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英:奇葩国里奇葩游

编者注:本文原为英文,发表于美国《》杂志。中文译文以图片形式在中国网络传播。

 

作者: 譯者:李家真

 

前不久,北京警察又帶我哥去觀光了。九天行程,兩名保鏢,專職司機全程接送,景點包括一座名列世界遺產的國家公園、多處道觀及長江三峽,費用全包,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獨家贊助。九月初,中國政府在北京舉辦了二〇一八年中非合作論壇,這次旅遊的目的,則是把我哥弄出北京,到論壇結束才能回去,因為論壇期間的首都必須一片和諧,出不得一絲一毫的亂子。我哥哥查建國是一名老資格的民主活動人士,自然是官方心目中的專業搗亂分子。

 

習主席在人民大會堂款待非洲顯貴,警察則在千里之外的湖北省款待我哥,陪著他遊覽風景名勝。北京的另一些活動人士和維權律師,包括建國的幾位朋友,也獲得了跟他相似的免費招待。浦志強去了四川,胡佳去了港口城市天津,何德普去了內蒙古大草原,張寶成則去了海南島上的海濱勝地三亞。跋涉在自然美景之中,享受著無微不至的照料,他們沒有機會與外國媒體交流,也沒有機會在網上發表挑起不滿的評論。

 

這種做法的名稱是「被旅遊」,是中國網民愛用的巧妙新詞之一。每當執法機關構陷民眾,或是強迫民眾做什麼事情,人們就會用「被」這個前綴來表達迫不得已的無奈,「被漏稅」、「被自殺」、「被嫖娼」之類的說法由此而生。過去幾年當中,「被XX」的種類越來越多,指涉的官方行為也越來越別出心裁,越來越豐富多彩。不用說,「被旅遊」是這些手法當中最溫柔的一種,只有經過遴選的少數搗亂分子才能享受。在北京,一年大概會有幾十個人被強行送上這一類的奇幻旅途,這些人通常都是死硬派異見人士,坐過牢,又在西方人權保護組織和媒體的視線範圍之內。而在北京之外,「被旅遊」名單上不光有活動人士,還有形形色色的訪民,後者是鄉村或小城市的一些普通百姓,他們在地方上受了冤屈,因此離鄉背井,找上級官府告狀鳴冤。

 

建國成為官方贊助的遊客,不過是近幾年的事情,但他早已成為當局的目標,被他們關照了二十幾年。一九九九年,他被政府判處九年徒刑,原因是之前的一年,他參與創立了一個名為「中國民主黨」的小規模反對派組織。他於二〇〇八年刑滿獲釋,之後便一直生活在警方的監控之下,尤其是在所謂的「敏感」時期。〇八年北京奧運會前後的三個月里,他的公寓門前日日夜夜都有警察駐守。警察隔三岔五敲門搜查他的家,他去哪裡都在後面跟著。為了保障奧運藍天,污染工廠悉數關停,驅雲火箭彈紛紛升空,與此相類,那些令政府頭疼的「搗亂分子」也被一一強力遏制。

 

奧運之後,中國越來越富,越來越強,舉辦的全球論壇越來越多,官方的日曆上,敏感的日子也越來越多。黨代會,貿易峰會,國際論壇,樁樁件件都是敏感的理由。錢包鼓脹雄心滿懷的老大帝國,往往會加意雕琢自己的杔道主和賜福者形象,何況中國向來把儀式看得無比重要。鑒於這些場合都容易遭到抗議者的破壞,官方便殫精竭慮,務必將抗議者通通趕出人們的視野。迄今為止,中國的大型官方活動,次次都辦得風光體面:完美天氣,完美宴席,外加揮舞螢光棒的完美市民。根據相關報道,二〇一一年以來,中國的年度維穩開支已經超過了軍費。

 

可是說來說去,破壞的威脅究竟有多大呢?建國和各位同道創立民主黨之後,這個組織的所有骨幹,全都被當局迅速送進了監獄。過去十年當中,建國一直是一個孤獨的批評者,沒有黨派歸屬,沒有NGO成員身份,也沒有國內或國外贊助。他已經六十七歲,自己一個人住,爬樓梯不方便,所以搬到了底樓。他吃得不多,素食為主,喝得也少,不過是一兩杯淡啤酒。坐牢的時候他掉了很多頭髮,所以他乾脆剃了光頭。以前他在飯桌上總是滔滔不絕,如今卻說得少聽得多,臉上的笑容十分平和,彷彿看淡了一切世事。有一次,有個人對我說:「你哥現在,看著像個佛。」

 

然而近些年來,中國政府不但沒有放鬆對他的警惕,反而把他看成了一個更大的安全威脅。當局監聽他的電話,屏蔽他的一些訊息,還阻止他參加一些聚會。趕上敏感時期,他就會遭到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監視和跟蹤。「被旅遊」行程當中,他通常會有三個警察作伴,其中一個會跟他同住一個房間。

 

他們為什麼覺得他這麼危險?是的,我哥不再運作一個反對派組織,可他跟為數超過十億的其他中國人一樣,擁有一部手機。他時常在網絡群組中發佈他的時政分析帖子,由此成為了中文網絡上一位聲譽日隆的意見領袖。二〇一二年以來,建國把《環球時報》列為了首要的批評目標,後者是《人民日報》卵翼下的一份逐日刊行的親政府小報,發行量和影響都很大,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他發表了一系列題為「與《環球時報》爭鳴」的評論,對該報社論進行條分縷析的批駁。

 

以前看他的帖子,我常常為他的倔犟而驚嘆,但又覺得整件事情似乎只是一場單人牌戲,他的帖子似乎沒有多少人留意。不過我漸漸發現,建國正在磨練一種新的聲音,正在贏得人們的關注。從二〇一二到二〇一七年間,他總共寫了四百五十六篇「與《環球時報》爭鳴」的時評,發帖的頻率越來越高。微信的迅猛發展給了他不小的幫助,到了二〇一五年,他每兩天就會給五十至七十個微信群發去一篇新寫的時評,讀者數以萬計。

 

他這也算是與時俱進。鑒於有組織的抗爭已經無法進行,抗議和抵制的聲音便日益轉入網絡陣地。通過大力曝光濫權和腐敗,網絡批評人士和博客作者常常能成功地掀起輿論風潮,迫使當局有所作為。微信微博之類的網絡平台擁有巨大的體量,雖然說受制於碎片化的弱點,卻自有其優勢,仍然可以為批評意見提供十分難得的公共空間,幫助志同道合的人們走到一起,傳播速度和影響範圍都是不可小覷。

 

回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末,中國民主黨不過是一個邊緣化的激進團體,當局可以輕而易舉地把它扼殺在搖籃之中。在主張漸進變革的改良派知識分子看來,建國這樣的人政治上太天真,所作所為無異於自取滅亡。社會上壓根兒就沒幾個人知道,中國還有過一個民主黨。到了現在,建國卻利用社交媒體的幫助,做到了以前的同道沒能做到的事情。他成功地聯繫上了一個規模大得多的中國自由派群體,也就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城市居民,這些人通常能接受西方的民主理念,要求法治,對一黨專政持批評態度。他們雖然在中國持續數十年的「改革時代」當中有所收穫,借由經濟的快速增長實現了有車有房、假期旅遊、子女留學之類的目標,總體上卻仍然相信多黨制具有更優越充沛的生命力。這些人都喜歡關於二〇一六年美國大選的一個段子,亦即一群太監眼看一對已婚男女吵得不可開交,驚愕之余大感慶幸:「還是像我們這樣,閹了的好!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中國自由派懷疑西方制度在中國的可行性。這類人擔心歷史的包袱太過沈重,擔心中國發生社會動亂,落入暴民的掌控。日常生活當中,他們盡量避免接觸激進分子和獲釋的政治犯,怕的是危及自己的人身自由。對於那些有可能破壞他們舒適生活的政治行動,他們敬謝不敏。

 

我在北京的很多朋友,就屬於這一類人。他們知道我是個作家,還知道我以前經常在一個走溫和自由路線的電視脫口秀當中露面,他們都看那個節目。我能上那個節目,意味著我懂得把握在中國媒體上對中國公眾說話的分寸,不至於越過紅線。既然如此,他們中的那麼多人,現在為什麼要讀建國這種激進分子的觀點呢?原因之一是中國政治生態的惡化。掌權伊始,習近平拋出了「把權力關進籠子」的說辭,一度讓許多務實的自由派看到了希望,可他這些話的真實含義,很快就變得一目瞭然:他只是想把威脅他個人權威的異己勢力通通關進籠子。通過一場殘酷無情的法外反腐運動,他成功地辦到了這件事情,一切都以「加強共產黨領導下的依法治國」之名義。當局對公民社會的鎮壓日益嚴厲,使得許多此前未遭迫害的自由派不寒而慄:關於逮捕、拘押、審查和恐嚇的消息不斷傳來,天天都有。不管是調查記者、公共知識分子、媒體批評人士、大學教授、編輯和出版人,還是維權律師和環保活動人士,實可謂人人自危。

 

二〇一七年六月初的一天傍晚,我從湖北旅行歸來、走出我在北京的公寓,準備去跟兩位堂兄一起吃晚飯。正在這時,北京大學法學教授張千帆給我發了條短信,說我哥被警察給帶走了。建國本來也要跟我們一起吃飯,不過他前一天就打電話說了他來不了,因為時間臨近天安門屠殺二十八週年紀念,警察已經在他家門外扎下了營盤。

 

當時我還不知道,就在被捕之前的那一天,建國發了個簡短的帖子,指出目前的政治局勢很不穩定,政權意外崩潰並非是不可能的事情。接下來,他描繪了一張民主轉型路線圖:在經濟困局和國際壓力之下,出現牽系民眾普遍切身利益的「稻草」事件,引發街頭抗議與鎮壓,經由一系列內外上下連鎖反應,最終可能釀成兵變,促成民主轉型。第二天,這個帖子正在微信群里流傳的時候,建國去了他家附近的一家按摩院。按摩師正在往他臉上一一擺放敷了藥膏的貼片,女經理忽然跑了進來,氣喘吁吁地告訴他,「門口有幾個人要找你。」他以為是平常那些盯他梢的「尾巴」,於是對經理說,「叫他們在外面等著。」然而,經理很快就去而復返,滿臉驚恐之色。原來,那些人給她看了他們的警官證,命令她的客戶馬上出來。建國這才知道事情不妙,於是跟經理道了個歉,「哦,好吧,看樣子,今天這面是洗不成了。」

 

聽說建國被捕之後,我趕緊打他的手機,根本打不通。我給住在奧蘭多的姪女慧怡報了信,然後就去了約定的餐館。親戚們都很不安,但也不是特別擔心,興許是因為我們這些年來看多了建國跟警察打交道的嫻熟手法,都已經有點兒處變不驚。我們離開餐館的時候,一位當時恰好在建國家借宿的青年朋友發了條微信給我。我在手機上點開,立即看到了一張我哥的照片,他坐在自己家的客廳里,戴著手銬,穿著橄欖綠的囚服。警察這是帶他回家搜查罪證,很快又要把他帶走。

 

當晚,我給一些經驗豐富的北京維權人士和律師分別打了電話,徵詢他們的意見,並與幾位朋友溝通,約好第二天早上在建國家裡碰頭。聽從朋友們的建議,我決定暫且不把建國被捕的事情張揚出去,而是自己直接去找警察,瞭解情況,爭取私下解決這件事情。第二天早上,我先到了建國的住處,準備從那裡出發去當地警署,出乎我意料的是,我一下就打通了負責此案的劉警官的電話。「我是查建國的妹妹——」我開口沒說幾句,劉警官就直截了當地說,「我知道你是誰。」他叫我在原地等待,說他很快就會來跟我見面。我在建國家裡等了好久,正準備放棄希望,門突然開了,進來的是幾名穿制服的警察,還有笑呵呵的建國。劉警官頗為面善,看樣子年近四十,他跟我打招呼的時候相當客氣,只不過顯然不樂意多聊。「我們就不打擾你們家人團聚了,」他輕聲說了一句,然後就離開了。

 

中共這個警察政權,可以在同一時間表現得既嚴厲又溫和,既陰險又荒唐。早在二〇〇八年,我就對他們的這些特質有了一點兒體會。當時建國剛剛坐完九年大牢,刑滿釋放,他們又指派一隊警察,日夜監視跟蹤了他三個月。這些警察自始至終彬彬有禮,甚至可以說對建國關照有加,在他出行購物時,他們不光主動替他跟商鋪砍價,而且幫他拎分量比較沈的包。一個炎熱的下午,他們還幫他在家裡安裝了他新買的空調。看到他們寸步不離地跟著建國,我對建國開玩笑說,你乾脆坐警車出行好了,又可以省錢,又可以減少污染。警察們高高興興地照辦了。有一次我還跟他們一起,就坐在警車司機的旁邊,把我年幼的女兒抱在膝上。建國出去跟朋友吃飯的時候,通常兩人一組的值班警察就會在餐廳另一頭的一張桌旁坐下,一邊吃飯,一邊監視他。熟了以後,他們親切地管他叫「大哥」(Big Brother)。跟我說起這事的時候,建國與我一齊笑了起來:他這些看守顯然沒有意識到,這個稱呼包含著怎樣的奧威爾式內涵。「當然嘍,他們不過是奉命行事而已,」他補了一句。他心裡明白,一旦接到命令,這些人隨時都會把他抓進監獄。

 

有了「被旅遊」的新花樣之後,事情變得愈發怪誕。旅途之中,負責看守建國的三名警察總是把他照顧得非常好,就跟他們是他的助理似的,幫他買遊覽門票,幫他訂房退房,幫他拿行李,到了景點還幫他拍照。他們殷勤地伺候他吃飯,往他盤子里夾菜,一碗又一碗地幫他盛湯添飯。有時他們會通過旅行社預訂行程、跟團旅遊,一連好幾天跟一群真正的遊客混在一起。四個人形影不離,又都是男的,不明就里的天真遊客難免會對他們之間的關係產生好奇,東一句西一句地瞎猜。「你們四個是父子,對嗎?」「是同事?」或者是指著建國問,「他是你們的老闆吧?」

 

他們至高無上的真正老闆,當然是身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的習近平。習近平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以來,尤其是在他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後,人們不難看出,中國政壇出現了重走毛式路線的勢頭,偷偷摸摸地搞起了對領袖的個人崇拜。不過,習近平的作風跟毛澤東迥然不同。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曾經為我做了個簡明扼要的總結,「毛澤東喜歡混亂,習近平卻喜歡控制。」事實的確如此,毛澤東時常讓人想起《西遊記》里的猴王,總是在雲端翻著令人眼花繚亂的筋鬥,用他的金箍棒製造連續不斷的動亂,架勢正如他寫下的一聯名句:「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儘管如此,要是說到人類的靈魂,毛澤東卻堪稱登峰造極的控制大師。看看他如何煽起全社會對「政治罪人」的敵意,你就會明白這一點。在毛澤東時代,人們對「反革命分子」普遍懷有強烈的憎恨,認為他們都是不齒於人類的「人民公敵」。

 

顯而易見,習近平在很多方面都企圖模仿毛澤東的榜樣,只可惜,他治下的中國已經跟以往大不相同。民眾的心態成熟放鬆了很多,對黨國的不恭不敬早已不是偶然現象,哪怕對領導核心本人也是如此。為了激發對領袖的景仰愛戴,官媒曾極力推廣帶有崇拜意味的諢名「習大大」,這是方言里對父親或伯父的敬稱。然而,到處流行的卻是人們給這個大腹便便的領導人取的另一些綽號,比如說「包子」和「小熊維尼」。官方厲禁之下,關於一個昏庸新皇帝的各種搞笑小品和尖刻諷刺依然時不時地在社交媒體上冒出頭來。要是換成毛澤東時代,這樣的不敬足以使人掉腦袋。

 

共產黨的隊伍日益膨脹,黨員數目已然突破八千九百萬,隨之膨脹的是貪腐黨官的隊伍。網上雖然有一些時或歇斯底里張牙舞爪的「小粉紅」,但大多數年輕人之所以入黨,卻只是為了職業機會和物質利益。習近平要求加強各個層級的意識形態灌輸,但這些灌輸的真實效果並不好說。普通民眾幾乎注意不到再次走上電視屏幕的刻板黨宣,以及遍布大街小巷的濫俗宣傳牌。習近平搞的反腐運動和民族主義強人政治,或許獲得了大眾的支持,但在這個已然以無恥的功利主義為導向的社會,真有信仰的人無疑屬於瀕危物種。

 

清華大學社會學家孫立平曾在一篇廣泛流傳的網文中指出,中國面臨的最大威脅並不是許多人擔心的社會動蕩或突然瓦解,而是社會的內部潰敗。他提到了當前相互關聯的幾種現象,一是不受約束的權力掌控著「扭曲的改革」,二是權貴集團極力維護既得利益,三是社會信任急劇流失。倘若孫先生所言不差,中國領導人的當務之急就不是完善「維穩」機制,而是根治業已成為全國性瘟疫的貪婪自肥與玩世不恭的犬儒主義。然而,孫先生對治療的前景並不樂觀,因為他覺得,潰爛已經擴散到了中國政治和社會的整個機體。

 

「被旅遊」就是這種疾病的一個症狀。看樣子,這個點子的始作俑者意識到政府捨得為有關安保的一切事情一擲千金,於是就想出了這麼一個辦法,以便從後門溜進無比奢華的國宴大廳,到廚房裡去揩一點油,從這場海吃海喝的筵席上分享到一杯羹。「被旅遊」顯然帶有安撫死硬派異見人士、以求軟化他們反叛立場的意圖,同時又另有妙用,可以提高基層安保人員的士氣,實可謂一箭雙雕。對於基層安保人員來說,「被旅遊」基本等同於一次算做公差的免費度假,真是俗話所說的「美差」。比如,二〇一七年十月到二〇一八年九月,建國被他們旅遊了四次。一年之內,僅他一人就為警察們提供了將近一打美差。前些年,他的陪同人員跟旅遊路線一樣次次不同,直到最近才固定下來。而且不難想象,警官們大概還會為這種令人垂涎的差使你爭我搶,好處可不能獨吞。有一次,建國告訴我,有個上歲數的老警察得到了帶他去南方旅遊的差使,因為這個警察快退休了,還從沒有見識過熱帶的海灘。

 

很難說清「被旅遊」具體始於何時,早期的報道出現在二〇一二年,被旅遊的是一位名叫吳立紅的著名環保人士。吳立紅是個農民出身的環保鬥士,先後舉報了家鄉江蘇省的幾百家企業,因為這些公司非法排放,造成了水污染。為了保護美麗的太湖,他不屈不撓地奔走呼號,由此贏得了「太湖衛士」的美名。二〇〇七年,正當太湖里急劇繁殖的藍藻危及逾二百萬人飲用水安全的時候,吳立紅被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五年之後,習近平上台的共產黨十八大期間,警察把吳立紅帶離家鄉,去西安和延安旅遊了一番。到了二〇一四年北京召開「兩會」,屬於又一個「敏感期」,江蘇警方又一次帶他去「觀光休息」,這次他們住進了一家通常專門接待國家領導人的山間豪華酒店,酒店不在別處,剛好在太湖風景區。

 

據四川成都的維權人士黃琦介紹,外省「維穩旅遊」對象更多的是普通訪民,僅他接觸過的訪民當中,就有數千人曾被旅遊。黃琦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四川警方有時還會帶上出勤警察的親朋好友全程陪同,把他們的費用也都一塊兒包了。成都警察甚至會向提出要求的訪民支付「誤工費」,算做旅遊期間耽誤工作掙錢的一種補償。另一方面,對於那些堅決拒絕被旅遊的人,警察的辦法是用蠻動粗,甚至把人綁架拘禁到郊區偏遠的地方。

 

在北京,建國得到的待遇比較溫和有禮。除了一次之外,他每次都是孤身出行的「遊客」,由三名保鏢陪同。然後呢,今年春天「兩會」召開前夕,他拒絕參加一次已經計劃好的旅行。他腿疼,而且受夠了這種強制性的戶外活動。「我哪都不去,就在家裡待著,你們可以整天就地監視我,」他這麼跟警察說。警察們慌了,馬上展開魅力攻勢,輪番不停地帶著新的旅遊計劃來上門找他。去南邊兒太熱?那去東北的林區怎麼樣?房裡有人夜裡就睡不好?從今以後,我們減到兩名警官,你可以自個兒住一個房間。經過三輪不厭其煩的軟磨硬泡,建國終於妥協讓步。

 

從東北遊覽歸來,他發給我一些旅途中的像片,照例都是警察看守幫他拍的。其中一張像片里,他站在吉林琿春的一個觀景台上,觀景台居高臨下,南邊是一條分隔中朝的界河,北邊則是屬於俄羅斯的一帶青蔥山嶺。「那地方叫‘一眼望三國’,」建國告訴我,「我這輩子從沒有出過國,這樣也算是頭一回親眼看到了兩個外國的山川地域。」後來,我們一起吃午飯的時候,他帶了件禮物給我的女兒。那是一面梳妝鏡,裝在一個花哨的禮品盒里,鏡子外殼和背面有鍍金的雕刻,刻的是一座東正教堂。鏡子是他在哈爾濱的紀念品商店裡買的,那是黑龍江省的一座頗受俄羅斯影響的老城。我看著鏡子,鏡中人衝我扮了個古怪的表情:她是在苦笑,還是在微笑?

 

事實是我一直在暗自琢磨,建國跟警察長年累月糾纏盤旋,打這些亂七八糟的交道,他會不會因此受到腐蝕?我常常想到尼採的那句名言,你若是長久凝視深淵,深淵也會反過來凝視你。「被旅遊」的經歷有沒有改變建國,讓他對那些負責掌控他命運的警察漸漸產生了些許同情?這種軟性的措施有沒有——哪怕是在很小的程度上——達到它本來的目的?

 

一望而知,多年以來,被捕入獄的經歷,並沒有磨折建國的意志。在原則問題上,他從來不曾妥協退讓。他公開譴責一黨專政的暴虐統治,拒絕停止寫作和發表批評的文字。不過,在現實生活中,跟警察打交道的時候,對方客客氣氣,他也會以禮相待。這樣一來,事情就變得比較複雜,因為有些警察對他可不只是客氣而已。不止一個警察曾私下裡對他表示欽佩,或是告訴他其實自己也贊同建國的觀點。有一位警察甚至對他說,「我讀過您的書,對您簡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

 

就算是在一年半之前那次拘捕建國的行動當中,執行逮捕的幾位警察也在途中的一家餐館停了一會兒,讓他「好好地吃一頓」,然後才把他帶到了秘密的拘押審訊地點。第二天開著警車接他回家的時候,他們還給他準備了酸奶和餡餅。剛開始盤問他那個帖子的時候,警察似乎有點兒幫他開脫的意思。

 

「這帖子沒准兒不是你自個兒寫的,」一名警察說,「也許是你從哪個網站上複製的吧?」

 

「不是,」建國回答說。「是我自己寫的,我負百分之一百的責任。」

 

「好吧,不過你可能沒給太多人發,就發了這麼一個小微信群吧?」警察說的這個微信群有大概七十個人,其中有幾個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因此受到了警方的嚴密監視。

 

「我還發給了其他的好些個群,其他的好些人,」建國說,「不過我記不清了,給不了你們名單。」

 

警察們抓耳撓腮,嘆起氣來。他們告訴建國,他們這是想幫他大事化小。他們管他叫「查老」,用的是德高望重的老人才能得到的敬稱。

 

要說這些警察幫建國只是因為善良的人性,當然不符合事實。轄區內要是出了「不利於穩定」的案子,負責的警察就可能會受處分。「上頭本來已經批評我們啦,說我們對你太軟,」一名警察開始衝建國抱怨,「現在倒好,您居然發帖子鼓動兵變!您可真讓我們很難辦啊,查老! 」

 

有一次,建國跟我講了他坐牢多年的一點體會。中國有句古話說「警匪一家」,通常指的是警匪之間的利益勾結,建國卻看到了這句古話的另一層內涵:警也好,匪也好,都崇拜權力,最佩服的是硬骨頭,雙方的榮譽觀念其實是一樣的,只不過榮譽的來源多種多樣,可以是人品,可以是財富,也可以是學問。據建國所說,中國的監獄里有一種不成文的等級劃分,政治犯地位最高,經濟犯和其他普通刑事犯排在中間,強姦犯(獄中俗稱「桿兒犯「)地位最低,最被人看不起。有錢的犯人可以賄賂獄警,獲得照顧;有學問的犯人也能享受尊重和特權,因為獄警可能在讀電大,可以叫他們代自己寫論文,或者孩子正準備高考,可以叫他們幫助輔導。政治犯最受尊重,憑的則完全是他們個人勇氣的感召力。打架鬥毆和暴力欺凌是中國監獄里的家常便飯,但別的犯人通常不會對良心犯下手,大家有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

 

與此類似的說法,我也從已故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那裡聽過。與此同時,警察虐待乃至拷打政治犯的報道也是多不勝數。我認識的兩位維權活動人士,曾經給我詳細講述他們自己在拘押期間所受的酷刑:一個是在北京,遭到了野蠻的毆打和電擊;另一個是在廣州,遭到了連續四天四夜的審問,最終身體崩潰,不省人事。四川的那位活動人士黃琦,據說也在牢里遭受了毆打和虐待,而且他身有疾病,獄方卻不讓他得到適當的治療。幾位身陷囹圄的維權律師說,獄方強迫他們服用一些藥物,吃了之後就頭暈目眩,渾身無力。他們中的一位是謝陽,後來把他所受的虐待(同樣包括毆打和睡眠剝奪)告訴了探訪他的律師。律師把這些事情公之於眾以後,謝陽卻在官媒和社交媒體上宣稱,自己原來的說法都是編的。在許多觀察者看來,這不過是文革期間公開認罪的一個翻版而已。

 

我跟建國說起過強迫服藥的事情,他似乎有點兒不太相信,而且告訴我,他認識的那些警察都對這種說法嗤之以鼻。看樣子,他跟安保人員打了這麼久的交道,一不留神就會從他們的角度來看問題。他跟我講過一個故事,故事里的政治犯受的只是相對輕微的虐待,無非是審訊期間,一名警察故意用一盞非常亮的燈照犯人的臉,弄得犯人不停冒汗。「我認識這個警察,也認識這個犯人,」建國說,「警察覺得這人沒種,所以看不起他。一般來說,警察總是對硬骨頭軟,對軟骨頭硬。所以說,他們一旦察覺到你的弱點,覺得你好欺負,身上的匪氣就會冒出來。」

 

聽了他這些話,我想起了一個悲慘的真實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個跟建國關在同一座監獄的政治犯,我姑且稱他為「文先生」吧。文先生以「組織和領導反革命集團罪」,被判二十年徒刑。入獄的頭十一年,他的母親離開了人世,妻子跟他離了婚,當局只允許他見了一次獨生的女兒。文先生一時絕望,便在一份認罪書簽了名,希望能以此換來減刑。消息傳開之後,其他人對他的態度立刻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一些犯人開始對他出言不遜、冷嘲熱諷,獄警也給他吃不乾淨的飯菜,處處找他的茬。他最終獲得四年減刑,卻已經不再是一個受人尊敬的人。他的頭髮很快就完全變白了。

 

為了說服建國不要再寫「危險文章」,區國保的劉隊長曾經在一次談話中對他提到再次被判重刑的可能。「你瞧,從零八年你服滿九年刑出來算起,到現在剛好又是九年過去了,」劉隊長對他說。「如果你再進去九年,那你的晚年生活也太糟了,對吧?想想你的女兒,還有你的外孫。」好比捕魚者只是輕輕一抖手腕,釣鈎上的那根線霎時間變得緊繃繃。

 

建國離過兩次婚,獨生女兒慧怡多年前就已經移居美國佛羅里達州的奧蘭多。她在那裡的第一份工作,是給迪士尼樂園打工,後來才跟丈夫一起開了兩家小公司,做房地產和租賃管理生意。到現在,他們的公司已經有了幾十個員工。慧怡兩口子生了一個女兒,還有一個兒子。說起女兒女婿在國外取得的成績,建國語氣中總是帶著父親的自豪,對小兩口的創業精神很是佩服。一年一次,女兒女婿會帶著兩個健康活潑的孩子從佛羅里達回來探親,他非常珍惜這樣的團聚機會。然而,儘管慧怡一再邀請,建國卻始終不肯離開中國,怕的是當局不准他回來。

 

其他一些人做出了不同的選擇。離開中國的異見人士和活動人士越來越多,其中包括建國的一些民主黨同道,主要是因為無法忍受當局的持續騷擾。前途未卜的經濟使中國的許多富人惶惶不安,眼下的中美貿易戰進一步加重了他們的憂慮。一些人已經悄悄撤離,或是開始轉移資金,在海外建立第二個根據地,以便分散未來的風險。在很多自由派的微信群里,大家的情緒在誇張的豪邁、認命的調侃和陰沈的絕望之間搖來擺去,貿易談判破裂的流言不斷傳來,往往伴隨著風暴將臨的悄聲警示。

 

前不久,建國聽說又有一些人離開中國,於是發了個格外動情的帖子,闡述了他對愛國主義的看法。在他看來,真正的愛國主義源自對土地河山和父老鄉親的摯愛,與愛政府或愛執政黨並不是一回事。他理解那些選擇離開的朋友,為他們在自由國度的新生活送上了最美好的祝福。他甚至可以接受在他那個圈子里廣泛流傳的一句格言:「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我的祖國。」不過,這不是他的格言。「我願在第一線與我的生死戰友們抱團取暖、共度時艱。捨身取仁,不負此生。」他如是寫道。「我絕不會離開。」是的,他絕不會離開,他永不會放棄。

 

那也是建國仔細掂量過劉隊長的警告之後做出的決定。他對我說,「想到最後,我心裡坦蕩平靜,一如既往。」他曾多次告訴我,他隨時準備回去坐牢,坐多少年都不要緊。可我的心裡卻無法平靜,尤其在此刻,因為我非常清楚,中國政府慣於利用西方媒體和外交機構關門度假的時機,在聖誕節前後將抓捕的活動人士判刑。習近平上台以來,建國的民主黨同道有不少都被送回了監獄,而且判得很重。六十五歲的秦永敏是一位廣受敬重的活動人士,也是民主黨湖北分支的創建者,眼下正在服十三年的徒刑。這是他第四次入獄,之前他已經坐了二十六年的牢。二〇一七年七月,長期遭受監禁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因肝癌去世,去世時正在服他長達十一年的第四個刑期。哀悼劉曉波的同時,異見群體也注意到了許多西方政府的冷漠反應。

 

對於這些情況,建國看得一清二楚。對於社會的迅速變革或是媒體的持續關注,他早已放棄了任何幻想。「要是我又被他們判個九年,或者是十二三年,」他曾經平靜地對我說,「我會乾脆忘掉外面的世界,專心過好牢里的生活。家人和親友,當然,一時半會兒是忘不掉的,需要一些時間。我會讀讀書,下下圍棋,跟號子里的獄友把關係處好,盡量過好每一天。除此之外,我不會去想任何別的,不會去想任何人。」聽到哥哥如此決絕的話,我既感到冰冷徹骨,卻又心下寬慰。幾年前別人說的那句話,再次浮上心頭:你哥現在,看著像個佛。

 

十一月六號,我在紐約,建國給我發來幾條短信,打聽美國中期選舉的情況,還叫我跟他保證,一聽到結果就告訴他。第二天晚上他要跟北京的一些知識分子聚餐,大家都很想聽聽最新的消息。十二個小時之後,我把第一批公佈的選舉結果轉發給他的微信賬號,手機屏幕卻立即閃出一條訊息:「對方賬號異常,已被限制登錄,消息無法送達」。審查機關又封了建國的賬號,這已經是第五次了。

 

一天之後,他註冊了一個新的賬號,名字是「北京查建國6」。但是,他已越過了一條紅線。正如警察之前對他的警告,賬號遭到五次屏蔽之後,他就不能再加入大型的網絡群組。所有的中國公司,包括阿里巴巴和微信東家騰訊之類的巨頭,便是這樣匍匐在警察政權的意志之下。老練的中國網民,無論有沒有VPN的幫助,都懂得使用各式各樣的技巧,借此翻越中國的防火牆。不用說,建國也學會了一些躲過審查的招數。然而,近來形勢卻在持續惡化。有些時候,哪怕他用上所有的障眼法,把費盡心血寫好的新帖發出去,帖子照樣會莫名其妙地無聲蒸發、沒了蹤影,而且沒有任何錯誤提示。發信人和收信人如果不相互核對的話,壓根兒就不會知道出了問題。

 

這便是「被和諧」,一種不露痕跡的網絡刪除手法。審查機關致力於將全球互聯網改造為中國局域網,對這種方法進行了出神入化的廣泛應用。不久前,美國副總統邁克·彭斯就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發表了一次長篇講話,許多人視之為一場新冷戰的開打宣言。興許你也知道這件事情,但在中國,很少有人看到了彭斯講話的原文,因為它迅速遭遇了「被和諧」。當前中國被審查者和審查者之間的軍備競賽,正好可以用一個成語來總結: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現在,建國被排除在了所有的微信大群之外。「為此,我將被迫少寫評論小文,」 在不久前發的一個帖子里,他如是宣佈。他決定把文章寫得長一些,發到小群里,希望小群里的成員會再往大群轉發。「我相信,自由之聲是封殺不盡的。即使天下公雞都不打鳴,天也是要亮的。」

 

2018年12月

 

(此文原為英文,原標題為:China’s Bizarre Program to Keep Activists in Check 原載The New Yorker (美國《紐約客》雜誌) 2018年12月24-31日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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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23日, 4:50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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