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蒙

我大概只想分享一个十年前的故事,回忆一下一个与现在有点不一样的时代。

中国留学生杨舒平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在美国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视频截图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马里兰大学的演讲,引发了舆论场的多个讨论,包括小粉红的崛起、贩卖民族主义的媒体,以及中国留学生应该如何“不卑不亢”的谈论中国的问题。我大概只想分享一个十年前的故事,回忆一下一个与现在有点不一样的时代。

十年前

大概在十年前,我参加海上学府一个学期的学习。邮轮从美国西岸出发,绕地球一圈,结束在美国东岸。我们一半的时间在船上修课程,一半的时间在不同国家的陆上旅游,学分可以转回原来的大学。

船上可选修的课有几十门,但船上700多名学生必修的一门课叫做“环球学习”,这是介绍沿途停靠十几个国家地区的政治制度、历史、文化的基础课。美国的学术主办方会尝试在船每次停靠之前,请这个地区的一两个大学生上船航行一站,而且在环球学习这门课上,做一次关于他们家乡的分享。但偏偏主办方没有找到中国大陆的学生,我作为船上唯一的大陆人,大概是责无旁贷的自荐了。

对于中国知识几乎空白的美国学生来说,船上的课程设置已经足够了,尤其是国际语境中的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这门课上,教授把中国放在总统制和议会制的部分之外来讲,并强调学理上它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船驶近中国时,船上的电影频道在重复播放着一部叫《坦克人》的纪录片。

那年,《胡锡进论复杂中国》还没出版。我希望给同学们讲述一个苦大仇深叙事之外的复杂中国时,并没有当小粉红的心理包袱。船上没有其他大陆人,我也不用害怕一些公开演讲的技巧,是否会被演绎成辱华。嗯,“小粉红”这个名词还没出现。

当时中国能看到美国脱口秀节目的渠道不多,Late Show With David Letterman 是能看到的其中一个。我在分享中剽窃了当中一些技巧,希望开些能说明问题的玩笑:“在美国你们有批评总统的自由。在我老家中国也一样,你同样可以随时在公开场合破口大骂:见鬼去吧,布什!”

当然,用现在小粉红的逻辑来说,这种脱离不了低级趣味的玩笑只是在迎合美国听众。一方面,加入他们嘲笑一个输了普选票仍能当选的总统,但同时,也放大着“美国人天天在街边小报上看到的中国”,暗示中国不能随便批评领导人,没有言论自由,用心何其毒也。

但分享中我尝试从更多的维度去谈论中国的多元,比如中国的意识形态其实只停留在口号层面上,共产党员不相信共产主义是常态,入党更多是出于个人发展的考虑,而不是消灭私有制的远大理想。独立思考的中国人非常多,宣传工程的效果其实并不理想,甚至对党员来说。我还下意识提醒自己,不断的用到“共产”这个词保持美国听众们的注意力。

我甚至把仅有的讽刺技巧,用在最愚蠢的刻板印象上,来证明中国的复杂多元。比如说中国人吃狗肉并没有那么普遍,就正如当时在陷入斗狗丑闻的美式足球运动员 Michael Vick 喜欢的斗狗运动,在美国并不受欢迎一样。

大家在分享后的反应,使我至今仍相信美国的听众是最容易满足的。他们大部分人觉得,这是一场有信息量的脱口秀。

我很快成了船上唯一的中国专家,解答一切与 Middle Kingdom 相关的疑惑。在靠岸中国之前,我帮了教授用中文写“我有糖尿病,我需要胰岛素”的应急纸条,以及向一个忧心忡忡的日本女学生解释,中国民间仇日烈度很低,毋须担心。我也告诉另外一个同学,中国基督徒基本不会仅仅因为参加地下教会而被抓。

记得我自荐去作分享的时候,船上的教务主任握着我的手说:“当然了。挑战他们(美国学生)。”但几年后,我觉得受到挑战的,是自己当时的认知。

在我们当时登陆的港口青岛,2012年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日游行,高举国旗的示威者放火烧了一家丰田汽车店。或许基督徒依然不会仅仅因为参加地下教会而被捕,但必须配合对十字架的“依法拆除”,即使你是参加政府允许的爱国教会。

回国之后

回国之后,我参与了在校园里面的几次分享会,讲者有的时候是我一个,有的时候是几个人,但听众规模都在百人以上,领导也在场。当时有在座的学弟问道,如果在国外遇到反华势力我会怎样,我像个三好学生一样背诵了一句名言:“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会用生命捍卫你说话的权力。”

实际上我做得不止如此,我有时会把反华势力照片,包括封面就开始丑化伟人形象的课外读本,拍下来传到博客上,配上一段中性的图说。学院曾一度把这个博客的链接放在官方网站首页上,我想,也客观上增加了这些言论的传播效率,同时使我心术不正的形象深入人心。

一个和我臭味相投的学妹去美国交流时,还特地给我寄来一张正面是达赖喇嘛大头照的明信片。明信片顺利到达,我和她也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我甚至在申请本科学校给我到境外深造的奖学金时,如实的表达了政治立场。在面对应该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问题时,我的回答却是:”It is my desire, if not my duty, to make China a more democratic country.”

这个鲁莽的回答之后,我竟然还能拿到这笔奖学金。

但我当时全然不知,我之后参加海上学府的学生,曾有被要求签署一份文件,承诺不在境外谈论政治。毕业时一些拿到境外学校录取通知的同学,会被有关部门约谈,希望他们到境外的学生会中收集信息。

其他的就是历史了。

从我回国到毕业之间,我们看到2008年西藏拉萨的3.14事件、奥运会开幕式上假唱的小女孩、三聚氰胺毒奶粉、汶川的倒塌的校舍,和2009年的新疆暴力冲突。

中国网络封锁了脸书、国内的社交网络“饭否”,国家的管治完成了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形容的从软威权主义到硬威权主义的转型,离南巡前六四后的中国仅一步之遥。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威权只能形容民主化之前的台湾或者韩国,而绝不是现在的中国。再过几年,连我在这个转型期间常读的《纽约时报》英文网站,也被封了。

我的母校已停止派遣学生去海上学府,但几年后,仍被巡视组告知必须更严格审查境外交流项目。2016年,四个维权人士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罪成,部分罪状是因为私下表达过推动中国民主化的愿望。

2017年,一个在马里兰大学就读的中国留学生,因为在毕业演讲中说自己的身体无法承受中国的空气,以及热爱在美国的表达自由之后,公开道歉了。

(西蒙,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