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六四】贺星寒：后六四备忘录(1989-1992)（一·上）
（CND纪念天安门民主运动30周年征文启事）
前言（by 贺黎）
《备忘录》是作家贺星寒的遗作，始作于29年前，只在小范围的朋友圈传看过。六四后的搜捕清理审查，称为万马齐喑不为过，所以“后六四”一直到94年才告一段。这部《备忘录》也可叫《后六四备忘录》。文中有的人名，做了处理，但整个事情是清晰的。
《备忘录》全文共14万字，比较长，因为是作者亲历的事件，务求细节的真实，文字也很扎实耐读。这种几乎共时性的记录文本，尤其是六四历史时期，几乎没有见到过，起码我没有见到过，仅从史料看也很珍贵。邵燕祥先生为此写了一篇序，是对《备忘录》最中肯的评价。
我是作者的妹妹。2004年我曾找过香港明报出版社，当时他们有一个“往事并不如烟”系列，但由于各种原因此书未能列入。我信任《华夏文摘》，现授权CND全文发表。其它媒体转发也没有问题，我想这正是作者贺星寒所乐意的。
《备忘录》中的大事件：
（一）
1，1989年6月 六四后的处境和感想。
2，1989年9-10月 动乱处分决定的几次对峙。
3，处分文件。
（二）
1，1990年11月 开始“文学与读书周谈” 至1992年。
周谈自由规则与话题
2，1991年 结缘成都工人日报《读与思》与《读书》
3，高小勇《经济学人》
4，1991年5月 四川作协主席选举
（三）
1，1989年10月 川西小说创作促进会年会。
2，对六四后民主自由的反思：“在此刻，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算是一种拨乱。但如果不以人为中心，也只能短期缓和局势而已。”
3，1990年 与高尔泰见面。
4，1990年6月20日 促进会5周年纪念。
5， 1990年8月 周克芹之死。
（四）
1，对自由的认识。
2，1991年 《随笔一夕谈》
3，危机（剖析林文询）
4，1991年 流沙河、贺星寒、高尔泰 三文之前因后果。
5，1991年 谈和平演变。
6，1991年 孙静轩《为“反思文学”一辩》
7， 1992年3月 社团登记
1995年 贺星寒肖像照
1995年10月 贺星寒病中与妹妹贺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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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六四备忘录》
围观
常常看到批评文章，指责市民喜欢在街头围观。说得尖刻的，说只要有一个人盯住一口唾沫看，不久便会围上一圈子群众。群众为什么要围观一场小小的交通事故、一次低级趣味的吵架呢？因为他们从平淡中走来，又将向平淡中走去。在生活中没有更大的选择余地，没有更值得注视的东西。报上没有新闻，工作没有可供发挥的空间。在平庸中也需要一点刺激。
更重要的，是围观者具有选择的自由。即可参与，也可逃避。不像在学习会上，必须统一口径，违心地跟随别人发言；也不像参加游行，必须公开亮相，承担责任。
所以，当不敢游行示威，又不愿发言表态时，市民就成了围观群众。
6月4日之后的几天，人民南路便聚集着成千上万的围观群众。前些日子学生绝食静坐的地方，毛泽东塑像下的观礼台，如今成了军警占领的阵地。从东、西、南三个方向挤压而来的群众，向观礼台逼近，保持几十米的距离，展开了拉锯战。当军警挥舞大棒冲过来时，人群便如决堤之水，仓皇奔逃。强者也不敢将战线拉得太长。他们追攒一阵，站住，人群也站住。后军变为前军，总有几个年轻人不怕事，立即转身投掷石块，嘻笑怒骂，摇晃着中指，虽然不能伤着对方，但却实实在在地显示出一种挑衅。对方被激怒时，偶尔也射来几颗催泪弹。这边早有准备，惊而不险。整天就这般反反复复。
群众与军警的拉锯战，目标好像是为了占领观礼台，最终却已失去了这一层的意义。在6日或7日的下午，群众又一次涌上了观礼台。既无静坐，也无标语，更无组织。人群在观礼台上川游不息漫无目的地行走，宛如凭吊古战场。群众与其对立面的拉锯战，实际上变成了一种象征，不屈服于强权与专制的象征。那天，军警退进了市政府的围墙内。观礼台西侧台阶距围墙只有十来公尺。少数小青年，便站在台阶上，与墙那边对骂。下面是围观的群众，如同看舞台上的表演。表演者不单要勇敢，而且要机智与俏皮。一句恰如其分的咒骂，一句尖酸刻薄的嘲笑，立刻会赢得阵阵掌声或哄笑。大多数群众是不会公开用语言来表示自己观点的。笑声，掌声，面部表情，还有就是他们的围而不散，已经大致表明了内心的倾向。他们知道人群中有很多便衣。便衣又能把他们怎么样？
当局要对付几个小青年，自然不费吹灰之力。问题是小青年的背后，站着成千上万围观的群众。围观又不需向公安局申请，围观者的态度又可左可右，向围观者施暴在当今世界上又极不得人心。围观问题即成了最令人头痛的难题。围观者密密麻麻，便是挑衅者的“青纱帐”；围观者沸沸扬扬，随时可提供新的战斗力。当局的高音喇叭，只得反反复复地呼吁：在广场四周围观的市民们，你们快离开此地……
呼吁与号召已经没有力量。要解决人民南路的问题，关键在解散围观者；而围观者的离去，只得靠能控制他们行动的力量。共和国的体制就提供了这一种力量，那就是单位。
如果由各单位来清理、警告、威胁那些围观者，无疑是一种釜底抽薪的办法。毕竟在此时的中国，个体户，独资企业，外资企业很少。大多数人生活和工作在政治性极强的单位中。
围观的群众逐渐减少，人民南路终于清静下来。敌进我退的十六字游击战方略，变成了一场更隐蔽的斗争。退，退到哪里去？
逃亡准备
枪声与鲜血来得那样突然和强烈，对我来说，简直是毫无准备。原来的想象，也包括着当局的镇压，但绝没有预料到这般的杀手！
起初是惊愕，随后是愤怒，即之又盼望奇迹出现，最终陷入绝望。
愤怒者就很难保持理性。一个朋友告诉我，他走过某站有武警岗哨的机关时，就设想如果有辆摩托，有挺冲锋枪，真想一梭子扫过去。这人从前也参过军，此时说得咬牙切齿。我是不主张以暴抗暴的，但对他的心情却完全能理解，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另一些朋友，开始恶毒诅咒，说起来就匪之类。我才明白，血是不能洗干净的，感情的逆转不那么容易。
希望出现奇迹。整天都打听北京方面有没有令人感到希望的曙光。小道消息倒有不少。哪支部队又倒戈啦，某些人又组织了一次暗杀啦，等等。虽然可信度十分微弱，但也要伸长耳朵去听。一天晚上，忽听隔壁职业学校，闹声震天，敲盆吹哨，连忙跑到院子里看动静。猜测，是不是38军在南苑缴了27军的械。当然都是在这里自己给自己上麻醉药。
更为现实的是，北京戒严成功，天安门清场胜利，武警部队庆功，中央口径统一。各界人士，各部门，各地方，纷纷表态支持当局的行动。通缉令公布，民主运动领袖被逮捕，打砸分子也被抓获。各单位开展检举揭发。秘密录象播放，让大家出来确认“罪犯”。某某中央要人说，这次绝不能手软，要把这些闹事的人，一个不漏地抓起来，送到边疆地去。
百万示威群众到哪里去了？如今个个似乎都噤若寒蝉。背地里有人这么埋怨，说中国人就是这种软骨头。但说话人意识到没有，你也是这其中的一员。你只能以你的选择确定自己，而没有权利要求别人给你创造条件。更何况大家都面临着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镇反，肃反，反右，横扫牛鬼蛇神，清理阶级队伍，几十年的斗争，记忆犹新。
省社科院、民族学院、师范大学、四川大学都有知识分子被抓了。“公开信”是公开了的，会不会来抓，目前似乎不至于。但是林文询和我还是有些紧张。文询是因为两次进过监牢，当局很可能以此作动手的籍口。我呢，因为学生静坐期间，曾到那块篷布下面去过……也有可能被抓。
如果说在“6.4”之前，我们过分天真，对当政者的手段估计不足的话，在此时，只有以最坏的情况来打算了。拘留，收容，逮捕，判刑，都是可能的。凭什么我要去受那个罪。与其受折磨，不如逃亡。
6月的下半个月，整天整夜处于惶惶不安之中。“公开信”的签名原件尚在我这里。此时连忙把它藏起来。先藏在箱子夹层里，后又塞到棉絮中，再又转移到另外的地方。其实它在5月19日登载在《四川青年报》上，当天又早晚两次由川台播放，根本不是什么秘密。为什么要藏起来？完全是慌了手脚的原因。一年之后，我要想找到它，当做珍贵文物保管时，竟不知去向，引为遗憾。
要出逃，就得收拾“金银细软”。我没有这些东西。存折上只有两千余元，此时取出来一千元留在家里某处，其余的带在身上。告诉女友，如果我一旦离去，那一千元便留给她去安排。
至于朝哪里跑，心中是无数的。到国外吗？没有任何联系。“黄鸟”行动倒听说过，想来他们也看不上我这种小人物。到沿海经商去吗？没有本钱，也没有这种才能。
想的只是逃亡而已。高XX一天背了个军用挎包，告诉我他要离开一阵，躲过风头。他把一个电话告诉我，说以后找XX联系。他的出走使我更紧张。抓获什么什么的电视新闻天天都在播映。空气很紧张。王XX后来告诉我，他当时受人委托，要告知我一件事，又不敢进大院，只好在对街汽车站等我，等了两三个钟头，没有结果，只好回去，最终也未完成朋友所托。此事可见一斑。
所谓逃亡，始终处于准备状态。一个公司的朋友，在西藏饭店有一间办公套房，答应到时候可以暂住几天，然后转移。这得有个前提，就是得知道人家多久来抓我。如果是突然袭击，把单位大门把住，动乱分子贺星寒则是插翅难飞了。
至于逃向哪里，我倾向于新疆。我还有精力去做些体力活，还可以隐名埋姓。四方流浪。生活苦些，但有自由。我还可以像年轻时那样，飘泊天涯，直等到云开雾散，平反昭雪。
就这样，做着浪漫的逃亡梦，焦急地等待公安局叩门声。等过了6月，麻木了。
悲观与乐观
逃亡的念头，来源于不愿受到专制的报复，另外，还基于某种一厢情愿的估计：要不了多久，民主运动就会得到胜利。一切，都会像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那样，兜底翻过来。
可是再仔细考察，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一般的民众，内心里都对“6.4”的镇压，抱着不满的情绪。但却都认为，共产党的统治是巩固的，不可动摇的。如果要以长时期的动乱作代价，推翻现行政权，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投入。
为什么呢？1989年毕竟不同于1976年。当时“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中国人不仅遭受专制的压迫，而且生活十分贫困，不单是物质的贫困，还更在于前途无望的贫困。只有在那种时候，自认为能充当救星的党内高层人士，才敢于振臂一呼。
而目前呢？1989年中国经济已呈多元态势。承包及个体户等都在十年中尝到了甜头，而且准备继续捞一把。也许，动乱之后，中国会出现政府的缩小及自由化的经济。可是，如果动乱成本太大，他们是反对的。他们宁愿在夹缝中生长。从这种意义上说，选择安定的民众是多数。
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也许，民主和自由目前还是奢侈品。
即使是党内改革派，也被群众的狂怒吓倒，被枪声血腥镇住，紧闭着嘴。大谈安定。重要的是怎样坐稳江山。所谓先烈们打下来的红色江山，怎能拱手相让，必须誓死保卫！
一时间，民众之间悲观的论调弹起来。纵观四十多年的历史，当局说翻脸就翻脸，胳膊能拧过大腿吗？中国不比东欧、苏联。人家那里人民文化素质高，有民主传统，有自由精神，当局再怎么残忍，也不敢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中国人丑陋无比，奴性十足。要想争得民主和自由，十年二十年都难以有希望。最悲观的说，我们这辈子是无望了，看下一代吧！
此时的我，也认为一年半载之内，要出现什么反复，是不可能的。但是思前想后，对比世界的变化，有了一个坚定的信念。我认为，中国，在5年之内就会回到1988年的情形，而10年之内，将出现政治多元化的格局。
我的理由，来源于匈牙利、波兰和苏联的现状。此时的以上国家，共产党依然执政，但政治多元化格局已经出现。匈牙利事件发生在1956年，33年后才得以平反。波兰1980年镇压，戒严两年，打出一个团结工会，结果几年时间使雅鲁泽尔斯基下台。而苏联跟我国更好比较。我认为中国与苏联的不同，说是文化传统等并不尽然。更重要的是阶段的不同。十年改革开放，正相当于赫鲁晓夫时期。那边批判斯大林，这边批判毛泽东。赫与美国修好；我们也与西方言和。赫的路线也是要搞生产；我们提的是四个现代化。赫最后下台，苏联经历了17年的停滞时期。中国目前的改革开放破产，会不会还有十多年的停滞时期呢？
绝不可能。第一，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完全是体制内的调整；而我国是建立了新体制的。个体经济与集体经济则是，且有不可逆转之势。第二，近几十年各国经济的飞跃，使共产党国家的落后，越发不可容忍。第三，东欧苏联的变化，使意识形态受到严重打击。几十年的泛政治化，早已不得民心。谁也不会为什么什么乌托邦理想去献身了。
世界历史的进程，本身就具有加速度的态势。十七年不会重复，十年也要不了，最多五年，政治多元化就会实现。
为此，我和很多人辩论过。大多数人笑笑而已。只有一次，某朋友的妻子要调往深圳工作，与另一对夫妻约我在西门一家火锅店话别。七月酷暑，尊夫人与我争执起来。她嘲笑我是异想天开。十年二十年中国不要想变。我当场与她打赌。当然谁都知道这是白打。五年之后，谁还记得呢？而且什么是中国特色的政治多元化，又没有具体而明晰的界说。
悲观者常常也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希冀的是纯粹而美好的自由。那东西永远不可能获得，他们随时都处于失望之中。乐观者常常是现实主义的，他们知道不可能一下子得到很多，期望值不高，也就常有所得。而要在历史中发现一些未来的可能性，既要排斥感情的煽动，又不能被表面现象迷惑，就得多一些理性。
理性才能做精神的支柱。
位置
公安局在那边排名单，看我属于哪一类。我也在这里排名单，看自己将承受何种报复。根据六月份的逮捕通缉情况，我认为自己属于当局可抓可不抓的一类。
我组织起草了“公开信”。此信在成都地区属于调子高的一批，据后来透露，省里这种调子的信，只有六封。信中谈到“4.26”社论有严重错误，要求中央公开承认错误，以加快民主建设进程。此信的征求签名，百分之九十的工作都是我作的。我亦组织了5月18日部分作家的游行。但是，当局划定的政策界限，却是5月20日的戒严令。戒严令之后，我没有组织过活动。人民南路倒去过几次，白天和夜晚都去过，有一天夜里甚至差点呆了个通宵。后来四处传言，说我在学生的广播站发表过热情洋溢慷慨激昂的演讲，声称黑暗和光明决一死战的时刻来到了，等等。幸而我不善言辞，拙于演讲众人皆知，传言显然是对我的粉饰。但是，也不排除从哪个地方找出一张发言草稿，说是由我书写。先抓起来，然后慢慢来对笔迹，给你一顿杀威棒。
基于对中国现代民主进程的估计，我觉得如果此时逃亡，在外流浪，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意义。想想吧，当民众在一片冷肃之中，默默承受这一切的时候，我却背着个小包袱，在戈壁滩上踽踽独行，或者与一些麻木不仁的盲流，去做砖块、挖水渠。由于隐名埋姓，要掩饰自己的本来面目，我只得装痴装傻，成了混饭吃维持生命的一个愚民。如果不能有思想的自由，生活也失去了价值。如果那样，还不如同强大的专政铁扫帚来一番对抗。
不放弃自己的思想，让他们来抓好了。他们多抓一个人，就得多承担一份责任。我逃亡了，他们独霸讲坛，可以任意泼污水。我站在这里，不屈服，不低头，说不定还能唤醒几个民众吧，起码能消耗他们若干兵力。划算！
这一段时期，我进行了痛苦的反思。“6.4”对我的重大教育，就是认识到必须丢掉幻想。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十年，邓小平及中共，是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的。我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把中国的前途，寄托在他们身上。我完全没有想到，作为政治一元化的国家，作为一批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的人，他们的改革开放是有限度的。一旦在国家人民和政党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就会选择后者，毫不手软。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而现代民主的核心就是限制权力。这简直是个悖论。
“6.4”不论是从理性上，或者是从感情上，都使我彻底解决了这个难题。我从此就站在了共产主义体系的外面。位置一选定，心也静了，气也顺了。有些人还忿忿不平于对学生的镇压，对知识分子的追捕，对民主思潮的声讨。这些人痛心疾首，认为当局不够理智。其实，这都是抱有幻想的结果。了解上面的思想状况，就会认为这是必然的，镇压也好，追捕也好，声讨也好，都可以理解。你差点把人家宝座掀翻，吓得人家心惊肉跳，难道还不允许人家还你一脚一腿吗？
你只能怨自己不够强大，不够强大得能压住对方。如此而已。
位置选定，站好。现在是和当政者面对面地站着了。他们强大，但还不是无所顾忌，因为，我旁边，有成千上万的围观者。围观者表情冷漠，仿佛没有态度。但在强大者咄咄逼人气势下，那种冷漠就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我与当政者面面相觑，对峙着。此刻，我等待他的出手。他如果出拳，我当然也只有出拳。自然两三回合便将我击倒。这是力量悬殊的搏斗。我的意义只在搏斗了。过程即是意义。
可是，当政者没有出拳。毕竟不是野蛮时代，他得靠形象维持。他用威胁的目光盯住我，挽住我手，要与我共舞。我知道这是一场险恶的舞蹈。但我无法拒绝。我若拒绝，他就有充足的理由出拳了。
我，与狼共舞。
表态
我不知道这个词从前使用情况怎样？但它在近几十年的确是深入每个中国人的生活。在我的记忆中，大概从五十年代后期，中国人都接受了这种活动，表态。
从字面上看，它是中性的，既无褒，也无贬。表态，表示自己的看法、立场，畅所欲言，侃侃而谈，而且还有若干张专注的面孔围着你，倾听你独具一格的观点。这真是一种其乐融融的情景。
但我们都知道，事情完全不是这样的。当中国的政治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有可能不被别人全盘接受之时，上面就会要求你表态了。表态，就是要求你与上面取得一致的意见。所谓统一口径。你可以谈不同意见，你尽管谈好了。上面还鼓励你谈，为你创造条件来谈。说得很好，叫做：让人家讲话，天不会塌下来。你谈吧，你只要有不同意见，就成为靶子，就成为典型，正缺一个猴子开刀，以便杀给鸡们看呢。劳改、劳教、右派帽子、管制、撤职、开除以及降薪、批判等等恶运，正伺机扑向你哩！请吧，请表态吧！
接二连三的教育，大家都明白了，所谓表态，就是要你表示认同。也就是强迫你认同。在强大的专政力量压制之下，你只得放弃自己的看法，甚至必须放弃沉默的权力。沉默也变成了一种反抗的标志。不过，那也倒是实情。
中国人已经麻木了。表态吗？说假话吗？说就是了。要我如何说，我便如何说。说完了好散会。我们已经把表态当做游戏。上面要求我们表态时，我们已不再认为那是一种思想侵犯，需要保卫。仿佛惯例是理所当然的事，后来我们更加精明，不需提醒，不需要求，我们能自觉地表态，积极地与上面统一思想。
表态的强烈状态是宣誓。表态的超前方式是写效忠信。
那两种都是不稳妥的。最好就是当上面要求时，便顺水推舟地表态。如果政局变化，又再表态。最初被迫表态时那种痛苦与悔恨已经不复存在，我们嘻嘻哈哈，随声附合，自认为是在愚弄上面，权当是一次假面舞会。当我们自欺时，我们也被愚弄了。上面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最低限度必须是一个能表态的小丑。不管你如何内心不满，但你表面上已经屈服了。全国只有一个声音，这声音真真假假，汇成一片，淹没一切，反过来把每个人镇住。
经过了十年思想解放历程，我们还是那样的小丑吗？
报纸、电台、电视台开始连篇累牍地发表表态电报、信件和文章。依照次序，各省市党政部门、军队、各部委纷纷表态，支持上面的决定。照理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又显示出另一种内涵，原来地方及各部门，也需要和中央保持一致。难道他们也有歧义了吗？
接着，民主党派，知名人士和某些重要人物也表态了。与此同时，一些政府官员及出国人员在外寻求政治避难。算是有了另一种态度。
我注意到社科界及文艺界的若干名人，未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他们在单位上表态了吗？不知道。但没有发表文章，却也是表态不坚决的一种象征。报纸已经无法像前三十年那样，造成一个轰轰烈烈的声势了。而共产主义运动，主要就靠泛政治化的声势，才得以成功的。
各单位也开始了表态活动。文化单位属于重点之一。这次表态与从前不同者有三：
第一，主持人大多持走过场的态度。空气中杀气较小，多用诱导或任务式地解决。中国若干次运动的反反复复，绝大多数运动都被否定的事实，起着强大的教育作用。即使为了保住铁交椅，也不要做得太过火。而且下边的干部，一般也是知道民意的。
第二，参加表态度的人，大多调子很低。说几句空话也行，不必像从前那样必须紧密联系实际。这些人一般文化层次较低。比如一个老演员，先说坚决支持，然后又说要反腐败，接着又举例，说西方反腐败很成功。虽然内容成了反面，依然通过，算是表了态。可以作百分比向上面报了。
第三，有了一部分不表态的人。这是中国人自我复归的初级阶段。很多朋友来告诉我，他在学习会上没有表态。据我亲眼所见，我所属的科室，三个人均未在学习会上表态。至于其中一人系党员，在党的会议上表态没有，我不知道。但在科室会议上坚持不发言，保持沉默，倒是事实。
这意味着，表面上的统一也不容易了。
清查与反清查（一）
任何一个党派或团体，要剔除内部的隐藏反对派，可能都得搞清查。至于把清查搞成运动，使人人参加，可能就只有共产主义政党地能做到了。据历史记载，中国共产党内就搞了若干次清查运动。在二十三十年代，党内和红军内就搞过多次清查运动，类似于苏联的肃反
委员会，特派员指出谁是异己分子，拖出去就枪毙。连红军中的高级将领都难躲过，如贺龙也曾遭审查。据《中国作家》1988年一篇纪实作品登载，苏北某红军师，就在清查中几乎所有首长均被害，最后上面派来的清查负责人，也被清查了。
共和国成立之后，战争时期那一套清查手段似乎已经不适用了。一来是外部敌对势力已经远走海上，没有籍口；二来是那种清查方法臭名昭著，不得人心。新方法是发动群众，让群众进行面对面或背靠背的检举揭发，来搞清查运动。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破四旧、清理阶级队伍等，都是使用的这种方法。
我常常想中国的当权者，怎样使得人民变成这样喜欢互相揭发，互相攻击，甚至造谣污蔑的。是我们窝里斗的民族传统吗？似乎也不尽然。我在新疆呆过，所在的单位百分之七十皆为淳朴的维吾尔人，但运动一搞，他们也照样积极参加清查。为什么？
首先，我想是旗号问题。上面所列举的若干运动，都有一个光明正大的旗号，为祖国，为人民，为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这种事业的前景被描绘得越美好，破坏这种事业的人便越显得罪恶深重。为了理想，大家都赤膊上阵了。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全民共灭之。在这里，在中国知识分子求“道”以“平天下”的理想得以实现。而中国传统中，个人权利意识淡漠的一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人的权利，基本人权也被奉献了。
光有旗号是成不了事的，因为更为广大的民众关心是实际利益。所以，每次清查运动，就是一次利益再分配。清查中的积极分子，都会分到一块蛋糕：升官，提级，入党，提干，学技术，分好工作，等等，等等。为了保护这种积极性，有了一整套方法：运动发动时期要防右倾啦，为检举揭发人保密啦，左比右好啦，及时利用典型引导啦，诸多难一一列出。总之，通过一次次训练，大家都学乖了，学精了。清查运动屡试不爽。
当然，搞这种运动也要有经济基础，那就是全国所有的经济实体，都掌握在执政者的手中。蛋糕在他手中，才能有效。如果另有一块蛋糕，是外人所有，一切都难办了。
中国，就具备这诸种条件。
但是，终究有个问题，那就是积累效应。如毛泽东所算计，每次运动只打击一小撮，即百分之五，那么整上五次六次，百分比该达到多大呢？除去“专业运动员”及“死老虎”，肯定也有不小的比例。加上被整者的亲朋好友，更是一个大数。到了某一天，终究会出现反清查的力量。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便是一次总爆发。
国内有个学习材料，是五十年代初美国杜勒斯先生的白皮书，说估计共产主义国家将在第三代改变颜色。看来这种估计是比较科学的。打击思想异己分子，五次六次就可能达到极限，物极必反，只得修正原先方针。这就改变了当初的颜色。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写道，他发现五十年代的年轻一代，其思想方式与行为方式，已完全与老一辈大相径庭了。这也算是给杜勒斯的一个注脚。
反过来看，如果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不搞泛政治化的运动，不搞对思想异己分子的清查，是不是能够江山永固呢？看来也难。其深刻原因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或毛泽东思想，是一种封闭的思想体系，属于所谓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不但要求别人相信它，而且要求人们按它的标准行事。封闭的体系，不允许别人从外部去批评它，首先要相信它，要相信它的基本原理。实际上也不可能批评它了。在中国，具体的就是先问一句：你的立场在哪里？你要立论，首先得承认自己在体系内。如果在体系外，勿需讨论，你已先犯了错误。
作为封闭的思想体系，基督教与儒教存在了几千年。为什么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却受到更为严重的挑战呢？原因我想是世界发生了变化。从上世纪末开始，世界打破了封闭的格局，思想多元，文化多元，政治多元已经成为潮流，不可阻挡。一元化的体系已经很难存在了。就连经济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也简直成了痴人说梦。
只有两种选择：否则以运动去清除异己，否则让异己来冲破封闭。
中国从1979年开始，搞改革开放，执政党宣布，从此不搞政治运动。这回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实际怎样呢？十年中还是有若干次反复，当统治者感到危及政权，甚至只感到危及利益分配时，便忍不住故伎重演。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欲说还休地搞了几回。算不算运动呢？当局不承认，民众却是评上了的。直到“六.四”事件，上面被迫撕下笑脸，再搞一次。
清查与反清查（二）
介于国际舆论的压力，以及广大民众对血腥的憎恶，1989年当局所搞的清查运动，与以往有诸多不同。
当局的策略是“外松内紧”，也就是说，在公开场合，在报纸、电台等公共传播媒介上，要少说清查，当然最好是不提，让国外及国内不处于漩涡中的人，都感觉不到有这么一个运动。而对要清查的各界，则要紧锣密鼓，重重布置，人人过关，检举揭发交待，等等。
依上面的布置，把这次清查的对象，分为“暴乱”与“动乱”两种人。前者指那些以暴抗暴者，后者指那些以非暴力行动推动民主者。对“暴乱”者，要求自首，通缉或追捕。照当政定的标准，丢了石头的，砸了车的，弄烂了窗玻璃的，均属于收容范围。估计应该有上万人。但实际上抓去进去的很少。为什么？不是不想抓紧，而是揭发的材料太少。中国人在这一次的确没有像以往那样与当局配合了。后来公安局搞了一些录像带，到各单位、居民点播放，要求群众协助辨认打砸分子。我听见几个年轻人嘻嘻哈哈，说去看战斗片。有人则悄悄说，认出来也不告诉他们呀。不看白不看！
至于清查“参加动乱者”，情况就稍有不同了。游行、示威属于宪法赋与公民的权利，要想在这方面找借口动用专政力量，执政党不愿意。尤其是在六月搞过一次之后，不敢再搞了。所以，首先宣布说了就算事，希望大家放下包袱。
游行、示威、签名等等，本来就属于公开活动，在大会小会压力之下，如果是本单位一齐上街的，纷纷都交待了参加的情况。如果是稍可隐瞒的，也会有不同的选择。比如参加我们组织的游行的，有两个非作家。当后来他们单位来外调我时，我就因为不知道他们的意愿，就只有以不清楚回答。其中洪先生后来告诉我，他已交待了。另一位则说，上面说的话不能信，虽然有很多人看见他游行，他坚决不承认。他说，以后上面要整你，这都是材料。第二次他单位再次问我，我则一口咬定，说他未曾参加游行。外调人员笑笑，不再追究。
对于我们所组织的游行及公开信签名，我认为这是公开的活动，没有必要隐瞒。我们的行动是光明正大的，所以全部事实都可以公诸于世。只是考虑到一些朋友的工作、经历，认为不宜承受过多。我最初决定，把这一切由我一人总揽下来。谁知另外四人，一律要求与我分担。只是当局追得最紧的“公开信”起草者问题，由大家商定，不确定某位，而集体负责，我则承担总策划之责任。
在上面紧追不舍的情况下，我便写了一个经过。总的来说，是客观描述，不作任何价值判断。
这篇经过情况介绍，当然被省直工委送给四川省作家协会的清查小组看过。后来，当这一阶段过后，那边的人告诉我，说我的材料使得他们减轻了很大的压力，因为我该承担的都承担了。看来，他们原以为我会推卸很多责任的。
一方面是通缉与追捕，一方面是躲藏与外逃。不管是不是有什么“黄鸟行动”，反正国内有了那么一批支持民主运动的人，不然接二连三的外逃是不可能成功的。就像郑义这种被通缉者，在国内隐居了二年，也未被抓获，更能说明问题。号称天罗地网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被撕裂出一条大大的破洞。
至于清查非暴力的民主运动者，对基层单位的领导人，也是一件头痛的事。大家都不愿插手此事。党政既然分开，那这就是党委党支部的事情。书记觉得自己倒霉，得罪人的事就该我来干吗？分析目前国家情况，清查搞得再好，也不见得能像中央一级那样，立刻能得到实惠。更可能的倒是上面一降调，自己反而里外都不是人。基层领导大多采取低调，对被清查者诉苦经，请他们顾全大局。至于对上面，则能瞒则瞒，能混则混。烧一烧被清查者的冷灶，也许将来不无好处。
作为写交待材料的我，今天想起来，实际上也放弃了自己沉默的权利。我们没有义务告诉当局自己干了些什么，我们也没有必要隐瞒自己什么，问题是谁也没有权力要求我们回答。
但是，作为中国公民，能第一次理直气壮地公开自己的社会活动内容，对当局将要采取的尚不明朗的行动，表示正面应战，我想倒是有一定意义的。
我有自由，我也承担责任。
交待是一种选择
随着清查运动的紧锣密鼓，有人逃亡，有人隐瞒，有人交待，有人检举，接着，就听到一些忿激人士的言谈，说某某又交待了实情，某某又说出了某某，简直是一种背叛。
我对此论持批评态度。
背叛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思想上的背叛，一种是组织上的背叛。民主运动是没有组织的，只是因为有共同目标，感到应该采取共同的行动，而临时联合在一起。情况发生变化，就不应该再有当时商定的纪律约束。在外力压迫下，交不交待事实，只是一种个人的选择，每个人都有自由。至于选择是否得当，那是选择者个人的境界决定，不存在背叛问题。最多只是一种屈从。当然，不排除有人以交待事实为名，供出朋友，以便自己逃避当局铁腕。那是出卖。只有出卖才能算是背叛。
另一种是思想上的背叛。这种论调得来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封闭的思想体系要求永远忠诚。如果你从前没有这种信仰，犹可说也；你有了这种信仰，居然敢于抛弃，实在可恶。忘记，就意味着背叛。封闭思想体系，对自己营垒中的逃脱者，更加深恶痛绝。所以声讨叛徒（思想上的）特别起劲。左过火了，依然是自家一伙，如王明、博古、李立三。思想动摇，则不可原谅，如陈独秀、瞿秋白和张国焘，永世咒骂。即使为瞿秋白平反，也是力图阐明，他思想并未变化，只是一时悲观失望而已。
对于开放的思想体系，就不应该有这种观点。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决保卫你坚持自己观点的权利。既然容许针锋相对观点的存在，也应该容许别人改变观点，由己方思想变为对方思想。所以，对开放的思想体系来说，没有思想的背叛，只有思想的变化。当然，所谓风派，所谓变色龙，是人格卑下的作为，根本与思想信念等不搭边界了。
要求思想一统，要求行动一致，只能是一种期望，如果用强力来维持，就改变了民主运动的意义。这是封闭思想体系的遗产，我们常常也当作宝贝来使用。
颇有诱惑力的说法，号召我们为了伟大的目标，要不择手段。为了将来的幸福，你必须先忍受不幸；为了免受外族的压迫，你得先忍受本族的压迫；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你得放弃自己目前的解放。诸如此类。不信服此论调的，或被定为目光短浅，或被责为个人主义。在这里，目标掩盖了现实，集体消解了个人，寻求一次性的终极办法，代替了循徐渐进的改革。
我想，终极的关怀当然是需要的，但必须从现在做起。如果以牺牲现在来换取将来。现在既已失去，将来也没有可接续的现在。应该把整个理想溶在过程之中。民主运动也是如此，它必须在整个过程中坚持民主原则。
在春夏之交的人民南路广场，大部分都是遵从自由选择原则的。但到了外力压迫，北京发出戒严令之后，一些广场上的组织者，便向学生施加压力，不准离开，不准临阵脱逃，等等。虽然未曾奏效，但一种非民主的思维方式已经露头。但民主准则最终胜利了，那是因为它有基础：自由。只有在个人有选择自由、表达自由基础上的民主程序，才是真正的民主。
不管专制的力量如何，民主运动的全过程都必须以自由选择作准则。否则，得到的将是新一轮的不民主。一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搞了若干花样，最后依然所得甚少。也许，这反反复复的折腾，正是我们不能免交的学费。
辛亥革命后的剪辫子；文化大革命剪头发。抵御列强，冲进店铺，焚烧日货；1986年砸日本摩托和汽车。湖南农民运动戴高帽子，批反动学术权威挂黑牌。实行训政，搞新生活运动；清除精神污染，进行什么什么教育。一次次重演，一圈圈循环。
思想侵犯
经过几十年的思想改造，我们已经对思想侵犯麻木了。要我们表态，似乎已经成为正常的事。要我们进行等额选举，我们觉得理所当然。鼓掌吗？随大流。举手吗？反正你不举手人家也要举手，结果一样，不如少惹点麻烦。我们也许还可以腹诽。但既然是腹谤，也就是甘愿被禁锢了。
我们唯一感到难受的，只剩下一点：检查。
但是上面最重视的也就检查。因为你已经暴露出与规定的行为和言论不一致之处。如果不把你扭转过来，如何能号令大家。岂不天下大乱了吗？当局对作检查者是特别下功夫的。大会批判，小会争取，个别谈心，家庭包围，物质利诱，奖励引导，泥沼威胁，总之，你不检查是过不了关的。各单位中搞政治思想工作人才济济，车轮战术，把你当无名高地进攻，你成了堡垒。攻下你也就是他们立功的事迹。你当然只有检讨一条路可走。
中国人已经无力抵制检查这种形式。唯一的抵制只能是检查的内容。这种抵抗也只能是消极抵抗，所谓“有抵触情绪”是也。最传统的办法是只谈鸡毛蒜皮。你说我有资产阶级思想，我就说我的确喜欢穿花衣服，吃回锅肉；你说我对三面红旗不满，我则说把剪刀上交去炼铁，的确抱怨不方便，又经常叫唤一顿饭一根红苕吃不饱。说了很多，但是再仔细想又是人之常情。批判者感到受愚弄了，说你是蒙混过关。后来的作检查者为了及时解脱，于是在鸡毛蒜皮上加上大帽子，自己朝罪恶方向划去，当然举例还是要避重就轻。这大概也是有传统的，叫做抓屎糊脸。再朝后走，要求检查深刻，于是出现了一阵理论热潮，检查者大谈思想的来源、根据、变化，将对人民、国家及伟大事业产生的后果。唱一句老歌便将亡党，丢半个馒头便能亡国。检查也有越写越长的趋势，念起来像是做报告，堆起来宛如长篇小说手稿。
历次运动，常作检查者就有了经验。先看看运动的阵势，打听一下将延续多久。不到运动的结论阶段，再好的检查也是无用的。最节约的办法就是拖。或不说，或乱说，或轻描淡写，或言不及义，拖到上面指示要赶快做结论之时，再作出检查。
“六.四”清查之后，同以往的运动一样，要求犯“严重错误”者进行检查。但这一次所谓犯错误者，已经同以前的态度不一样了。首先，出现了坚决不检查的人。其次，出现了只检查事实，不检查思想的人。
这次检查的模式，是要你在交待事实的前提下，承认自己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承认自己支持动乱，进而认识到这是错误。至于像以往运动所要求的，让检查者保证改错，永不再犯之类，不是必须的了。
坚决不检查的人，自然坚决不承认支持了动乱，也坚决不承认搞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种人各单位都有，在大会小会上当面顶撞，据理力争，搞得让清查人员十分头痛。出版社林文询及龚明德便是此种。另一种承认事实，比如游行、示威（未按法律程序申请批准）是错误，但绝不承认是支持了动乱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像流沙河先生，据说便是这样谈的，他说他近十年来，由于改革开放，才能够读一些书，写一些东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了他，他难道会支持动乱吗？
我想这两种选择都是有意义的。它们都打破了上面所预定的模式，使大规模的“向党交心”成为泡影。由于这一批人的抵制，检查流于走过场。组织者只要求你说一说就行了，说深说浅总是说了。早早完成以向更上面交差。
当然，我也可以选择上面两种之中的任何一种检查方法过关。朋友们也劝说我解脱了事。所谓解脱，是这次搞清查的新术语，言外之意已经把我们禁锢起来了。但是当局却没有更实质的管制，如天天背书，关门学习，不准外出之类。我们照样聚会谈心发牢骚等等。所谓解脱岂不是一种笑话。谁要你解脱？我自己早解脱了。被宣布解脱者，故意大惊小怪，问：我是哪一天被挂起来的？
我是不愿意照上述两种方法检查的。我不愿否认自己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更不愿表示跟当局没有歧见。而单位的政治负责人又缠着我，一定要我谈认识。他的态度很好，总是趁旁人不在时，找到我家中或大院墙角，叫我“老贺”，一副焦眉烂眼的愁模样，轻言细语地劝说，又叹苦经，说上面催得紧。语言虽然温柔，态度却很坚决。总之，你非谈谈认识不可。
我应该如何选择？
两种判断
在我们以语言叙述的时候，常常出现判断句。而判断句则分两大类，一类叫事实判断，一类叫价值判断。
事实判断是陈述事实。如：我批评了你；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些都属于此类。事实判断不含褒贬，而且是可以检验的。再一类价值判断呢，就有褒贬，有价值取向。如：我不该批评你；淮南桔比淮北枳有用些；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等。价值判断句子，常常因为各人的价值取向不同，而不能统一，更没有共同的方法检验。比如说有人认为该共同富裕才好，而有人认为自己先富起来更重要。只要允许讨论，那肯定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永远无法统一，而且两人背后都有一批拥护者。实际上这类价值判断，不宜讨论，而只宜各说各的。讨论无疑等于抬杠。
在共和国成立后的三十年间，中国在价值取向上是一元的，也就是只允许一种价值取向。那末，这种抬杠，只能在政治思想范畴之外去进行。比如到底白壳蛋好吃还是红壳蛋好吃之类。但如果一旦有人指出红壳蛋姓社百白壳蛋姓资，那此类讨论也就结束了。因为社会主义红壳蛋好吃是不能逾越的价值观。否则，就要问你：居心何在？屁股坐歪了。
由于长期在一元价值观笼罩之下，我们逐渐也模糊了两种不同的判断句。起码在政治思想领域是如此了。比如：我骂了领导；你有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些都是事实判断（不管判断正确与否），我们都把它当做价值判断了。因为在我们头脑中，很多东西已经被赋予了价值。领导是正确的化身。资产阶级是丑恶的象征。新中国则是光明与进步的标志。
欧洲的中世纪，也是在基督教一元价值观的笼罩之下。只是近几百年，人们冲破枷锁，由文化多元、思想多元、走向政治多元。多元价值观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中国开放以后，这种多元价值观曾使我们震惊。《中国青年报》曾在八十年代初进行过一次讨论。事情的引起缘于一个不会游泳的大学生去救一个落水的小孩，结果双双淹死。也许组织讨论者的初衷是想让崩溃的价值重新耸立，结果却是，讨论者各执一词，都有道理。于是思想家们纷纷出来哀叹道道德沦丧、价值崩溃。
一元化的道德观的确崩溃了。但是，以其为立命之本的意识形态依然是主流，还占领着大部分的宣传阵地。
从8月份拖到9月份，单位的党中支部书记有一天急急忙忙地找到我，说，你一定得谈谈认识。随便谈几句嘛。我们只在小范围内谈。只有各科室负责人参加。四中全会也开了。一切问题都明朗了，你一定得谈一下。他顿了顿，又补充说，就谈谈中央的精神吧。
我很爽快地答应了。当然，我没有答应照他的谈。我说，我可以谈谈认识。
书记松了一口气，走了。我想他一定是把“认识”当做“检查”了。因为几十年的经验，认识也就是检查。而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意义的词。他是为了避免刺激而改口为“认识”。我呢，也就只接受“认识”，而绝不做检查的。
可能因为觉得太容易了，书记又不放心。第二天在院子里迎住我，笑嘻嘻地叫：贺兄。他比我年纪大，是南下的小战士转业的干部，而且平常不苟言笑，突然冒出个“贺兄”，使我有些不知所措。果然，他又提明天谈认识的事了。他提了两个条件，第一，要承认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第二，要承认支持了动乱。说完之后他紧张地望着我。
我则很干脆，甚至很潇洒地说，没问题，这两点我都承认。
我早想好了。我将只用事实判断句谈话。即不是检查，也不是认识，只是另一种事实叙述方法而已。（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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