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爱我，2018 作者：戴老板 数据支持：远川研究
2018年，戊戌年，炎暑，炽盛，焦灼，这是不平凡的一年。
01
前郭镇十六寨村的风水先生郑福贵，今年自从腿脚有点儿不利索了之后，就总是在发愁这么一件事：自己万一活到90岁，该咋办？
我第一次见到郑福贵的时候，他正在镇上帮我朋友的公司看风水。那会儿他穿一身淘宝买来的唐装和布鞋，擎着一把枣木做成的鲁班尺，装模作样地在院子里量来量去，一脸高深莫测，没多久便向在一旁搓手的朋友下达神秘指示：院子东北角是后鬼门，不能建厕所，要拆了改到西北角。
老郑今年68岁，花白短发，满脸皱纹，眼珠子骨碌着精明。他年轻时干过生产队长，包干到户后搞了二十多年蔬菜大棚，这些年不怎么下地干活了，却靠看风水挣了不少钱。在当地，他主要的竞争对手是个模样端庄的中年妇女，脑门正中有颗红痣，对此老郑评价道：“人家长得像观音，挣钱挣老鼻子了。”
今年五月我回老家，听说他摔伤了腿，就约了朋友去看他。在县城通往十六寨的路上，我给他打电话，手机那头很嘈杂，老郑说自己正在隔壁村给一栋小楼的封顶仪式“唱词”，让我们到了稍等。在他家门口还没抽完半根烟，他就骑个破电动车回来了，穿了一身耐磨发旧的迷彩军服，像个建筑工人。
老郑的腿没什么大碍，但走路还是有点跛。他硬拉着我们参观他家的六间大房，并阐述家里摆设的讲究，严肃程度不亚于国博的讲解员。在他堆满物件的堂屋里，我看到了一本翻烂的《实用易经预测方法》，一本稍微新一点儿的《建筑风水大全》，这里是整个前郭镇风水学的理论制高点。
诺大的房子，家具虽然不少，却总感觉冷清。去年初春的时候，结婚四十多年的老伴脑血栓去世了，家里瞬间没了生气，老郑的一对子女，也不在跟前：女儿远嫁新疆，偶尔寄点儿生活费；儿子在北京打拼，有个上小学的孙子，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平均半个月打一次电话。
我们出去买了些羊杂碎和猪头肉，中午跟老郑喝起酒来。几杯牛栏山下肚之后，他脖子通红，话开始多了。
老郑的腿是上平房屋顶收拾地瓜干时，不小心掉下来摔伤的，腿上打了好几根钢钉。儿子回家把他接到北京，媳妇脸色难看，而且认为老郑搞风水是封建迷信，害怕带坏孙子，平时不让孩子跟他玩。在儿子一家拥挤的小三居里住了大半个月后，老郑彻底待不住了，死活要回老家。
儿媳鄙夷的风水生意，其实传自祖上。郑福贵的父亲和祖父都曾以风水为副业，即便在“破四旧”轰轰烈烈的60年代，他爹也常被村民偷偷请过去，给修宅、上梁、迁坟出主意。而郑家自家的祖坟风水绝佳，似乎给郑家带来了长寿基因，“老爹活了九十，老娘活了九十二，爷爷活了九十八！”
不过，他眼神旋即又黯淡下来：“现在都快成累赘了，我要是也活到90岁，可怎么办哩？”
老郑并不是没攒下养老钱。2016年，儿子被疯涨的北京房价吓慌了，连夜去环京的廊坊定了套房，首付缺30万，于是深夜打电话过来，支吾了半天，老郑只好咬牙，赞助了自己大部分棺材本。儿子本想等廊坊房价涨一倍，把五环外小三居换成市区学区房，可惜天算不如人算，现在跌了30%都不止。
去北京跟儿子一家住，对他来说变成了一个遥远又昂贵的梦。儿媳妇是外省独女，父母也快70了，每年都要在北京住两三个月看病。小两口买的这两套房时，已经消耗了老郑和亲家大半生的积蓄，养老钱没剩多少了，而儿子两口子一个月两万多的收入，扣去房贷教育日常消费，基本上所剩无几。
在烟味和酒气的环绕中，听老郑用方言诉说这些家事，我感觉到一阵恍惚：一个农村的底层家庭，辛勤劳动走出贫困，培养出两个大学生，是中国波澜壮阔的城镇化进程中的无数个故事之一，而如今，他们年轻的一代在城市中承担着压力，而老去的一代，则在乡村里忍受着孤独。
村里年轻姑娘少，但五六十岁的寡妇却很多，她们的男人多半死于酗酒、车祸、工地、重病等，因此儿女们一直催老郑去相一个老伴。对此老郑先是摇头，又叹口气，说可能还真得趁自己还没大病，找一个能相互照顾的人，省得去城市麻烦孩子们，这可能也是儿女们的初衷吧。
我跟朋友听了后一阵难受，我们干了杯中的酒，匆匆地扒了几口老郑给我们煮的面条，就起身告辞。老郑挣扎着坐起来，让我跟他去里屋。他从柜子里拿出一叠黄纸，抽出一张，平铺在炕上，写了一张道符，又小心地用报纸包起来，递给我，让我放到办公室里，能旺财运。
我满怀感激地接过来，再三道谢。他这间乱糟糟的里屋里，堆满了乱叠的衣服，充斥着一股难闻的气味，在炕头的小桌上，放着他跟老伴的合影。
02
8月份的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问我索要一个银行卡号，要给我打钱。我正想挂掉，她又补充了一句：我是高群先老婆，他上个月死了。
心里咯噔一下，我愣了十几秒钟。高群先是一名大货司机，跟我认识五六年，我曾送过他一台空调，他总说那时借款，等手头宽裕后会还我。于是我连忙问怎么回事，对面的女人嗓音沙哑而平静，告诉我她丈夫是在跑车途中，在高速的休息区猝死的，“找到的时候人早就走了，没遭什么罪。”
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吃力地回想高群先的模样：陕西人，40多岁，胡子拉碴，黝黑健壮。他个头只有一米六，这个身高在北方省份没啥生理优势，甚至只有他驾驶的车头一半高，可一旦摸到方向盘，50多吨的大货在他的手里灵活如飞，他开车时环顾左右的严肃样子，宛如一个将军。
2012年，我去鄂尔多斯调研，想顺道去西边的一个矿瞧瞧，当地公司帮我找了辆去那边送货的福田欧马可，司机就是高群先。我们吃过晚饭出发，本打算午夜前赶到，没想到在一段荒凉的国道上被拦下来，路边围上来十几个人，都带着口罩和安全帽，拎着一米多长的棍子。老高紧张地说：截道的。
我掏出手机报警，被拉开车门拖了下去，肚子上挨了两脚，他赶紧跑下来护住我，说这是搭车的，不懂规矩。对方转而问车上拉的是啥，老高说都是塑料件，几个人看过货后，估计觉得不好销赃，就说给钱吧。我俩哆嗦着凑了两千五，对方拿了钱后摆摆手，一群人迅速消失在夜色中。
我那会儿刚毕业没多久，没经过事儿，觉得老高应该锁住车门加速闯过去。他边开车边跟我解释，对方在路上拖了一条像铁链子的东西，那叫爆胎器，硬闯根本不行。而且这事儿只能事后报警，现场报警没啥用，车窗没几分钟就能被砸开，警察来了估计头就被打成血葫芦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那点儿浅薄和无知的社会经验，让我看起来像个傻逼。
这种共患难的经历，会迅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第二天我跟矿务公司的领导聊完后，又搭他的车回鄂尔多斯，一路上在满地瓜子皮的驾驶室里天南海北瞎扯。2013年，老高把欧马可换成了载重几十吨的汕德卡，跑起了宝鸡到上海的专线，这让我们每年都能聚上一两次。
老高跑的专线，走宁洛和连霍高速，每次都要接近20多个小时。在抵达浦东川沙的物流园后，他会趁着工人卸货的功夫在货场的通铺上蒙头大睡。有时候回程货要等两天，便找我吃饭。我们通常约在川沙的一个重庆鸡公煲里，听他讲跑长途的各种见闻，也听他抱怨路政、运费、罚款和偷油。
但那会儿大货跑长途还能挣到钱。老高的汕德卡是贷款买来，车头有他两个高，每月还5000多，扣去贷款油费轮胎修车，他一年能进账10万多块。像他这样的卡车司机，中国有三千万名，他们跟老高一样，没日没夜地穿梭在各种高速、国道、省道上，维持着中国庞大经济系统的运转。
2015年8月份，我当时心情不好，恰巧要去西安开会，就索性跟着他的回程车过去，权当散心。那一路上，切实体会到了大货司机的辛苦。当时天气炎热，驻车休息时，车里温度足足有35°，只有个小电扇能用。我后来在网上订了一个6000多的驻车空调，让当地经销店给他装上，老高推辞一番才收下。
去年以来，老高的日子慢慢开始不好过了。这一年，北方的大量企业因为环保和限产的问题被取缔和关停，能拉的货源越来越少，有时候拼好久才能凑足一车货。到了今年，老高发现运费行情越来越差，以前跑一趟还能赚个一两千，现在扣掉各项费用后，反而经常要亏好几千。
从那时起，老高就嚷嚷着卖车转行，更不能让儿子入坑。不过老高的儿子比初中学历的他多读了3年书，高中毕业后在西安送快递，挣得也是辛苦钱。
老高不太了解的一件事情是，2015年以来，无数资本涌入货运行业，试图培养出一个“货车版滴滴”。到了2017年底，两家最大的选手货车帮和运满满合并，似乎在重复滴滴合并快的形成垄断的故事。而大货司机们面对资本和互联网的入侵，毫无抵抗能力，眼睁睁地看着运价被一杀再杀。
作为一名投资者，我经常告诫自己要客观，但目睹高群先的苦不堪言，让我的情绪不由自主地站在他这边。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导致任何一个细分行业的变动，都会牵扯到数千万的家庭。变化无常的政策和试图颠覆的资本，或许能提升产业效率，但被牺牲掉的一定是底层的司机们。
几个月前，他跟我说由于挣不到钱，不跑陕西到上海的专线了，改跑绿通。绿通车是指那些运输蔬菜水果农产品，走高速公路绿色通道的货车。由于货物保鲜期短，中途货主电话不停地催，上千公里的路也得拼着命赶，货源虽然有保障，但更累更辛苦，基本上是在拿命挣钱。
在跑一次长达1400公里的绿通时，高群先猝死在高速公路休息区，扔下了老婆和儿子。
高群先的死让当地司机朋友痛惜，他们帮着一起料理后事，那辆明黄色的汕德卡，也以一个不错的价格卖掉。在拿到卖车的现金后，他的妻子拨通了我的电话，说要还我空调的钱。我婉拒了她，并打算去陕西看望。后来犹豫了一番，把往返的机票，折算成现金，凑了个整数，给她打了过去。
在打钱的时候，我翻出老高的微信，打开他朋友圈，里面最近的一条是2015年，他转发了一段阅兵的视频，配了四个字，“祖国给力”，后面跟着一个代表强壮的表情，那是一条结实的臂膀。
03
江苏昆山老板钱庆林，几个月前遇到了一个难题：如何劝说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儿子，不要来自己公司接班。
老钱是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板，公司位于制造业工厂林立的苏州昆山，主要搞第三方检测，简单说就是买一堆设备和仪器，拿到资质后，给别人的产品出具检测报告。儿子从英国留学回来，本打算进自家公司上班，老钱却死活都不同意，并打电话给我，托我游说，最好帮他儿子找份陆家嘴的实习。
我跟老钱认识有三四年了。当年我被领导派去研究检测行业，一头雾水，朋友帮我介绍了干了十几年检测的老钱。我去他公司拜访过几次，在他的热心帮忙下，才逐渐搞清了行业里的那些门道。因此接到老钱电话后，我义不容辞，很快帮他儿子找了一份金融行业的实习。
半个月后他送孩子来上海报道，顺便请我吃饭。席间才知道，刚在英国读完本科的小钱，颇具实业精神，一心想把老爸的公司发展壮大，未来要整成上市公司。看到儿子一脸雄心壮志，老钱一脸苦笑。我疑惑道，多少民营老板都在头疼孩子不愿接班，怎么到你这儿却反过来了？
老钱问我多久没跟踪过检测行业了，我说最近没怎么看，不过那几家上市公司不是好好的吗？他说屁，他们大公司还能硬撑，我们小公司都快死光了。根据他的说法，从16年开始，检测生意就愈发难做，订单越来越少，账期越来越长，利息越来越高，尤其是今年，公司已经没钱来添新设备了。
老钱在2003年从体制内辞职单干，主要做贸易保障品检测。那会儿正值中国加入WTO，出口激增，业务多到忙不过来，利润率有30%之多。后来竞争加剧，挣的钱越来越少。2013年，国家放开了几个之前封闭的领域给民企，老钱一咬牙，招兵买马大举投入，员工扩充到了近百号人。
检测这个行业很耗钱，通常需要先租场地，然后高规格装修，再购买昂贵的检测设备，招聘相应的人员，才能组成一个像模像样的检测实验室。但这还不够，还需要向主管单位申请实验室的资质认定，批下来之后，才能做业务。整个过程没有2年根本下不来，中间的资金压力巨大。
就这样，老钱陷入了“借钱-买设备-赚钱-还贷-再借钱-再买设备”的怪圈，民营的检测行业竞争激烈，你不投入买更新更先进的检测设备，单子可能就被别人抢去，因此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砸锅卖铁。经常一年下来，账上利润五百多万，买设备花了一千万，一核算反倒多欠了银行五百万。
2015年股市行情好的那会儿，深圳一家检测公司过来洽谈并购，开价8000万，全部是现金，老钱犹豫了一个周，最终拒绝了被并购的提议。后来他跟我说，拒绝的主要原因是自己当了十几年老板，被收购就变成一个分公司总经理，他接受不了。当然，没过两年，他就对此懊悔不已。
老钱在席间给我算了一下，去年一整年，公司利润只有不到100万，而职工工资是这个数字的12倍，厂房租金是5倍，设备折旧是4倍，上缴税费是3倍，银行利息是2倍，都比企业的净利润多太多。算完后，老钱飚了一句国骂，在旁边看他演算的小钱，皱紧了眉头，一声不吭。
到了今年上半年，公司的净利润率已经降到了不足2%，公司已无力再投入。但坏消息并没结束，几天前，离昆山只有100多公里的江苏常州，一家公司被追缴了十年的社保，引发了苏锡常中小企业的恐慌，老钱公司的社保也不怎么规范，他算了一下，如果要追溯，恐怕得接近千万。
这么多年下来，老钱已经拼光了力气，的确是干不动了。如果找不到下家接盘，他准备逐步卖掉设备，还掉贷款，关门清算。
在酒精的催化下，老钱开始回忆起体制内的日子。中国的检测行业，超过50%的市场属于国资检测机构，那些利润丰厚的政府强制性检测单子，大都在它们手里。老张在下海前，就是杭州一家国有检测单位的骨干。如果他没有离职，恐怕现在已经是单位领导了，身价未必比现在少。
唯一值得庆幸的时，从09年开始，依靠苏州新区的政策，老钱陆续用公司的名义买了几十套房子，给核心员工当宿舍。如今，附近的房价已经比09年涨了六七倍，这些房子反而成了公司最值钱的资产。“何苦要来做实业呢？”他问自己，也坚定了不让孩子接班的想法。
两个月后，小钱实习结束，过来找我吃饭。从他亢奋的眼神里我能感受到，这个95后年轻人的职业生涯目标，已经从实业届巨子，变成了华尔街之狼，实业已与他无缘。
04
身家十位数的沪上大佬张教授，今年是本命年，火气相当旺，因为跟太太讨论孩子移民问题时吵了起来，他一气之下把远在美国的夫人给拉黑了。
张教授是浙江宁波人，业内之所以称他为“教授”，只是因为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浑身一股书卷气，但他真实身份是证券投资领域的大腕，毕生只会两件事情：赚钱和读书。他在东郊有两栋别墅，其中一栋改造成了图书馆，越堆越满；另外一栋则住着他的小女友，常换常新。
从财富的角度讲，张教授是这个国家前0.01%的那类人。这些人旗下公司的名字，经常出现在黄金时段的新闻里；他们通常在开曼或维尔京有离岸公司，在御翠园或汤臣高尔夫有大宅，在苏河湾或翠湖天地有顶豪；他们既热衷于在年轻人面前布道演讲，也喜欢在黄浦江边搞神秘兮兮的派对。
移民对他来说，恐怕跟我们去办个户籍证明一样简单。能不能移民，是一个手续问题，要不要移民，却是个态度问题。
我20岁的那年，收拾行囊来交大面试，在一位同乡攒的局上，我认识了张教授。当年还是学生的我，满脑子都是大国崛起和强国逻辑，而张教授却总在关键时刻泼出一盆冷水，瞬间把火浇灭。最后，他旁征博引侃侃而谈，抛出了一个结论：2008年是体制声望的阶段性顶峰，很快就会坠落。
2008年的中国，的确刚经历了一波崛起的狂热：从年初的火炬全球传递，金晶面对臧独分子死命护卫着圣火；到年中的汶川抗震救灾，无数青年去广场上高喊中国万岁；再到李宁在奥运开幕式上腾空而起，每一幕都是一针肾上腺素，在我眼里，中国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怎么就已到顶峰了呢？
面对我的质疑，张教授没怎么理睬，勉强丢给我一张名片，便匆匆离去。我看了下，上面只有一个座机号码。
三年后的2011年底，我在一次校友会上又见到他。那会儿中国人已经完全没了2008年的那股精神气儿。那是李承鹏们的黄金年代，媒体上充斥者对体制的反思和鞭挞，而几个月前的甬温线动车事故，更让全国人民的悲愤之情达到了极点。这似乎印证了张教授当年的预言。
我这次没有轻易地放走他，而是刨根问底，请教他当年为何会做出那样的结论。他面对我这么一个校友会志愿者，礼貌性地假装记得我（然鹅并没有），然后给我讲了一句话：中国人的群体情绪，受限于民族性格和从众效应，总是从一个极端，切换到另外一个极端。
这段话太过抽象，更像是一个没有逻辑推导的结论，我并没有被说服。
所幸的是，张教授这次记住了我。2012年我参加工作，跟他公司有些业务往来，第一次走进他办公室时，他眼睛一亮：“怎么是你啊！”这让我在领导面前很得意。跟他熟络起来后，张教授的形象也逐渐清晰：92年跟领导下海创业，00年公司上市，赚了一个亿，转做投资，如今身家十位数。
但他对讨论投资没兴趣，反而喜欢研究一些有趣课题。比如，当年我向他请教的问题，他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是指导我去做中国大众情绪的历史研究。经过几个月的摸索，我发现了在过去的60年中，中国人经历了情绪亢奋到低落的13个完整周期，完全就是一个不断重复的循环。
这解答了我当年的疑问，也让一窥张教授的框架。它不仅能洞见历史，好像还能预测未来。
在2015年~2016年的那波群体狂热中，媒体和民间充斥着各种厉害了的论调，他对此一针见血：精英们积极拥抱稳定的新秩序，大众们被民族主义情绪调动，所有人都在选择性放弃质疑，而在未来，这些质疑一定会重新浮现，它们会铺天盖地，它们会变本加厉。
2018年到现在，他的预言又对了。
在张教授眼里，这次跟以前没有什么不同：精英阶层充满焦虑，民营企业陷入不安，商人巨富转移资产，悲观的言论被无限传播和放大，乐观的信号却被熟视无睹，网上的声音喧嚣无比，但中国的基本盘却波澜不惊，而最终，这一切都会过去，乐观的人会再一次赢得奖赏。
骨子里，他是一个对中国人极度乐观的死多头，这让他在所谓精英圈里显得独特，另类，甚至边缘。
但这次还真有点儿不一样。太太远在美国陪读常春藤的孩子，一向支持他对中国的乐观，但这一次却坚决要求他尽快办理全家的美国身份。对此张教授表示反对，两人从电话吵到微信，从微信再吵回电话，太太情急之下指责他放不下国内的小姑娘，他火冒三丈，把老婆给拉黑了。
究竟是不是女人的原因，我不太清楚。不过张教授在前几天拉我喝了两瓶茅台后，摇身变成中年颓废男人老张，仍然坚决否认他扎根大陆是因为那些走马换灯的年轻姑娘。我趁着酒意，一字一顿地问他：这次真的跟以前一样吗？他眼神中透露出了犹豫，但还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这让我想起了今年4月底的某天晚上，我问他对这个国家和时代的前途怎么看，他的微信沉默了半天，最后发给我一句带着双引号的话：
“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的结尾。”
我毫不费力地认出来，这是去年一位青年创业者选择赴死时，给这个世界留下的告别词。而在今天，这是一个理想主义中年面对他已经无法预测的时代，给出的一个最苦涩的告白。
05
40年前的1978年，《今天》杂志创刊，诗人北岛在创刊词里写道：“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今天，只有今天！”
40年后的2018年，“今天”对我们来说，像贴面的利刃一样冰冷而真实。底层农民、大货司机、私企老板、资本巨富，我们都被裹挟进了这个焦灼的时代，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在大时代面前，每个人都是小人物。2018年，请对我们好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