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看】白曼：谈番禺毛主义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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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原文已被删除。本文从网传word文档转发。

这篇文章托味应该多少是有那么一点的。有托味，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这个要辩证地看：一方面，托派强调的“工人民主”、“无产阶级自我解放”不过是马列ABC，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实践在官僚专断思想的指导下被弄得面目全非，强调这些概念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这不是“背历史包袱”；另一方面，正因为概念本身只是知性的，它在最初阶段是同感性生活隔离的，需要着手解决这一理论与实践不平衡的情况，跻身到工人斗争中去，去促进无产阶级自我意识觉醒，而非把“托派思想”变成一种争夺青年的空壳子。

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番禺毛主义者案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距离其中积极分子张云帆因遭当地警方拘禁各方面开始声援也已开始一个多月了。在过去，我曾激烈地批判斯大林毛泽东主义思想，并跟中国斯毛派各个山头（其内部也四分五裂）爆发或明或暗的冲突。张落难事件出来之后，我虽人微言轻，但依然以个人身份多次声援并愿意为此承担相应风险。我唤张云帆及其同路人“同志”，绝非说我赞成他们的思想，我不是道德主义者或翩翩君子，我所理解的事实告诉我，尽管张等人是官僚专断思想的赞成者，但他们愿意为工人利益和工人前途包括他们理解的畸形的“阶级解放”前途付诸自己的牺牲。无论是斯毛派那种不信任无产阶级首创精神的包办替代思想，还是社运里后现代派反本质主义、反中心化的局部反抗思想，都不过是阶级碎片化现状的时代反响，思想本身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日益成长为政治主体才能实现“对立面的扬弃”。相反，我对另一些与张分享“毛主义”头衔的取消主义者们则没有多少认同，他们过去是官僚社会主义时代的遗老遗少，今天是官僚资本主义时代下的驯良小市民，“不管挂什么激进招牌或炮制何等做作的表演，这些青年默认世界自然而然地分成两类人：“上等人”和“下等人”，“管人的”和“被管的”，“说了算的”和“跟着走的”，而这一尊卑秩序是亘古不变的。他们口头赞成改造社会，但不相信工人是社会改造的主体。他们对工人有着强烈的隔膜感，对无产者接管国家的前途充满轻蔑，甚至不是轻蔑，而是绝对的无视。”（李星）[1]，他们在学生社团里建立起警察统治，在这次声援事件里又持官僚自保立场，我并不否认自己的立场：此等人士，绝非无产战士。之前，我曾和一些同志曾转载部分番禺毛主义者的声明或自白书，部分协作宣传同志虽赞成“无产阶级自我解放”之基本点，却并不自称托派，我本人近年来对此标签之强调也日益淡化，但这无碍我就阶级利益和进步青年成长跟官僚专断分子们直接交手。若干被追逃青年如徐忠良和黄理平等人的发言确实是站在毛主义立场上的宣传，我们既不想为毛主义背书，又不想说给其他中立青年呈现出“你们托派或非斯毛派在具体社会运动里还不忘踩对立面一脚”的宗派主义形象，当时婉转地表达了我们过去对毛派思想的批判（并没有放弃批判）以及号召呼吁“抛弃派别成见”，声援事件刚出来的时候，一部分托派持观望立场，觉得这是毛派的事情或者毛派里有资源的人还没动静呢，关我们什么事？正因此，我呼吁放弃这样不怎么光彩的“派别成见”而非“派别思想”。对徐忠良和黄理平等人抗议书的宣传是我起草的，由于我疏忽了给予我所说的“抛弃派别成见”的能指以具体的所指，部分喜欢“搞政治”的昔日托派故人非常关心我，他们在一些网站和自媒体上替我赋予了新的所指，按照他们的表演性文本的阐释，言说者似乎在号召放弃批判毛派思想。需知这些托派平日里或对工人运动里的改良主义思想代言人有幻想——期待遭到打压的改良派劳工ngo负责人能担负引领阶级斗争的重任，同时又把某位改良派工人活动家如张军打扮成“进步工人”，或号召在中国工人自我组织浪潮面前采取一种关门读书学习以壮大组织的思想，并鼓吹两岸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民主协商的方式统一，并且在自己的帮派内采取一种政托组斯的实践路向。中国资产阶级对民主权利的限制，使得这类思想目前主要被压缩在网络层面，还不能发挥较大负面影响。与此同时，部分左翼以毛派为主的相关山头的自保心态和声援毛派对上层的幻想，笔者也有所耳闻。最重要的是，事件本身的意义和围绕展开的声援实践要求我用文字说明。因此，我打算在这篇文章中谈谈“番禺毛主义者案”。

“番禺案”与对言论自由的打压

作为一个以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立国、经济上却落实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斯毛派遭国家机器关押，并不是第一次。然而，仅仅因为讨论思想，而且还是被大家唤作“国父”的毛泽东的思想，就被打成“反党反社会”读书会，那真还是破天荒头一遭了。

让我们来还原下事件的经过，按照张云帆、叶剑科、郑永明的诉说，他们在广州番禺的广东工业大学为学生提供毛主义理论学习，给学校后勤的阿姨们组织文娱活动。11月15日，他们照例学习讨论时政问题的时候，被学校保卫处的干警包围，他们放走了携带身份证件的郑永明，逮捕了张云帆和叶剑科，没多久又把郑永明给抓捕了回来，与郑一同被捕的还有做工人公益工作的社工孙婷婷，而另外四名青年———徐忠良、黄理平、韩鹏和顾佳悦则被网上追逃。事件发生后，中文世界里关注次案件的人们——从爱毛国家主义者、自由派到毛左，纷纷表达了自己的声援立场。

本案延续了政权一贯通过“文字狱”打压异见人士的姿态，但不同于以往案情中相关当事人文宣里直接诉诸对抗资产阶级政权的号召，这次被迫害的八位青年的案情更多了几分”冤情”。中国是一个缺乏资产阶级民主权利的国家，配合着这种“缺乏”背后也伴随着中国工人斗争力度的缺乏。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虽然弱小，但已经开始组织起来。斗争工人的领域绝非局限在工厂车间里，共运先辈葛兰西同志提到过对文化思想主导权的争夺，而在中国这样的环境里，则必然要把争取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提上日程，对舆论阵地的争夺，是捍卫群众日常防卫组织乃至未来有条件情况下形成工人政党的重要的子任务。而各种与工人组织相关的思想（无论是“阶级斗争”还是“阶级调和”的思想），它们能否不被国家机器干扰地进行宣传，也多少会跟工人斗争的进程连接在一起。同时，我们看到，目前在中国大陆，公开的左翼读书会很多，这中间很多是宣传官僚主义的包办替代思想的，不少读书会并没有跟无产阶级建立起联系，而且其内部已经显露出官僚化的趋势，一些以老学长、老学姐面目出现的官僚专断分子在小圈子内培养自己盲从跟班的做法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但这绝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对资产阶级打压读书会袖手旁观，我们维护他们讨论“伪造”马克思主义的权利，绝不意味着我们赞成他们主张的“伪造”马克思主义思想，相反，马克思主义青年应该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促进其中革命倾向青年同官僚专断的领导层分裂。

在这次番禺案中间，资产阶级要打压的绝不是某个特殊的读书会：“说了某些出格的话”、“讨论了29年前的敏感事件”、“撞到了执政党开全国代表大会周期的枪口上”。他要控制住一切悖逆自己思想的传播，同时，这样做也是去限制底层劳动群众组织的权利。我本人从来不相信，黄理平和张云帆传播的毛主义思想能真正促进无产阶级解放。然而，1949-1976年里所取得的重大物质文化进步、大陆长期以来独立的革命无产阶级立场思想之传播的缺失、毛主义皮相上“反资本主义”和“反官僚”的形态对部分有承担精神的青年人的吸引，使得革命的而非口头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刚刚介入阶级斗争的阶段不得不跟毛派进行一定程度的协作，同时又极有可能与他们官僚化的组织的上层爆发冲突。在这中间，宗派主义的“捞人头”做法（对如何促进工人运动是“盲人摸象”，喜好谈斯毛派如何不行，而且多是从抽象原则出发考虑问题，最后沦为一种强调我们第四国际及第四国际在华山头组织是“天命所归”的正确代表的滑稽景观）与幻想妥协的“毛托合流”做法（毛派掌握资源，我们只能起到支流的作用）都是极其错误的。即便如此，我们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依然应该看到那些把毛主义当成指导思想的青年们为了劳工事业愿意承担琐碎、艰苦的任务，虽然分歧巨大，但从我个人角度，还是相信是有可能在保留争论的情况下达到一种共同出击的情势的。在无产阶级获得一种自我意识即阶级意识的过程里，毛主义的包办替代思想和那种工联主义的思想一样，不过是意识发展过程中有待扬弃的某个环节。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要义在于它是贴近无产阶级日常斗争的短期局部利益和建立无阶级社会的长远历史利益的，正因为如此，今日中国马克思主义青年虽势单力薄，但我们也努力以阶级立场看待统治阶级对毛主义者的打压。我们维护的，并非那种文革时代虚假的官僚套话，我们认为，经过为争取言论自由而战这一任务为中介，是有可能为未来的工人运动开拓出配合斗争的舆论宣传空间的。这样，就把本次事件的核心任务，即“声援营救”提上日程。

为什么要进行声援

1.声援的意义联系着争取言论自由，这会为未来的社会运动及工人斗争延拓出相应的空间。

2.张云帆等人虽然信奉的是官僚化的、包办替代的毛主义思想，但他们是实实在在的跟工人建立联系的、而且是富有担待的青年，营救他们，争取他们无罪，也是避免日后其他各种倾向的左翼青年在“融工”的时候遭到国家机器过早摧毁（如赶出工业地带、限制工作及人身行动自由）。

3.在存在有组织工人运动和阶级战士群体的地方，通过揭露资产阶级对包括工人运动、左翼学生运动在内的各种社会运动的蛮横打压，类似宣传可以其对到普通无产阶级群众阶级教育和解释的作用。

4.如果某些地方类似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存在工人革命希望或即使革命退潮也进行着武装斗争的情况下，声援和营救应该通过公开的红色救援机构进行，地上的同志需要应对统治阶级的直接火力打击，并掩护处于地下状态的其他工农运动骨干同志。

5.由于共产主义运动存在着不同派别，类似的营救工作需要各个左翼组织、团体、团队进行协调，在坚持阶级立场和革命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个人或团体可以同其他各种派别就救援进行具体协商和共同出击。

6.向资产阶级司法机关进行技术上而非政治上的妥协，作为策略的一部分（比如中共在抗战前安排安子文、薄一波等干部写“反省书”出狱）是可以接受的，但这个妥协不该牺牲无产阶级先锋团体等政治原则（比如吹捧蒋介石委员长是民族领袖或幻想资产阶级中央政府是个超然的仲裁者）。

然而，就这次事件来看，左翼各个派别远没有做到能为一个共同任务协调出击，除了中国毛右派对国家的一贯幻想，各个其他平日高喊“GM”的左翼派别的官僚自保丑剧层出不穷。

自保闹剧

先说说托洛茨基派，这个派别在官僚社会主义时代遭到了牢狱之灾，大量托派革命者被送进监狱。如今，旧人大多凋零，新一代年轻人基本属于天生天养的托派青年。正因为缺乏本土根基，一部分托派在阶级斗争和阶级宣传上沦落成小号斯大林派，把扩大自己派别组织（某些时候也可以算是无原则包庇的帮派组织）看得比促进无产阶级斗争包括捍卫言论自由的斗争更重要，不但没有使得托派思想真正为真诚的进步青年们所接受，反而沦为可笑的“亚文化景观”。我们看下他们抛出的文宣吧，罗列了一通大家都熟悉的托派理论，抽象地表述了最最革命的立场，“我们应该援助被资产阶级国家迫害的斯大林派，但揭露斯大林主义官僚专断的本质”。这个固然没错，但落实到实际生活领域里呢，他们开始往出来声援的托派同志放冷枪，指责出来声援的同志们号召的“放弃派别成见”是放弃对斯大林毛泽东主义的批判。其实，我们所说的“派别成见”恰恰是指觉得“这是张云帆和他们某些毛派的事——与我们无关”的思想，而那些个“托派先生”们或多说少地表达了这样一种令人不齿的宗派主义思想，他们干的事情无非是：1.把大路货放在橱窗里展示了一遍，“哎呀，我们是革命的，要揭露斯大林主义”；2.指责不追随他们正统路线的托派同志丧失原则，因为他们参与签署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并不激进，只是一个为了声援和倡导言论自由而做的文宣，文宣既避免无意义的直接对抗专断国家的高调姿态，也彻底杜绝在声明中散播对国家机器“中立”的幻想，作为一个具有联合战线功能的文本，参与起草并联署的托派同志们希望以一个短期盟约性质的出击宣言，配合运动的开展，要说到批判斯大林毛泽东主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托派同志们比这些嗜讲派性、估值而动的托派政客们更深刻，放冷枪的先生们只会用一些干瘪的符号进行叫骂，说到底，这是一种“没有斯大林在场的斯大林主义”，他们巴不得这个为了“声援被资产阶级国家迫害的斯大林派”而形成的短期联盟过早渗入总体性纲领认识方面的分歧陷入崩塌，那时，他们作为看戏的清谈家们，可以躲在中国内地某个小山脚下幸灾乐祸，“那些人的路线已经破产了，同志们，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就在于……”3.为了贬低跟他们观点对立的托派同志的倡议，吹捧香港左翼社民派Left21起草的声援声明，如果明眼人看过Left21起草的文宣，会发现里面多了好多政治化的诉求，但这种诉求是什么呢，“实现民主和平等的中国”，我们知道，由于这些社会民主主义者一贯的激进改良主义立场和普通群众的“习见”，这里的“民主”基本是指代“资产阶级民主”，它只可能是代表财富和知识精英统治的“寡头民主”而非“让少数没资格的人搞政治”的“无产阶级民主”，社民派在这里显然加入了自己的立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同社民派一起声援，但反对他们强加自己的那些“忽悠套话”；4.可是，到本篇文章截稿为止，可爱的托派先生们既没有去签左翼21的声明，也没有发出自己纯而又纯的“革命”声明。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让我们再次回到表演性文本本身，其中写道“

当然，受形势影响，具体的声援方式可以商榷。大体上应做到扩大社会影响，揭露资产阶级国家的黑暗，向社会宣传工人斗争与争取民主二者结合的必要性，保护自己，坚持独立的阶级原则等。”[2]归根结底，要害在于“保护自己”。

再看毛主义阵营，从情理上讲，被捕的是自己源流相近的同志，毛派阵营理应团结救人。然而，我们看到中国毛主义阵营早就四分五裂了。张云帆、黄理平等人落难后，部分中国毛派的自保丑态令人震惊。第一封营救声援张云帆的信件在网络上公开后，一些毛派团团体采取了冷处理，反而高调组织文艺活动，纪念毛主席诞辰124周年，堪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部分毛派大哥大姐对能够控制的学生社团号召”声援降温”；一部分毛派领袖的青年跟班们出来攻讦谴责自保的人“标榜自己”；毛派热衷于谈论中国革命经验，他们喜欢谈论“保留革命力量”，却非常不明智地把今天对应上世纪三十年代白色恐怖时期——先生们，不要把自己想象成穿长马褂的地下革命者了，老民国统治阶级有现实的工农革命需要镇压，而今日中国资产阶级虽杜绝民主权利，但也毫无必要在掌控社会的情况下通过“极权恐怖”维护这个制度，因为他们没有必要增加自己的统治成本。何况工人斗争，本来就是需要为风险做好准备的，营救落难同志而受到株连，实在是一种低烈度的风险，如果连这样的风险都不愿意承担，那么，这帮平日里喜欢摘抄列宁语录和毛语录、在学生社团里建立警察统治、高谈严密组织和革命纪律的官僚专断分子，不过是一群威权资本主义制度下驯良的小市民。他们口头激进，行动保守，他们没办法影响无产阶级的日常斗争，但绝对有能力把希望上进的青年人变成自己皮包公司的盲从追随者。

所以，我们看到，当八名毛主义青年质问番禺警官们“讨论马克思主义有什么错”的时候，在后面冷眼旁观的托洛茨基主义和毛主义领袖们也半撒娇半生气地质问道：“自保有什么错？”。

声援毛派的幻想与实用

大陆崇毛派生长在官僚工人国家的尸体之上，又多少因为官僚资本主义需要依靠所谓“特色社会主义”的外壳，而陷入各种可笑的对资产阶级国家幻想，其右翼体现出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而其左翼虽然大体上是站在激进社会变革的立场上，但出于统战需要，毛左对毛右总是怀揣统战迷梦，把中国视为帝国主义列强的青年毛主义者与仍然试图公车上书的少数党内老左的关系并非对立阶级的不同代言人，而更像是儿子和老子。

第一封海内外声援张云帆的公开信里，毛派中不少人以苦谏的姿态，要求“依法治国”、恳请早日释放云帆使他可以“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3]。之后，一月底为黄理平等人奔走呼吁的观察团声明里，崇毛派发起的声明里有如下苦谏，“目前，我们已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xxx主席反复强调，作为执政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要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当前这个新时代，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应当有更大的自信，以更加积极、更加妥善的方式来解决广大青年的思想问题。”[4]。其他以个人身份发言的毛派也喜欢引用当政领袖的语录，似乎这个国家机器是超然存在的，不但没有诚实地向群众展现这个国家的阶级性质，反而表达一种今日当政者可能是毛主席路线延续者的幻想。当然，毛派们会辩解说，对“主人话语”对引述是一种策略，而无兵无将的人只会空谈。

今日中国并无工人斗争进潮的形势，然而，反映无产阶级不同斗争策略的社会思潮多少已经找到各自回响。我们希望把那种独立的无产阶级立场提出来，这一立场从总体性角度出发拒斥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幻想，反对为了短期的目标牺牲长远利益的实用做法。然而，我们也看到，无论从掌握的资源还是亲近程度上，那八位毛主义青年，更愿意信任他们那些幻想国家机器作为超然仲裁者的同志和前辈们，我们这些无门无路的马克思主义青年们能尽到自己的一份力量就行了。

14年前，郑州毛派张正耀等人散发纪念毛泽东传单抨击资本主义复辟，在他们因言获罪锒铛入狱之后，一位托派倾向的作者这样写道：“毛左主流派具有下列思想特征——深刻的国家和领袖崇拜、长期脱离阶级斗争造成的清谈风、无比珍视与执政当局的传统与现实联络、浓厚的「前朝遗老话天宝」气息（包括部分年轻毛左）等等。上述特点使得毛左们常常喜谈「革命」冷对罢工；高喊反帝但却「狂顶」中华资本；愿意做（也做了许多）社会调查，却满身「国务院调研室助理」做派。从自我定位来看，大陆主流毛左自觉地扮演着中华资本强国路线的跑腿望风角色，他们的旗帜上首先写着「秩序」而非斗争、「国家」而非工农，「鼎盛」而非解放。”[5]。十年之后，毛派阵营里虽然多了若干真诚的、有担待的青年，但其右翼充当对立阶级调解者的中间商的姿态并没有改变，而多数毛左呢，并不把他们看作需要警惕的敌营谋士，反倒是认为是某种可以统战的对象。

毛主义思想对言论自由的打压

毛主义思想有两面性：一方面它生长在十月革命的尸体上，继承了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专断和对无产阶级自我组织的敌视；另一方面，毛派思想的物质基础是中国革命，这是一个胜利了的同时又带有畸形面目的社会主义革命，“做群众的学生”，毛派思想的若干言说颇具有谦卑姿态。当然，最终的裁决权还是在人民群众的领袖手里。

毛派在组织问题上延续了堕落了的共产国际的一贯观点，路线分歧被认为是不同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应。正因为如此，毛派绝不允许党内有不同于领袖的声音，不允许组织派别，不允许机关报上存在公开的争辩，这些争辩本来应该向围绕着先锋组织参与到斗争的工农群众呈现，但毛派认为这会涣散“革命纪律”。

在文艺创作上，马克思主义固然会讨论文艺作品背后的哲学意蕴和不同艺术家的世界观。然而，革命的无产阶级知道自己在文化水平上同剥削阶级的差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使是参加到无产阶级先锋党里的作家、画家、音乐家，其创作也有一定的独立性。然而，毛主义的文艺实践却用粗暴的行政符号打压作家的独立创作，而且以组织团结的名义压制了女性主义对父权制的质疑（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呼吁民主的反官僚倡议（王实味的《野百合花》）。

今天的毛派喜欢吹嘘“前三十年好，后四十年不好”。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建立起来的共产党政权，禁止了一切民众发声、结社的渠道，“肃托”、“反右”、“四清”，搞得群众道路以目，敢怒不敢言。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只是官僚层内部改良的摸索尝试，在镇压掉群众自发组织的反抗之后，沦为了”改恶”，在反言论自由和反智方面更加登峰造极，很多中西方文艺作品与社科文献以“封资修”大毒草名义被禁止传播，直到七十年代末才逐步允许公开出版。

资本主义复辟之后，遗老遗少们还依然有“闲话天宝”的风气。在帮助当局打压言论自由方面，经常有惊人之举。针对自由派学者（如茅于轼、邓相超）的反毛言论和社会民主主义立场的《炎黄春秋》否定中国革命的立场，毛派经常以民粹的姿态要求当局严办。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当然知道茅教授们是无产阶级之敌，但我们绝不能幻想靠资产阶级压制舆论来反对不同意见。结果到好，昔日打在自由派和社民派脊背上的鞭子，今天挥到了毛派阵营的青年人身上了。

毛派内部是否有青年对斯大林毛泽东主义遗产的毒素有所反思，并在未来靠拢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呢？笔者不敢盲目下结论。以这次被追逃的黄理平同志为例，他曾跟笔者抱怨过斯大林主义的“反民主”做法，但却将中国革命里农村游击战中指挥员能对毛泽东等中央军事委员会领袖们保持相对独立性当作一种“党内民主”的体现，而当我批判毛派理论家阳和平老师的时候，他又对托派的“工人民主”纲领各种嘲笑。其实，真诚的毛派青年能否脱离官僚专断传统，并形成一个新的接近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革命派别，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托洛茨基主义坚持革命与改良结合过渡、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同一性的观点虽然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解放的政治纲领维度，但托派远离中国工人的现状使得其暂时无法影响愿意为无产阶级解放努力的青年们，后者出于传统，大部分人会如黄理平一样，首先选择毛主义作为行动纲领。这样的现实令人痛苦，但也必须正视。

托洛茨基派何处去

托洛茨基派，这个派别是苏共党内斗争的产物，在官僚蜕化的时代，托洛茨基和他的同志们维护了俄国革命里“无产阶级自我解放和无产阶级独立自主政治立场”的传统。

然而，我们看到，在托洛茨基同志去世的时候，发端于“十月革命”的欧洲大陆无产阶级革命浪潮已经燃烧成星星灰烬。后来的很多托派组织虽然从知性角度出发，还赞成《过渡纲领》之类的文本（如同斯大林毛泽东派赞成《共产党宣言》），然而，不少组织也沦落成为了官僚化的小号共产党，在托派有影响的斯里兰卡和玻利维亚，机会主义路线占主导的所谓亲“第四国际党”成功地替资产阶级化解了工人革命的风险。

在中国，老一代的托派立场的工人革命者都被中共官僚送进了监狱。我们今天的运动面临“四无”尴尬境地，“无理论建树、无人、无资金、无本土斗争传统”。

在这样的局面下，赞同托洛茨基主义版本马克思主义的青年们何以自处呢？在把纲领置于首要位置的情况下，我们肯定要反对毛派的那种经验论思维，似乎理论只是实践的婢女。不过，我们应该看到，托洛茨基同志离世已经快八十年了，俄国革命过去也有一百年了，中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好多变化，各种左翼理论也有很大发展，如果我们的同志固步自封，会像不少毛派一样，沦为只能靠旧的政治教科书或小册子或领袖语录摆谱的“党干”。更重要的是，理论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不是智力游戏，我们应该以我们的理论同其他倾向的革命青年并肩作战，而不是满足于开读书会和搞网刊的地步。尤其令人可悲的是，有些所谓的“托派”，把列宁和托洛茨基同志的理论变成了传销广告，他们在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组织起来的时候持一种“与我何干”的宗派主义立场，面对对立阵营左翼被资产阶级打压也是一副“自保有什么错”的态度。对于这样的托派，我觉得我们不该因为源流一致，而对他们有团结幻想——与他们决裂越早，对阶级事业的损害越小。

后记

这次声援事件再一次反映了中国左翼碎片化的现状，虽然八名毛主义青年的事迹令人感动，不少援助的左翼也为了营救牺牲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甚至遭到国家的“关照”。然而，未见到有来自无产阶级方面的团结行动，而喜欢“回到列宁”的托派领袖及毛派领袖为了建设“先锋团体”（其实是私相授受的左翼皮包公司）演出的自保闹剧却抢了不少戏。路还很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