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国前老解放区开始实行的土地改革，到建国后在新解放区开始实行的土地改革，每一个地方的土地改革都具有特殊性。笔者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发现，土改中的“暴力”行为在不同区域表现出了不同的对象、手段、原因。
由于笔者所调研的地方都是在建国后开始土改的，所以本文主要描述的是建国后的土改运动。
谁是斗争对象？
建国初期，党中央提出了“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2]的总方针。因此建国初期的土改，就是为了贯彻这一方针所采取的重要举措。
在土改中，一般分为三个步骤：（1）减租减息，清匪反霸；（2）划成分，斗地主，分田地；（3）建设组织。在这个过程中，斗争对象分为三种，土匪、掌握大权的豪绅恶霸和地主。
在采访的过程中，受访农户印象最深刻的，大部分人也都直接参与的，是斗地主。
那么地主是谁？ 毛泽东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中对地主做出了这样的界定：“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剥削方式主要是收租地租。” 但是这个界定有些模糊，在具体的实践中，土改工作队根据当地的情况，进行了界定，所以每一个村的地主情况都是不同的。
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
“地主么，不仅田地多，还有房子，还有长工啊的就是地主。”（HYY20161022JGY@W）[3]
“工作队来村里做调查，农会来定义成分的。50亩地以上是地主，20-50亩是中农，10亩以下就是贫农。”（HYY20161022ZGG@W）
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
“富农的话，是有土地，多不在多，不在于多少，你哪怕 有两亩土地，你全部不劳动，全部租给像我们这样的人家，自己不生产，靠出租生活的人家都是富农。这就是富农。土地比较少的是富农，土地比较多，房产比较多，就是地主了。靠这个长工剥削的就是地主了。”（HYY20161027ZSL@W）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
“地主是三个长工以上吧，土地的话……（回忆）几亩以上这样的，还有一个房子，这样的话算地主了。”（HYY20160823TAC@W）
“那时候需要评成分，一个是土地，一个是是否招长工。家里产业多，还有2个以上的长工的，并且自己不干活的是地主。家里产业比较多，但是只有一个长工的，并且自己也干活的，那就是富农了。” （HYY20160816GRC@S）
以上，我们不难看出关于地主的划分，生活水平的高低是一项重要的指标。即通过土地的多寡，长工的有无，生活质量的高低来确定地主的身份，由于没有根据剥削程度来进行划分，因此在具体的实际工作中也出现了混乱的局面。
“地主富农每个村都是有的，10个人里面就必须有一个地主的，就是要找出一个最有钱的，如果是三个人中，这三个人中，有的人口是一，有的人口是五，我的是一亩，我就种了五亩，那么我就成了地主了，也就是说每个村里都是有地主的。我就嘚挨批斗了，每个村都有的”（HZ-HYY20170101ZQY@P）
在土改进程的后期，特别是在土改复查的时候，有些地方更是出现了扩大斗争面的情况，即富农，部分中农也都成为了斗争对象。
以什么样的方式斗？
由于小农经济的特点，在斗争运动之初，并没有马上得到回应，为了动员贫苦农民参与斗争，在这之前，土改工作队会进行访贫问苦，并且在开批斗大会前，会进行诉苦大会，进行情绪渲染。
农民的情绪调动起来了，批斗地主也就能顺利进行。至于斗地主的手段，分为血腥斗地主和和平斗地主。血腥斗地主的手段包括，放蚂蚁窝，跪石子，冬天让地主赤身跪在在风口，让地主一边跪着一边用手高举砖头，如果胳膊弯曲了就要被旁边监管的人打。或者还有一些侮辱性的手段，例如在地主屁股后面绑上扫帚，让他们说自己是狗——手段往往兼具了血腥和侮辱性。
“有些地主是比较坏一点的，就会去拉台上去，让他们跪在戏台上，然后下面的人就斗斗这样子的，斗完后这几个比较坏的地主是被枪毙的，有几个地主还是比较好的，一般斗完之后就算了。” （HYY20161023CGC@W）
“有的，甩巴掌，那时候台上不是还有工作队么，他们就在身后，给你们撑腰。也不会做劝客的，阿斗（注：当地的地主）也不敢反抗。那时候他的衣服都是被扒下的，就跪在风最大，最冷的地方（语气带有同情）有些人就算同情，也不敢说。”（HYY20160826YAJ@S）
和平斗地主则最多是一种象征性的， 没有采取过激的斗争手段，就是让地主跪着，按按头，表示地主已经被打倒，贫农们取得了胜利。
“那时候我们有开会去斗他的，但是没有怎么斗的，那时候就是意思意思的，稍微批评下，头按按的。”（HYY20161026ZAL@S）
“那时候就是把地主绑起来，让他们跪在台上，后面就是工作队撑腰，大家也都不敢做啥的嘞。工作队就是把地主的头按按，让地主老实一点。”（HYY20161023ZGY@Z）
但不管暴力斗地主还是和平斗地主，挨打则是必经的环节，动手的一般是情绪被渲染起来的农民，面对过于木讷怕事的农民，工作队有时只好亲自动手。
为什么会暴力斗争？
土改的条件是发动群众，但是在当时发动群众首先就遇到了困难。
发动“斗地主”的第一个困难是农民的天命观。农民们普遍认为，穷是因为命运决定的，而非来自地主剥削。他们对地主的认识归咎于命好，对于自己的穷归结于命不好，从而并不会想起来反抗地主。
第二个困难，是农民的后怕心理。由于贫穷的人在旧社会无处伸冤，反而会带来更残酷的欺压和报复，因此，即使有农民想反抗地主的欺压但是由于怕地主报复而不敢反抗。
“目标不是财产平等，认识联合穷人反对其他人”[4]，所以在这场运动中为了更好的联合穷人，土改工作队就必须找出一个“引子”，这个引子就是阶级敌人，但是农民不懂何谓阶级，于是工作队就在村里找那些富裕的，欺压村民的人。意图通过让群众诉冤，让地主坦白反省的说理教育方式来提高农民的阶级意识。激发农民的仇恨
土改中出现的大量暴力行为，和土改工作队这种激发群众仇恨的行为是分不开的。在积极分子的带动下，群众们被情绪渲染，受过“教育洗礼”的群众阶级意识获得觉醒，开始认为自己的贫穷是因为地主的存在。实现了“地主养农民”到“农民养地主”的思想转变。
到了后期，对群众的阶级教育演变成了一场由土改工作队精心导演的向旧制度开火的大会。“在共同的激情下，我们在集会上变的易于激动，情绪高昂”，正如涂尔干所说的，在这样被仇恨的情绪渲染的大会上，每一个人都会变得异常的激动，暴力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由于这样的暴力是在土改工作队的默许和支持下的，群众更没有了后顾之忧。
造成暴力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正确执行政策和放手发动群众这两个方面无法协调。 在土改复查期间，针对有些地方出现的政府包办斗争情况，中央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的号召，进一步释放了“人类的天性”
在山东莒南县当时就提出了“七七指示”指出：“各地在土改复查时，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大权必须交给百分之九十的农民，一切事情，依靠他们自己去办，依靠他们自己动手，而不是少数人包办强波命令的干部路线”[5]
然而，在解放初期，农民的条件尚不足以开展有序的革命斗争，翻身的“农奴”获得了权力，他们就以最简单直观的方式——以牙还牙来对待地主，以前受了地主多大的压迫，就以多大的仇恨报复回去。
笔者通过口述访谈的形式，回顾了土改的那段历史，过去粗暴式的土地改革已经结束，然而当下土地财政又带来了财富、文化多方面的矛盾，我们难免会问，当下一轮土地改革来临，翻身的人是否会再举起拳头？
参考文献
[1] 杜润生：《关于中国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国现代史》1997年第1期。 [2] 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版第22页 [3] 口述史编码，下同 [4] [美]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著，陶鹤山译：《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页 [5]王友明：《革命与乡村——解放地区土地改革研究：1941~1948》，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