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是中共革命者的后代，从小就被送到了苏联，在国际儿童院长大。同学中有舵手的女儿李敏、朱总司令的女儿朱敏、刘主席的女儿刘爱琴……
如今，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但好多年没见，互相都认不出哪个是自己的爹，哪个又是儿子。于是，各自站成一排，工作人员先喊一声孩子的名字，再喊一声家长的名字，两边一起出列，就这样对上了号。画面像是会师。
回到家里，这些孩子对生活一点也不适应。他们几乎不会说中国话，更听不懂，只好送到学校里重新学习。当掌握了一些汉字后，老师让他们试着造句子，很多人的第一个句子是：
我们要回苏联。
也难怪，那时候苏联可是超级大国，是让人崇拜的老大哥。这些孩子在苏联，吃的是抹着黄油的面包和牛肉、香肠。如今桌子上每天摆的是馒头、米粥和青菜，真是咽不下去。
唯一能安慰心情的，是他们离开苏联时，儿童院送给他们的那个小箱子。
里面除了装着书籍和玩具外，还有一大盒巧克力糖。思念起在异乡的生活，就吃一颗，真甜。
很多人都舍不得吃。
但，这并不是说，它像今天的七夕、情人节一样，被赋予了那么多意义。
那个年代，巧克力和原子弹一样，中国都不会制造。
字是舵手亲笔给题写的。
“文化宫”这个名字，就是从苏联引进的，因为社会主义让劳动人民做了主，也要建设属于自己的文化。经周公批示，这个文化宫由北京市总工会管理，作为工人搞文化娱乐活动的场地。
一代文豪郭沫若老师，还就此写了句诗：“昔为帝王庙，今作文化宫。”
之所以在这一天揭幕，因为第二天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而“劳动节”这个称呼，也是来自苏联。
1889年7月，在恩格斯组织召开的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宣布把五月一日定为国际劳动节。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实行的是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当然也采取了这个惯例。
1950年6月份，天津市工人文化宫成立，这地方在原来的意大利租界，是墨索里尼家族经营的一个回力球赌场兼舞厅。
每天晚上有舞女陪客人在这里唱歌跳舞，吵得周围人睡不着觉。一个住在附近的人说：“那个时候，中国人连睡觉的自由也被人夺走了。”
改造后，市长黄敬也题了字，不过不是匾额上的名字，而是一句词：“战斗式的工作、文化式的休息”。
作为舵手夫人的入党介绍人和前夫，他还是很懂规矩的。
就在上海按照老大哥的样子搞建设的时候，一个姓江的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正在新成立的益民食品厂担任生产厂长。大家爱叫他“江博士”，倒不是因为他是博士毕业，而是他博学多闻。
之前，上海流行一种冰淇淋，名叫“美女牌”。江博士觉得新工厂也得有自己的冷饮，要创立新中国自己的品牌。他给取了个名字，叫做“光明牌”，logo是一个火炬。
理由是：
天亮了，解放了，光明照亮中国。
车头印着“光明问世”四个大字。
光明，上海小囡的最爱，长者的创造
但车子在街上走了没多远，就被交警给拦住了，说他们影响交通。这可难不倒江博士，他说：我们这是为了和旧社会的冰淇淋竞赛，要为人民服务。警察没话说了，放行，还主动为他们开道。
这是江博士仕途的起点，光明牌冷饮成为中国的第一个民族冷饮品牌。后来的事，他自己也没有预料，一步步当到了上海市委书记，后来，又进了中央。
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而历史，有时候又是相似的。
当局势占优之后再去，就是主动学习去了。因为，我们要建设一个像老大哥一样的国家。
所以，舵手看得长远，1948年，还没进北京的时候，他就决定派一批人去苏联，接受人家的正规高等教育，好培养咱们自己的技术专家。
这批人共有21名，简称“4821”。他们都是烈士或高级干部的后代，因为筛选人的一个首要条件是：政治可靠。还有一个条件是，要能力突出。毕竟是要去学本领的，不是旅游的。
后来，这两个条件汇总成一个新名词，叫“又红又专”，是对整个中国大学生的要求。
在这21名留学生中，有一个姓李的同学，就是烈士后代，父亲牺牲时，他还不到3岁。他从小在延安长大，受到了周公夫妇很多关照。被选中去苏联这一年，他刚刚20岁，已经在哈尔滨油脂公司担任了党支部书记。
李同学选择了莫斯科动力学院的水力发电专业。因为列宁老师说过一句话，“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电力，是当时中国大学生眼里最有前途的专业。就像后来的电商。
1955年，他从苏联毕业，回到中国，被分配到吉林的丰满发电厂。他在那里呆了六年，做到了总工程师的职位。
之后，靠着在电力行业的积累，他真的负责搞起了三峡水电站。最后也进了中央。两个都在东北待过的南方人，殊途同归。
就在李同学回国的这一年，江博士也去了苏联，擦身而过。不过，他不是去留学，而是实习。
学霸风范，若隐若现
1950年1月，周公率代表团去苏联老大哥那里串了个门，双方签订了好几份友好协议。苏联答应帮助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援助重大工程建设。其中就包括位于长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简称一汽。
在苏联期间，江博士表现非常好，短时间内就掌握了技能和业务知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俄语说得好。
那时候，因为一面倒的政策，俄语全面压倒英语，成了第一语言。江博士得学俄语了。
碰巧，厂里有一个女秘书，是白俄罗斯人。江博士就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和厂里的一个女工一起，跟着女秘书学俄语。
没过多长时间，白俄秘书要回国了，她请两位学生吃饭。饭桌上，江博士已经能用俄语和老师对话了，而那位女工却说不上几句，只能在旁边干听着。
不管在啥时候，只要去了国外，语言都是最难的关。有个段子说，两个留苏学生上完课，回到宿舍，为今天到底上的是什么课争论起来。一个说是政治课，因为听到了“列宁主义”这个词。另一个说是历史课，因为听到了“十八世纪”。
谁也说不服谁，结果找人一打听，才知道上的是高等数学，老师讲的是“绪论”。
而对江博士这种具有语言天赋的人来说，就是too simple的事了。在苏联实习期间，一有机会他就去找苏联人请教，练口语，典型的学霸套路。
等到第二年，他的俄语已经很流利了，可以与苏联专家直接对话，所以很受欣赏。5月回来后，他担任了一汽动力处的副处长。
也就是这一年，一汽生产出了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因为从图纸到生产线都来自苏联，所以长着一张典型的社会主义汽车脸：笨拙，古朴，有一个突出的长鼻子和两盏大前灯。
进入中央后，江博士多次访问俄罗斯。有一次，他去俄罗斯科学院的西伯利亚分院直接用俄语演说，演讲的内容中有一项是“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构”，用中文都很难讲得顺，他却准确地用俄语讲出来了。
2001年，他又去了莫斯科大学，用俄语作了40分钟的演讲，内容是“中俄关系的美好未来”。
那时候，中苏已经分分合合好多年了。上一位在莫斯科大学演讲的中国领导人，还是舵手。
那是1957年的时候，舵手率代表团访问苏联，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并在莫斯科大学的礼堂，接见了中国留苏学生代表。
就是在这一次演讲中，出现了那句著名的话：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那一天，同学们的手掌都肿了，不是被苏联的天气给冻的，而是鼓掌鼓的。
要认清哪些是苏联留下的东西，其实很简单，只需要把名字稍微改一下。如果觉得别扭，对不起，你就中招了。比如：
纽约市工人文化宫
伦敦市铁西区建设一路
名古屋市第一人民医院
阿拉斯加州石油学院
……
这个国家，在中国留下的痕迹，其实远比这些名字要深，已经深入到了几代人的心里。尽管，一般都进行了中国特色的改造。
比如，芭蕾舞。
芭蕾舞诞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但到了19世纪末，中心转到了俄国，因为出现了柴可夫斯基这样的大师，建造了一片天鹅湖。到了苏联成立，芭蕾舞已经成了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标志。
但是在中国，大部分人不知道这种踮着脚尖的舞蹈是啥，也欣赏不来。1950年，一位名叫戴爱莲的舞蹈家，仿照苏联的芭蕾舞，排了部舞剧《和平鸽》。她没让演员穿迷你裙，而是长裙，连膝盖都遮住了。
就这样，很多人也羞答答的，捂着眼看，还编了句顺口溜：
大腿满台跑，工农兵受不了。
之后，在苏联派专家援助中国搞建设的时候，也派了舞蹈专家过来，开办了芭蕾舞培训班，手把手、脚把脚地教中国人跳舞。1954年，成立了北京舞蹈学校，5年后又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中央芭蕾舞团。
在周公的批示下，芭蕾舞团专门建造了一座苏联式的大楼，用的是人民大会堂的施工队伍和施工材料。多年后北京搞城建，想把楼给拆了。鉴定专家来看后说，还是别拆了，再盖也没这结实。
舵手夫人主抓文艺后，开始对苏联传来的芭蕾舞进行改造，让演员们脱下裙子，穿上军装，同时拿起了手榴弹和枪。1964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人民大会堂上演。舵手看完后，说了三句话：
方向是对头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中国舞蹈史》里是这样描述的：
当时从专业到业余，从成年到少年，从北京、上海到中国几乎所有大中城市，乃至内地的僻壤小镇，都有人跳芭蕾舞。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正是通过这两部舞剧结识、并最广泛地参与到包括芭蕾在内的舞蹈活动之中的。
在《芳华》小说的封面上，有一个小小的跳舞者的剪影，其实就是小严歌苓当年跳舞的照片。
当时文工团的纪律很严，一般不允许拍穿军装跳舞的照片。她这张照是抓拍的，腿还没有抬到最高。但这难不倒作为东亚三大神器之一的P图术，用到封面上时，腿就高了很多。
严歌苓老师很早就具有塑造自己品牌的意识了
从民间到军队，一个芭蕾舞就这样轻松地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审美习惯。
其他方面呢，同样如此，无不定苏联为一尊。比如大学教育中的专业设立、建筑风格中的主楼+配楼、音乐中的手风琴、中学的奥数竞赛、陆海空三军的武器装备和战略战术……（此处省略100+个领域）
文学这类领域自然更逃不开。莫言的很多小说中，就有苏联文学的影子。跟严歌苓一样，他也当过兵，没少看文工团的芭蕾舞表演，也没少看苏联的小说。
比如，他的《丰乳肥臀》中有这样一段话：
崔凤仙一点点地咬着司马库的皮肉，用绝望的腔调说：“……我知道，跟了你的女人，都不会有好下场，可我就管不住自己，你在前头一摇尾巴，我就像母狗—样，跟着你跑了……”
这个情节就来自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原句是这样的：
婀克西妮亚好像是在回答他心里的想头，说：“你看，我是这样的人……你就像对一只小母狗吹了一下口哨，我就跟着你跑啦。葛利沙，这是因为爱你和想念你，才逼着我这样做的。”
莫言老师这个写法要搁到现在，就叫洗稿。
在我们向老大哥全面学习的背后，其实就含着一种对天天过好日子的向往。
当时，中国家庭每天能吃上青菜米饭就不错了，芭蕾舞演员却能品尝着牛奶肉食，谁不眼馋呢？何况，苏联还有浓郁香甜的巧克力。
在西方引领世界的时代，巧克力也是一种现代化的象征。
中国留苏学生吃的巧克力，以及后来从苏联进口的巧克力，很多都是由一家名叫“红色十月”的糖果工厂生产的。
这家工厂成立于1851年，本来是一个德国人在莫斯科建立的。因为好吃，牌子很快就打响了，还成了皇室的甜食供应商。但66年后，遇上了十月革命，被苏联接管，改了个红彤彤的名字。
想想也真分裂，当俄罗斯的小孩能吃上巧克力的时候，中国正在闹天国起义呢。那一年，洪大师在金田村一声吼，天下就不太平了。
半个多世纪过去，我们一起追过的老大哥没了，而这个牌子的巧克力还坚挺着。现在，它归属于“俄罗斯联合糖果集团”，已经是历史悠久的民族品牌。
人生如一个8字，兜兜转转，循环往复，最终都会回到原点。如今的中俄关系，不再是当初一边倒的给予和塑造，而是两国之间正常的交往，作为平等相待的邻居，在贸易上互通有无。
“红色十月”工厂的巧克力也不再是珍贵的礼物，唯有特定群体的人才能尝到，而是成了普通的商品，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市场，很容易就能买到。
同时，如果说当年的中国是全盘“苏化”，那么现在的俄罗斯，在日常中就有些“中国化”了。
因为，中国成了向俄罗斯供应轻工业产品的头号国家。俄罗斯最大的电商网站，是中国的速卖通，也就是淘宝的海外版。他们本土的最大电商网站ozon，只能排到第二。
第三呢，是美国的eBay。至于世界首富贝索斯老师的亚马逊，由于水土不服，压根就没有进入俄罗斯市场。
主要还是因为中国的商品，便宜又好用。通常情况下，买一样俄罗斯本土商品花的钱，能买到三个中国货，并且质量更好。
一代宗师马大胡子老师，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当时是拿中国打比方的，也同样适用于现在：
工业革命后，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芭蕾舞演员们的待遇也倒转过来了，在他们平均25年的表演生涯中，需要500双舞蹈鞋。而这些鞋，基本都是从速卖通上买的，中国制造。
要说俄罗斯的头号“网红”商品，还得是小米。三个月内，俄罗斯人就剁手了28万部小米手机。今年红米6A在俄罗斯首发，半个小时就卖了一万五千台。
风水为何轮流转，不是没有原因的。
当年，中国向老大哥学习的东西，主要是在重工业领域，比如机械、电力、汽车等。在轻工业方面，老大哥只能算小康，并不富足。到了今天的俄罗斯时代，更是一路下滑，成了软肋。
尤其是2014年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公投事件发生后，俄罗斯遭到了西方的联合制裁，进出口大幅下跌、卢布贬值，日子更不好过了。这时候，就看谁的东西又便宜又好用了。
所以，在如今的网上，俄罗斯网友经常发帖说：
感谢我们的好邻居。
而这句话，跟几十年前中国人对他们说的，竟然一模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