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2017年6月4日星期日明报，此版本经过修改。）
「时间，首先令我们变得踏实，然后令我们困惑。我们自以为变得成熟，其实只是懂得令自己安全。我们以为自己变得有责任感，其实只是懦弱。我们所谓面对现实，其实只是避免麻烦而不是面对问题。时间⋯⋯只要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我们自以为有理有节的抉择，都会变得摇摆不定，自以为确定不移的事，不过是霎时冲动。」朱利安．拔恩斯(Julian Barnes)在《回忆的馀烬》(The Sense of an Ending)裡告诉人们，时间令记忆变得不确定。六四已经过了二十八年，有些人选择老一套的方式悼念，另一些人选择另一种方式来纪念。早在二十八年前，已经有作家为我们提供了想像的途径，反思这场悲壮的民主运动。文学一直帮助我们收集记忆，重现历史，形成记忆的共同体。
在逃亡中相遇
二十八年过去，回看高行徤的剧作《逃亡》，仍然令人感概两代人对民主运动的不同看法。1989年中共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后，《逃亡》很有可能是首个反思这场运动而在海外上演的华文戏剧。当年八月高行健在巴黎见到第一批离开中国的流亡份子，九月底开始写作，一个月后完成。这个剧只有三个角色，两名二十来岁从广场逃出来的学生，避险时遇到一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他同样在逃避搜捕。两名学生在广场上度过了许多跳舞、广播和集会的日子，男学生坚信「不自由毋宁死」，人民最终会取得胜利，女学生则开始思索运动结束后的前路，想做回本行当个演员，最好能够组织家庭。他们逃过了士兵的子弹，可是逃不过世故的中年人对他们的质疑。中年人是个作家，经历过中共假人民之名干下的政治运动，见証了最终受苦的还是人民，因而不再相信「人民」的名义。他质问男学生：「也不要说什麽最后的胜利，要是自由只带来死亡，这自由无异于自杀！命都没有了，那最后的胜利遇有什麽意义？」中年人的政治热情大概早就被文革埋葬了，失掉了学生的理想主义，深明中共不惜一切手段来维持政权。这麽多年过去，中年人的悲观态度和学生的理想主义，谁更接近现实的考验，相信大家心裡有数。
抗拒虚无主义
然而，高行健并没有渲染虚无主义，教训大学生一切反抗都是徒劳无功的，只需遵守后极权主义定下的规则，享受安稳的中产阶级生活。剧裡，中年人同样参加了民运，联署各式各样的公开信，他和学生的分别不在于是否反抗国家对人民自由的遏制，更不在于争辩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更民主、更适合中国，而在于他看重每一个人的思想自由，摆脱一切理论或主义给人的桎梏。显然，中年人就是高行健的化身，反映了「没有主义」的文艺观，带有逍遥无待的道家特色。中年人经历过政治理想的幻灭，面对「一潭髒水」似的国家，于是看到每个人「心中只有那麽点幽光」。要守护每个人独立的声音一点也不容易，「总像在冥河中行走，阴风四面吹来，随时都会熄灭」。剧中女学生的角色绝非花瓶，鲜明地表现出独立的内心追求。她目睹广场上的屠杀，惊魂未定，生死一线间，激发了她表露对生命的盼望。她无情地批评充当保护者的男生和奴化女人的男人，同时不讳言与钟情的男人欢好的欲望，纵使害怕政治这潭「幽黑的死水」，仍然勇敢地闯进去。无独有偶， 娄烨的电影《颐和园》，以1989年北京的大学生为背景，女主角是北大中文系学生余虹，跟高行健笔下的女学生一样，敢爱敢恨，民主运动尚未成功，她就首先解放了身体和情欲。
政治和情欲压抑
在后极权社会裡，文学艺术中常见政治和情欲的压抑，当政治令人窒息，情欲几乎成了最坦诚和最自由的表达途径。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Ivan Klíma)在《爱情与垃圾》(Love and Garbage)和《我快乐的早晨》(My Merry Mornings: Stories from Prague)裡，描写捷克布拉格之春后的日子，捷克共产党的管治下，城市裡平凡的小人物，在婚姻内外强烈渴望被爱的感觉，到处寻找隐蔽的角落，躲藏起来享受鱼水之欢，他日想找回匆忙间亲热的暗处，却遍寻不获。在六四二十週年，流亡英国的作家马建发表了长篇小说《肉之土》(Beijing Coma)，题材来自他在中国对六四的见証，充分表现了1989年那一代年青人承受着政治和情欲的双重压抑。《肉之土》的主人翁戴伟有过几段恋情，高中时跟女生偷尝禁果，被要求写检讨书。在广州上大学读医科，他结识了来自香港的女孩媚媚，二人在旅行期间租住宾馆，本来可共赴巫山，却遭旅馆店员提示要分房睡觉，以备公安查房。后来他们租住公寓，二人同居，恋情却没有开花结果，因为中英联合声明签署，香港铁定回归中国，媚媚想到国外留学，家人又干预这段「中港关係」，视大陆学历没有前途。大学毕业后，戴伟考上北大研究生，认识了女生天衣，时常在宿舍八人大房裡翻云覆雨，有天到了圆明园以为可以放纵尽欢，不料遇上流氓勒索巨款，要胁呈报公安。政权似乎连年青人最基本的欲望也漠视，戴伟一句话彷彿道出了一个时代：「我要求的不多，就是让我们在大学裡自由恋爱就行了。」
理想主义幻灭
可是，马建的《肉之土》绝对没有把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简化为年青人燥动不安的反叛故事。事实上，书中描述北大学生关心国是，积极参与知识份子的座谈，讨论民主化的前路，在广场上协调各界支援，建立天安门民主大学等。当戴伟还在广州读大学时，他和媚媚就代表着两种典型，那个年代的中国大学生对知识如飢似渴，精神分析、西方文学和科学理论的书，通通都贪婪地吞下去。香港学生媚媚反而从不看书，马建藉此嘲讽香港人没有文化，看不起落后的中国，最擅长过关时买免税品转手图利。在小说重现的情景裡，我们大概体会到当年香港人广泛支援天安门运动，代表了社会上稀有的理想主义，跟北京学生的热血溷在一起，冲破极度功利的社会表层，香港人乐乎从未如此团结地表达对民主的响往。也因为这种短暂而激烈的理想主义遭到极其粗暴的镇压，香港人六四的伤口一直未能癒合，记忆冻结在梦想幻灭的那一刻，九十年代的学运低潮和纸醉金迷的过渡期，反映了理想错败后的虚无主义来袭。
记忆冲破虚无
《肉之土》或可视为对虚无主义的回应。戴伟搜索枯肠，不是为了再次成为历史的主人，而是为了当历史的见证人。广场上的镇压，令戴伟受伤成了植物人，身体就冻结在六四那一刻。可是，在医院裡听见母亲和朋友的话，他努力地追寻各段回忆，重新认识父母的生平——他们在美国出生，一个是小提琴手，一个是女高音，不料回国后遇上文革浩劫势，被打成右派，终生鬱鬱不得志。他们那一代人彷彿完全是历史的受害者，戴伟却成长于改革开放的年代，得益于西方思潮涌入中国，80年代政府开始放鬆言论管制，这一代人勇于投身民运，期待急剧的改变，以为自己可以成为历史的主人。然而，作为植物人的戴伟成了惨白的形象，多大的改革激情也无法再流露出来，反映了1989年那一代年青人遭受无情压制，只能变成历史的旁观者，甚至成了国家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牺牲品。当我们发现历史的巨轮不能改变，我们是否轻易就否定一切行动的价值，嘲讽别人坚持的原则？戴伟的肉身瘫痪了，但是没有停止收集记忆，他让自己、父母和朋友的各段记忆交会，彷彿「时间在眼前重叠，过去如血网在肉裡伸展」。围绕在他的床边，不是种种对历史的宣判，稳定压到一切或者人民终必胜利，而是彼此交错的历史见证，令他的身体得以活着，甚至重新动起来。
记忆的共同体
小说以一个颇为悲观的问题作结：「离开这肉牢，你又能到哪裡⋯⋯」也许我们能给予一种回答。当政府鼓吹人民避谈镇压来装饰其管治，唤醒共同的记忆就如同召唤许许多多受伤和放逐的灵魂，因承载了他人记忆而走在一起。我们应该看清楚，谁也不能离开历史这座血炼的牢房，历史不会转身就成了天堂。《逃亡》裡，中年人并没有对政治变得冷感，反而领悟到政治要求巨大的耐性：「小伙子，你不能忍受也得忍受，你得忍受失败，你那种盲目的热情在死亡面前无济于事。」政治运动遭受错败后，激情消耗殆尽，只有坚靭的耐性可以令我们度过权力的追捕和逼害，明白到政治悲剧揭示的世界——人生不过是一场又一场的逃亡，不同世代的人们与其在逃亡中互相折磨，不如互相谅解。
活在香港， 最独特的是就算你不参加任何行动，社会都会有声音不断提醒你六四又一年了。新一代人没有亲身经历过如此震撼的时刻，固然不能怪责他们没有感受。想深一层，前些年社会辩论当年天安门到底有没有死过人、死了多少人，学生做得对还是不对，维园烛光晚会的形式是否过份行礼如仪等，这些其实都构成新一代年青人对六四的记忆，准确点说，是对他人的记忆的记忆，历史本身就是持续地忆述和记录事件。各种悼念和讨论六四的事件，都是收集回来的记忆，各式各样的记忆大柢构成了香港社会独特的记忆共同体，跟中国、台湾和海外的华人社会有所不同。在这个共同体裡，人们不分藉贯和语言，甚至跨越世代的界限，互相诉说对六四的记忆，互相印证和批评，由此再引起更多的回忆和共鸣。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说得好，只有当人们共同忆述往事，回忆才会变得更加鲜活，不致日渐面目模煳，终至遗忘。记忆的共同体成员，不必然拥有一模一样的记忆，他们分享着他人的回忆而连繫起来。文学正好丰富了回忆的世界，一切反省和批评在某个程度上，也令共同体更具历史的厚度。只要记忆的共同体能继续留存下去，就不用担心人们对历史罪行变得麻木，正如朱利安．拔恩斯写道，回忆「有所累积，就有责任，在此之外，有所不安，极大的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