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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意大利人文学者莱昂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1370-1444）在《佛罗伦萨颂》（Panegyric to the City of Florence）中引用了塔西佗关于自由与历史真实的名言：专制暴政分裂人民。塔西佗说，“当人们很快对那些趋时讨好的历史学家感到厌恶的时候，他们却又喜欢倾听那些诽谤和怨恨的话了。阿谀谄媚被斥责为奴性的可耻表现，但恶意却又在人们心目中造成独立不倚的假象”。（《历史》1，1）塔西佗还说，“在某个历史时刻可以按自由的意愿去想，按照心里想说的去说”，是一种“稀有的幸福”。（《历史》1，1）这些话被理解为反专制言论：专制的邪恶在于使一批人卑躬屈节地讨好它，又使另一批人咬牙切齿地痛恨它。虽然看上去相互对立，但逢迎谄媚或憎恨敌意都是不自由的产物，也都成为真实历史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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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公元约56-约120年）传世的著作不多，但却包含不少可以直接引述的警句和可以引申和发挥的名句。这是塔西佗的历史写作特点和风格所致。他把惩恶扬善当作历史写作的目的（与我们今天的“历史”大不相同），把道德评价看得比准确记录更加重要。
如他所说，“我认为我只应当提到那些特别高尚的和特别恶劣的建议。只有这样，我认为才符合人们撰述历史的首要任务，这就是：保存人们所建立的功业，并且使邪恶的言行对后世的责难有所畏惧。”（《编年史》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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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是以个体历史人物来写罗马史的，以权力支配下的个人关系为基础，以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为背景。因此，即使是红色的塔西佗，他的警策之言也大多数是一些与战争、人性、道德或伦理制度有关的常识说法，由于精炼而显得具有普遍意义。
他历史著作中有许多这类警句和名言。例如：
“屠杀一开始，要想制止就难了”（《历史》1，39）；
“诸神是站在强者一边的”（《历史》4，17）；
“如果一个城市是被攻克的，掳获物就总是落在士兵手里，如果它是投降的，掳获物就会落在军官手里”（《历史》3，19）；
“有人的地方就有恶”（《历史》4，74）；
“国家弊端登峰造极之日，正是法律多如牛毛之时”（《编年史》3，27）；
“受到惩处的天才反而会提高自己的威信；而且残暴的外国国王以及模仿他们的酷行的人，他们的行为所招致的后果也只能是使自己声名扫地，反而使牺牲在他们手下的人得到光荣”（《编年史》4，35）；
“今天我们的创举也会变为过去的一个构成部分，而今天我们根据前例加以辩护的事例，将来也会成为前例的。”（《编年史》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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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的历史著作里有许多对专制统治权术的描述，包括权术背后的心理动机，都让读者觉得十分贴近自己时代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经验。这些权术描述可能起到双重作用：既可以帮助被专制统治者认清专制统治的权力运作特征，也可以帮助专制统治者学到许多有用的自我维持原则。
政治学家罗杰·波士（Roger Boesche）在《暴君的理论》一书里总结了塔西佗著作中的八项专制权术。
一、要善于伪装和欺骗；
二、要想方设法破坏法治，以人治代替法治；
三、为巩固权力不惜让国民道德败坏和精神堕落（培养奴性）；
四、利用人的欲望和贪念；
五、运用暴力，但享乐和纵欲是比暴力更有效的统治方式；
六，为民众提供他们需要的政治强人和神话领袖；
七、让每个人都按权力制定的脚本扮演好指定的角色。
八、让所有人都学会谄媚奉承，能娴熟地运用虚伪的公共或日常语言。[8]
这些专制原则许多都是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里向君主们建议的，当然他还添加一些自己总结出来的其他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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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君奥古斯都是攫取和巩固权力的权术大师：“首先用慷慨的赏赐笼络军队，用廉价的粮食讨好民众，用和平安乐的生活猎取世人对他的好感。然后再逐步地提高自己的地位，把元老院、高级长官乃至立法的职权都集于一身”。（《编年史》1，3）
奥古斯都是统治权术的天才发明者，他知道，独揽大权首先必须控制人民，以此防止人民行动起来。这种控制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使用暴力压制（折磨、杀害），还有更加微妙、有效的柔性手段，那就是笼络、收买和讨好。控制人民是任何专制统治的第一个重要权术手段。
[奥古斯都，盖乌斯·屋大维·图里努斯（Gaius Octavius Thurinus），罗马帝国的开国君主]奥古斯都，盖乌斯·屋大维·图里努斯（Gaius Octavius Thurinus），罗马帝国的开国君主
专制统治的第二个权术手段是有效控制国家精英。专制者必须确保让精英层中那些潜在的对手要么害怕他，要么感激他。而且，他还要能利用敌人或法律除掉那些既不害怕他也不感激他的家伙。奥古斯都统治的时候，“反对他的力量已荡然无存：公然反抗的人或在战场上或在罗马公敌宣告名单的法律制裁下被消灭了；剩下来的贵族则觉得心甘情愿的奴颜婢膝才是升官发财的最便捷的道路；他们既然从革命得到好处，也就宁愿在当前的新秩序之下苟且偷安，不去留恋那会带来危险的旧制度了”。（《编年史》1，3）
专制独裁的另一个手段是放行腐败，当然，这需要避人耳目，以巧妙的名目来进行，不是对所有人，而是对“自己人”。这个手段可以收买死党，同时又牢牢地抓住他们的小辫子。允许腐败可以诱导他们忠心，他们可以因此越来越富有。如果怀疑他们不忠，那么可以指控他们腐败，一下子就把他们收拾了。奥古斯特用这些权术手段建立了他要的新秩序，“新秩序在各行省也颇受欢迎。元老院和人民在那里的统治却由于权贵之间的倾轧和官吏们的贪得无厌而得不到信任；法制对于这些弊端也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因为暴力、徇私和作为最后手段的金钱早已把法制搅得一塌糊涂了”。（《编年史》1，3）
专制之所以罪恶，并不在于权力由一人掌控，而在于权力没有制衡，无限膨胀。专制者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谁也拿他没有办法，这样的权力很容易恶化为暴政。暴政专制在乎的只是如何维护其统治权力，即使从精神上摧毁整个民族也在所不惜。
塔西佗特别关注的一个专制灾难性后果就是，它残酷打击了整个精英阶层，逼迫他们成为独裁统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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