个月内,全国在院的新冠死亡人数约8万3千人。但《纽约时报》综合四个流行病学团队的研究估算,大陆放开后的两个月里可能有100万至150万人因新冠死亡。而在2023年7月,浙江省政府曾发布报告称,本年第一季度的火化遗体数同比增长72%。该报告很快被删除。

家属断定政府在数据上「撒谎」,因为多数群员的亲人不被医院承认是新冠去世。秋然是群员之一,她的爸爸生前没有基础病,感染新冠后就医,在去世前他的核酸检测转了阴性,医生判断死亡原因不能写新冠,因而不符合当地的新冠全额报销要求。「医生都说是按照新冠肺炎指南给你治疗的,怎么可能不是新冠?」但秋然没有力气去争,当时殡仪馆的火化名额紧张,一系列后事等着她办。秋然不是个例,群里多数人拿到的死亡证明里,新冠都不是主因,取而代之的是「重症肺炎」、「心脏骤停」。对此,各地医生的说辞不同,有的说新冠逝者无法走正常的丧葬程序;有的开门见山,说「上面」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