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津涛

2017年12月14日,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去世。

人们缅怀余光中的文学创作。

但余光中不仅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涉入政治颇深的诗人。

给人扣“左倾文艺观”帽子

 
上世纪70年代初,台湾学者唐文标发表一系列文章,批评现代诗过度西化及脱离现实。

余光中针锋相对发表文章《诗人何罪》,为新诗及诗人辩护:

“台湾并无职业诗人。所有的诗人都另有自己的专业,对于社会,像其他行业一样,都尽了守法,服务,完税的责任。”

这种辩护本是成立的。但余光中并未满足于文学层面的辩护,而将之上升成了政治问题:

“这种论调毫无独创之见,因为仇视文化,畏惧自由,迫害知识分子的一切独夫与暴君,都具有这种略同的‘英雄之见’。”

在文章中,余光中给唐文标扣了一顶“幼稚而武断的左倾文学观”的大帽子,将唐的文学观,与“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

“满口‘人民’‘民众’的人,往往是一脑子的独裁思想。例子是现成的。不同的是,所谓‘文化大革命’只革古典文学的命,而‘僵’文作者妄想一笔勾销古典与现代。这样幼稚而武断的左倾文学观,对于今日年轻一代的某些读者,也许尚有迷惑的作用。”①

当时台湾的政治气候忌讳“左倾”。凡被认定为“左倾”者,即会招致政治上的麻烦,甚至面临牢狱之灾。

故此,台湾学者李佩玲在1974年发表文章《余光中到底说了些什么》,如此评价余光中对在“唐文标事件”中的表现:

“这样戴帽子,不只是在栽害唐文标(也算得上是压迫知识分子了吧),还在吓阻其他的人”。②

图:《我永远年轻—— 唐文标纪念集》封面

攻击台湾乡土文学是“工农兵文艺”

 
从1976年起,台湾很多刊物发表文章,称岛内乡土文学是“30年代的革命文学”和“分离主义文学”。

陈映真、王拓等乡土文学作家发表了很多文章,进行反驳。

余光中也介入其中,在《联合报》上发表文章《狼来了》,指责台湾乡土文学是“工农兵文艺”,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相通。

他视乡土文学为“狼”,说:

“不见狼来了而叫“狼来了”,是自扰。见狼来了而不叫‘狼来了’,是胆怯。”

他给台湾乡土文学作家扣了一顶“工农兵文艺工作者”的帽子,且为自己的“扣帽子”行为如此辩解:

“问题不在于帽子,在头。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还是先检查自己的头吧。”

这显然是很严重的指控。学者徐复观当时即发表文章,批评余光中的行为——将台湾乡土文学称为“毛泽东所说的文学”以及“狼”——不是在给人扣帽子,而是给人扣血滴子,是在害人

“戴的恐怕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抛到头上,便会人头落地。”

经历过戒严的台湾作家皮介行,后来也说:

“1977年的台湾虽不像大陆那么严酷,但是仍然可以随时因政治问题而坐牢的年代,特别是牵连到大陆,牵连到工农兵的‘隔海唱和’,一旦逮捕,都是十年以上的重刑。”③

台湾解严后,余光中的思想也渐有改变,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自己当年写作《狼来了》的合理性。

1981年,大陆作者唐弢到香港参加文学研讨会,遇到余光中,“私下对他那些政治倾向不好的作品表示了忏悔”。唐弢回大陆后,和陈漱渝谈及过此事。④

2004年,余光中为平息有关《狼来了》的各种争议,公开发表文章《向历史自首?》,称“《狼来了》一篇是坏文章”;并解释自己之所以会写出这种文章,是因为受到了“文革”的震骇

“去港不久,因为我在诗中批评‘文革’招来《左报》、《左刊》的围剿,攻击我的文字当在十五万字以上,致我心情相当‘孤愤’。……·在‘文革’震骇的压力下,心情沉重,对一般左倾言论都很敏感,对茫茫九州思乡愈深,而对现实的恐惧愈强……但是不能因此就说,那篇文章应该那样写。当时情绪失控,不但措辞粗糙,而且语气凌厉,不像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应有的修养。政治上的比附影射也引申过当,令人反感,也难怪授人以柄,怀疑是呼应国民党的什么整肃运动。”

图:余光中题字

涉嫌向当局告密作家陈映真

 
余光中还被指控:在1977年给“国防部总作战部”主任王昇写信告密,称台湾乡土作家陈映真有马克思主义思想。

1990年,学者陈芳明披露,他在美国曾收到余光中寄来的“一封长信”:

“并附寄了几份影印文件。其中有一份陈映真的文章,也有一份马克思文字的英译。余光中特别以红笔加上眉批,并用中英对照的考据方法,指出陈映真引述马克思之处。

2000年,陈映真本人也提及此事,称“余光中这一份精心罗织的材料”,是要寄给当时台湾情治机构首脑、蒋经国的亲信王昇:

控诉我有‘新马克思主义’的危害思想,以文学评论传播新马思想,在当时是必死之罪……在那森严的时代,余光中此举,确实是处心积虑,专心致志地不惜要将我置于死地的。”

社科院研究员赵稀方2004年发表《视线之外的余光中》,详细复原了“陈映真事件”,引起巨大反响。

余光中的老朋友黄维梁率先撰文,称余光中亲口对他说:

‘绝无此事’,且‘王先生健在,最近亲自以书面声:绝无告密一事’。”⑤

随后,余光中发表《向历史自首?》,自辩称绝未告密:

“隔了近30年,当时的细节有些已经模糊,但是我绝未‘直接寄材料向王昇告密’,这一点我十分确定。”

余光中称,那份材料真正要寄的人是《中央日报》主笔彭歌(台湾批判乡土文学的主导者)

“我寄材料给他,纯属朋友通信,并未想到会有什么后果,……(并且在信中建议)问题要以争论而不以政治手段解决。”

余光中还说,那份材料不是他“精心罗织”的,而是来自于“一位杰出的学者”,这个人是陈映真和余光中共同的朋友。按照余光中的说法,此人对陈映真“十分推崇”,整理这份材料不是为了对付陈映真,只是想说明余光中《狼来了》“所言不确”,陈映真的真实思路“应该如该材料所示”。⑥

余光中并没有说出这个人是谁。

以目前材料来看,“陈映真事件”还是一个疑案。

余光中曾寄出一份表明陈映真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材料,但究竟是谁整理的材料,究竟寄给了谁,都不能确定。

陈映真说,他是听学者郑学稼说起余光中向王昇告密一事,而郑学稼在1987年即已去世,无从查证。余光中说材料不是自己整理,又有王昇的声明作证,余光中对前者不肯吐露姓名,对后者拿不出证明原文,只能说是他的一面之词。

即便以余光中自己的说法为准——某推崇陈映真的学者将材料给了余,余自作主张将这些不利于陈映真的材料,寄给了当时负责文化整肃的彭歌——他在事件中的角色也并不光彩。

需要说明的是,陈映真确属左翼作家,曾大量阅读毛泽东、鲁迅等人作品,余光中在材料中证实他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并非诬陷。惟告密这种手段,是不能被接受的。

图:王升将军给邓丽君颁奖

在大陆更有名

 
余光中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但名气并不大。研究者称:

“20世纪80年代之前余光中在台湾和香港虽小有名气,在大陆却鲜为人知,除了几位文友对他赏识有加,他的知音寥寥无几”。

1984年,《乡愁》在《人民日报》刊登,1991年,又选入大陆语文教材。⑦

余光中由此成为了一位在大陆远比在台湾更知名的诗人。

余诗进入大陆,也曾遭遇异议。1987年前后,陈映真到四川作协参加座谈,介绍台湾文坛现状时说:

“余光中很右,属于官方诗人”。

最先在大陆推广余光中作品的流沙河在场,他回答说:

“无论此人是否属于台湾官方,都不妨碍我欣赏他的诗”。

其实,陈映真的评价大体不错。前述“唐文标事件”、“乡土文艺事件”、“陈映真事件”当中,余光中始终与官方保持着相同的立场,且文章的遣词造句,往往比官方更具攻击性。

对于《人民日报》刊登《乡愁》,流沙河的理解是:

“当时中央党报对待一首诗的态度,显然是着眼于诗之本身是好是坏,而不像陈映真那样审查诗人左耶右耶,民乎官乎。”⑧

这只是流沙河的个人看法,真实的历史,或许更为复杂。

图:90年代,白岩松等人采访余光中后合影

注释

 
①余光中:《诗人何罪?》,赵知悌编《文学,休走:现代文学的考察》,远行出版社1976年;②赵稀方《视线之外的余光中》,《中国图书商报》2004年5月21日;③④⑤⑥古远清编:《余光中评说五十年》,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第143—212页;⑦何敏芳:《余光中诗歌在大陆的接受研究》,《安徽师范大学》2015年;⑧流沙河:《晚窗偷得读书灯》,新星出版社2015年,第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