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原标题：余英时回忆录抢先读：拿共产主义救亡 中国付出可怕代价
余英时认为，1936年的「西安事变」和1937年的「芦沟桥事变」是两个关键性的转折点。图为芦沟桥事变时，士兵在桥上驻守。 （中央社档案照片）
（中央社网站30日电）享誉国际的史学家余英时，终于出版回忆录。中央社带您抢先一读。以下是「余英时回忆录」书摘内容：
上面追忆了从1937到1949年我认识共产主义的过程。 9年乡居生活是第一阶段，我所接触到的是「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我乡间的种种活动。但当时我并不知道「新四军」第四支队是代表着共产主义运动的，甚至也没有听过「共产主义」这个名词，更不用说了解它究竟是什么意思。
直到第二阶段，即1946年回到城市以后，我才明白共产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革命运动，其中有整套的复杂理论和一百年以上的革命经验，终于在1917年以后在苏联获得成功。当时左倾的知识人普遍相信：中国的革命必须跟着苏联走，这是唯一的出路；美国则代表着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阶段，不久一定灭亡。这些说法，我在北平听过很多次，当时很难判断。
上述这些个人经验很有限，不过来自真实生活中的体验，和书斋里的空论不同。最后，我想作一点反思：我的认识过程既然如此困难，他人想也相近。那么，为什么这个外来的主义在中国能流行得那么广，又那么快呢？
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 儒家思想扮演重要角色
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背后的历史因素是非常复杂的，这里不能展开讨论。最主要的动力当然是民族主义，尤其是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刺激。 1936年的「西安事变」和1937年的「芦沟桥事变」是两个关键性的转折点（下面谈抗日战争时再补充一下）。以「国际主义」为号召的共产革命运动最后竟靠民族主义的动力来完成，这是历史的一大吊诡。但是我想谈的不是这些后来的历史进程，而是在开始的时候，即清末民初中国知识人为什么热心把共产主义介绍到中国来？这些早期介绍人究竟是怎样理解共产主义的？
我认为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思想发生了一种接引作用，使清末知识人容易接受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意识。
首先是儒家特别注重「均」的观念，孔子「不患贫而患不均」是最早的表现。从观念发展到制度化，后世便有「均田」、「均税」、「均役」等措施。 「均」的观念也从儒家传到道家，从上层文化传到下层民间文化，所以东汉时代的一部《太平经》便把「太平」的概念理解为「大平均」。我们可以说，平均主义的思想在中国一方面源远流长，一方面无孔不入，为中国知识人接受共产主义奠定了一种心理上的基础，因而才有一拍即合的效应。在「均」的思维框架之下，士大夫最感义愤的社会现象便是「豪强兼并」，即土地分配极端不均，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代董仲舒以来的无数奏议都是明证；这一反「兼并」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唐、宋，甚至更后。一般而言，「士」阶层中人是极端同情贫民而鄙视富人的。
儒家另一有极大影响的价值观是关于「公」和「私」的尖锐对比。士大夫一向都强调「公」是善，而「私」则是恶。 《礼记‧礼运》中的「大同」观念一直是受到特别重视的。近代提倡改革的康有为写《大同书》，而主张革命的孙中山也宣扬「天下为公」四个大字，这又构成了清末知识人接受共产主义理想的一种背景。
拿共产主义当救亡药方 中国付出可怕代价
清末中国知识人是从日本学者那里接触到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影响最大的是经济学家河上肇（图）。
（图取自维基共享资源，版权属公众领域）
清末知识人通过传统思想的接引而拥抱共产主义虽有其方便的一面，但也不是没有代价的，最大的代价便是误读了来自西方的现代学说。清末中国知识人是从日本学者那里接触到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影响最大的是经济学家河上肇（1879—1946）。
河上肇当然对西方政治思想有较正确的认识，这是因为日本接受西学比中国早得多，日本的现代化也领先于亚洲各国。但是河上肇的中国信徒包括李大钊在内，究竟懂得了多少马、恩思想和社会主义，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让我举几个例子作为具体的说明。
我记得《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译本似与刘师培有密切关系。同时刘又提倡过无政府主义，因为他欣赏魏晋时期思想家鲍敬言的「无君论」。当时章太炎、吴稚晖、李石曾等许多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早期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也有不少是先信奉无政府主义，甚至分不清二者之间的界限。像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判断中国是否可以实行共产主义？又如梁漱溟在回忆录中说，他早年一听见资本主义是维护私有财产的，便马上大起反感，所以宁可选择社会主义。他大概从来没有听见过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关于私有财产是文明基础和个人自由的保障之类的说法，根本不知「资本主义」为何物，只因有「公」和「私」两个价值在心中，一听见「私」便义愤填膺，只承认「公」是正面价值。
又如黄侃（笔名「运甓」）写过一篇名文〈哀贫民〉登在《民报》（1907年第17号）上宣传革命，文中大意说：贫民是因被富人夺去了财产才陷于贫困的，这是极端的不平等。因此他号召所有贫民都起来，消灭富人，「复我仇雠，复平等之真，宁以求平等而死」。如果革命成功，自然是「贫民之福」，如不成功，则「当以神州为巨冢」，把所有富人和自己一齐埋葬进去。这篇文字当时轰动了革命阵营，其中显然有共产主义的影子，等于要「一切无产者联合起来！」
（允晨文化提供）
从这些实例可以看出，中国知识人最初选择共产主义作为「救亡」的药方时，主要是出于一种错觉，他们对于这套理论是否合乎中国的病情，根本未深入研究过。由于这套理论中的某些因子初看似乎和他们所熟悉的传统观念与价值相近（如「均」、「公」之类），他们便毫不迟疑地奉为「真理」，愿意为之献出生命。不同的错觉在「五四」以后仍然不断出现，如认定共产主义才能给人以「真民主」、「真自由」、「真平等」。总之，这一选择可以说是聚九州之铁而铸成的大错。
今天回顾起来，我感觉最痛心的是：中国为这一选择付出了最可怕的代价，但在发现这是大错之后，竟不得不走回头路。市场制度、私有财产、阶级分化等都回来了，但却出于不正当、不文明、不合法的方式，以致腐败贪污竟成为这一畸形社会的内在特色。 （书摘摘录自「余英时回忆录」，余英时着，允晨文化授权）
享誉国际的史学家余英时，出版回忆录。图为余英时在2014年首届唐奖时，获颁「汉学奖」。 （中央社档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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