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历史课本用一句话总结近代史:落后就要挨打。“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本应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为人类社会所共同警惕,却反而成为今天我们社会实际遵守的基本价值。

在这种价值的支配下,成为弱者(穷人、残疾人、外来人)本身即是犯罪,是需要被清理的”“(臭名昭著的优生学概念继续被用来指导政策)。

今天发生的事情反正也不能谈论,说一下远一点的事情。

2011年深圳开始禁止电动摩托车上路,当时我和朋友就此事有了小小的争论。他的观点如下:

1.电动车经常不守规则,乱闯红灯,造成很多车祸;

2.公共交通系统足够(或以后会足够)覆盖整座城市;

3.道路主要是给汽车使用的;

4.让守规则的人(汽车车主)给不守规则的人(电动摩托车车主)买单,是不公平的。

相关阅读: 中国数字空间︱低端人口

六年过去了,深圳的电动摩托车到今天也还没消失。那些以此为生的人,不可能放弃,他们需要载客、送外卖、送快递。但他们的生活成本更高了,要提防被交警追赶(由此导致更多事故),被抓了后要交罚款、以及买新的电摩。

我那个朋友没有说错,道路是给汽车使用的,深圳在做城市规划的时候,就没怎么考虑行人和单车,更不必提电动车和摩托车。交通规则在制定的时候,也没考虑这群没有户口、没有”正经“工作的人。所以他们当然是异类,当然是违规的人,当然是坏人。

这群人住在城中村的握手楼里,从2011年开始,城中村不断被拆除。与此同时,深圳的人才引进政策越来越好,毕业生入户可以发上万块钱租房补贴。两项工程一起看,很明显,这座城市的决策者希望更新人口质量,希望这里都是”人才“,没有反面。

但是,深圳这座“一夜崛起”的城市,是什么人建设起来的?工厂的打工妹、工地的农民工、活跃在城市所有角落的清洁工、小商店主,所有你用手机应用能在几小时内叫上门干脏活累活的工种,是这些数量庞大、廉价、好用的劳动力支撑起城市资本主义市场的运转。

作为回报,他们住的出租屋被拆除,他们的出行交通工具被缴获。这些行动转化为一部分人的绩效考核,和翻倍再翻倍的房价。

有几位前辈学者一直在为反对拆迁做呼吁,社会的响应当然很小。没有太多人在乎“底层”的生死,毕竟每个人都过的很辛苦。而另一方面,上至官方媒体下至留学生群体,无不在为中国便捷的支付宝、廉价的外卖、方便的快递、半夜三点的撸串而欢呼。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贯彻在这里,城市中产认为,只要他们努力赚钱,买得起学区房、买得起进口奶粉、请得起全天候保姆、支付得起出国留学的费用,他们就活在真空地带里,可以永远成为赢家。而那些给城市做了巨大贡献,却得不到应有回报,甚至平静生活都难以维持的人,中产避免去观看和谈论他们,毕竟这太敏感,而且穷人是有罪的。

这是不公平的,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这叫剥削。

现实教育了中产,接连发生的幼儿园事件给他们带来了彻骨的寒冬感受。用FT中文网一篇评论的话讲:“对政治冷感,只愿看到正能量,试图用钱进行自救的中产,再一次被拉进了和农民工同样的陷阱。”

从上位者的视角看,年薪百万的中产和无家可归的农民工,只是洋娃娃和小泥人的区别,都是玩具。

所以,身为人民,不要怀揣上位者的视角。和中产同为共同体的是骑着电单车在地铁口载客的那些人,他们的孩子住在隔板间里,白天去城中村的子弟学校上课。城中村拆了,子弟学校也要拆迁,改建成Shopping Mall,很多孩子没书读了。这不是他们的错。

下班去Shopping Mall喝茶吃饭购物的人,他们努力工作,把孩子送去高档幼儿园,然后…… 这也不是他们的错。

既然有人有能力让20万人流离失所,他们当然也有能力把那些一个月学费5000块钱的有钱人家的孩子,当成玩具。

“底层”和“中产”,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要为彼此发声,要彼此扶持才能共同度过寒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