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大兔

米兔的征途，不是从零开始的。

刘强东收到了“最好的新年礼物”——在经过三个多月的调查后，美国明尼苏达州检方宣布不对刘强东涉嫌强暴案提起诉讼。

消息传出后，不仅京东股价立马上涨，不少“东哥”同僚简直是普天同庆。从各路媒体欢呼“东哥没有强奸”，到微博舆论继续把当事人女生往死里骂。这一波舆论狂欢中的厌女文化和强奸文化，让女权主义者觉得在岁末倒了个大霉，很多人都陷入了无助和丧气中。

女权主义者们的丧气，绝对不是因为和刘强东有仇、所以看见他法律上无罪觉得很不公平，而是我们知道这种为强奸文化站台的舆论狂欢背后，意味着更深刻的东西——舆论已经超越了这个案件本身而走向对女性无差别的赤裸攻击，这种攻击常见而隐蔽、让人无奈而影响恶劣。

不仅仅是刘强东案，2018年的雷闯案、朱军案，几乎所有被指控的男人都现在都纹丝不动，像一尊铜像一样继续肥胖地盘腿而坐。这里想和大家讨论的，不是这些案子的事实和细节，而是这些案子所带出来的厌女文化之上，我们怎样看待女权主义的现在和未来。

“东哥”的“正义”：厌女文化与扭曲的民族主义

首先，很多作者已经介绍过，在世界范围内强奸案的起诉和定罪率是很低的。本年7月Bustle刊登过一组数据表示，在明尼苏达州，1000多起性侵案中只有26%可以被送到检察官面前处理，其中只有12%会被起诉，被起诉的案件中只有7%会被定罪。

法律上的无罪，意味着因为证据不足导致的相对无罪。接收过基础的法律教育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法律真相不一定是事实真相。尤其在性别暴力的案件中，“取证难”这个问题本来就是女权主义者提出多年的实践难题，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无论是性侵案，还是家暴案。

所以我们应该强调一个启示，一个在2017年美国米兔开始时就被无数女权主义者提出的启示：固定下来的法律绝对不是女性的保护神。从法律的出现到现在，它是一个流动变化的存在。边缘人群，从女人到黑人到穷人，大家都在和固定的法律体系做搏斗。女性在和男权搏斗，而固定的法律体系本来也就是法律的产物。如果”平民们“都只认可所有法律的既有判决就是真理，那么法律体系就不会慢慢变革和完善。

然后，我要向大家展示的是，刘强东案在舆论战中，无论美国检方起不起诉，“东哥”在男权分子们的口中都是无罪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美国检方的不起诉，让大家欢呼法律还给“东哥”一个真相，但是这些人是真相信法律的吗？

并非如此。他们并没有任何正义标准。在事件被曝出的一开始，任何人都还没有任何证据时，甚至连刘强东本人都还没有言说时，舆论特别是微博上的舆论就开始张口说出“东哥被这个女人仙人跳了”和“东哥是被华尔街那群美国佬下套了”的双重判定。在这里，狭隘民族主义和男权势力一起互相掩护，互相支持：“东哥”如果被诉，那就是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和拜金女子勒索不成的报复；“东哥”如果不被起诉，那就是美国法律正义正大光明。

男权厌女文化和扭曲的民族主义构成了对刘强东本人的双重支持，一起声称他是美帝阴谋的受害者和女人价钱谈不拢而报复的受害人，尽管刘强东本人都不敢这样说。所以，从一开始这场舆论战就为刘强东的胜利，不，为当事人女生的“失败”埋下了伏笔：无论她的抗争胜利与否，刘强东都是被迫害的民族男英雄。

狭隘民族主义和男性沙文主义让厌女狂欢舆论的发出者自动地站成了一个跨越了阶级的男权联盟。他们现在庆祝的，并不是司法系统的公正，而是男权的胜利。

他们不相信法律的标准，也没有正义的度量衡——有钱男人花钱买女人来玩在他们看来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对男人他们没有订立道德底线。有钱男人，例如被当当公开怼的前大佬李国庆，对刘强东的出轨表示无害而支持，而对于“穷屌丝”来说，刘强东则成为了“有钱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的偶像。在这里，连扭曲的民族主义也沦为了男权同盟的工具，刘强东则被强制推为民族英雄。而在刘强东出轨的这件事上作为第一受害人的章泽天，她的公开公关则显示了依附于男性权力是赤裸的利益选择，看似自愿实际被拉着拽着成为了同盟的一份子。

这些都是强奸文化的表现。拥有强奸意向的人们肆无忌惮，而反抗强奸话语的人则成为被谴责的第一对象。这也许是宇宙在耗尽了自己所有的智商和力气在警告所有女人：不要妄想和魔鬼谈理解，不要妄想和魔鬼做交易。

我们玩不起的。

女权失败了吗？

那么，这场以厌女症为胜利旗帜的舆论战，是否正在把女权运动特别是中国的女权运动推向了以失败为结果的尾声呢？

你们知道我一定会说，不。

米兔不是女权运动胜利的冲锋号，她只是一个绝地反击的起点。可以说，从古到今所有女权主义者挣扎着做的努力都是苦涩的抗争过程，而非从一个胜利走向了另一个胜利的大团圆结局。我们，要敢于接受这个严酷的现实。

一个女人落在下风，往往会被描述成所有女人的失败，而且更多是女权主义的失败。比如希拉里竞选美国总统的落选，比如弦子被朱军反诉，比如从过去现在到未来的每一句“女人不适合做这个”、“女人应该安分做那个”。而我们在这种时候，更应该掐着自己的大腿提醒自己不要陷入这种谎言中，窘迫到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愤怒到只能用省略号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绝望到开始愿意跟随这种“失败谎言”沉沦而停止我们手中的活儿。

因为如果胜利那么容易，障碍那么弱小，我们也许就不需要为自己是一名女权主义者而觉得自豪了。人人皆能为之的事情岂能成为我们最坚定的价值信仰？一场硬仗打得不够头破血流，我都嫌不够痛快。

我记得在我被逼多次搬家、天天愁到脑血管都打结的那段时间里，一位女权前辈曾经和我说，“就算是像我这种并不乐观的人，在现在这种状况下都会觉得，这个世界比20年前好得太多。”

在各种为妇女权利奋斗的人被闷着头一顿暴打的情况下，我总会回想起2011年的时候，女权行动派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也许很多女权前辈也处于这种失败的无奈中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是，只要再熬多一会儿，只要不放弃继续播洒希望的种子，2012年的时候年轻的女权主义行动者们就噼里啪啦地破土而出，把世界带向了另一个没有人能想象出来的新阶段。因为有前人的铺垫和提携，年轻的力量做出了新一场绝地反击。

所以写在2018年的年末，我宣告我们进入了另一场反击的起点。只是我们都应该知道，尽管男权势力有着千年来积累的手段、套路和暴力，但是女权的征途，也绝对不是从零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