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百年】余英时／试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上）
「五四」精神在现代中国是一股实实在在的历史潜力。只要政治压力稍松动，便会卷土重来。我们应该记得，1957年那个短暂的所谓「百家争鸣」，便是由北京大学学生在5月4日发动起来的。 ……至于改革开放时期的民主运动，从「思想解放」、「民主墙」到天安门结局，都一直在「五四」精神的笼罩之下，更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缘起
今年（2019）恰逢「五四」运动一百周岁，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纪念之年。我们都知道，「五四」运动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理解：狭义指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学生运动；广义则指一场新思想的运动，当时称之为「新思潮」或「新文化」。它必须上溯到1917年的新文学运动（白话取代了文言）和《新青年》杂志所倡导的「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所以狭义的「五四」其实只是「新思潮」或「新文化」的一种行动表现，因而必须包括在广义「五四」之内。这一点必须先交代清楚，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五四」新文化是我一向重视的一件历史大事，曾先后多次为文讨论。这次百年纪念更激起我对于「五四」的种种反思，其中一部分已见于我和唐小兵教授的访谈录中。但访谈结束后，我感觉还有不少重要的想法当时没有机会说出来。 （因为访谈只进行了一小时。）现在我想将其中一些想法组织起来，对「五四」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作用，做一次客观的整体论断。
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目前大陆上很多人，包括新左派、新儒家，甚至自由主义者，都对「五四」采取了批评甚至否定的态度，这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我在海外也读过一些介绍大陆思想动向的文字。如我的朋友葛兆光在《思想》上发表的有关「天下想像」和新儒家「政治诉求」的文章，以及最近梁治平先生评介各种「天下」论述的长文。 （《思想》第36号，2018年12月）我所得到的印象完全可以印证一些大陆来访者述及的亲身观察。其中新左派和新儒家对「五四」的指控说来说去无非是：民主、科学之类的价值来自西方，不但不合乎中国的需要，而且还破坏了中国的本土文化。这是一百年来反「五四」者的老生常谈，毫无新意。但是我进一步检查了他们所提出的各种不同的取代「五四」的方案，发现其中有一个共同倾向，即强调中国自远古以来便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天下」型文明；这个文明虽一度为西方的侵略而受到严重毁坏，但在中国「崛起」的今天，必将以全新的方式重建起来。这一倾向使我深信：这些「天下」方案，虽然彼此之间存在着某些分歧，都是在为中共寻找一个新的意识形态，以说明其政权的「合法性」（legitimacy）。
毛泽东死后，文化大革命告终，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事实上已完全破产。在邓小平主持的「改革开放」时代，党内党外许多人都有回到「五四」民主路向的期待。 1978年北京「民主墙」的出现便充分折射出当时一般人民的思想趋向。 「民主墙」的作者主要是体制外的知识青年，他们在大字报中批判一党专政并强烈要求民主，都是紧接着大批文革受害者的冤情陈诉而提出的，可见他们是「为民请命」 ，而不仅仅是表达了个人的政治思想。 「民主墙」的冲击力在当时是巨大的，引起各国记者的注视和报导，甚至邓小平在未夺回领导权之前，也对日本、美国、法国的访问团公开表示：人民用大字报表达不满的权利是应当尊重的。 （按：邓取得领导权是在1978年12月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定案的。）所以「民主墙」通过对毛时代意识形态的否定，而动摇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为了挽救这一危机，1979年一月到三月，中共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理论工作务虚会」，由即将任总书记的胡耀邦主持，其目的便在重建一套意识形态，为邓小平改革路线提供正当性。会议的最后成果是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意识形态的新正统；一望可知，这正是邓小平「白猫黑猫论」的理论化妆。这个新意识形态在「务虚会」之后虽受到广泛的传播，但党内党外的批评也层出不穷，更由于它过于抽象，完全未能展现党的最新动向，最后只有不了了之。从1979到1989的十年之间，不断有人向党提出新的建议，其中最著名的是借自美国政治学者杭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新权威主义」（new authoritarianism）。这里有一个不但有趣而且反映当时政治形势的故事：1989年初，天安门民主运动即将爆发的瞬间，赵紫阳在和邓小平的一次对话中，提到正在流行中的「新权威主义」。赵告诉邓，中国的「新权威主义」认为，「为了推动改革开放，必须扫除障碍，保持稳定，必要时不惜采取铁腕手段……」话犹未毕，邓便迫不及待地说：「我就是这个主张！」（见吴稼祥《头对着墙——大国的民主化》，台北，联经，2000，我在此书〈序〉中特别讨论了这一对话。）「新权威主义」一度成为聚谈最盛的论题，正是因为它差一点便成为新的意识形态。但当时多数知识人，特别是北京大学的师生们，正在发起「五四」七十周年纪念大会，以展开民主运动。 「新权威主义」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所得到的，是抨击远多于认同，否定远多于肯定。所以在「六四」屠杀之后，邓小平在万般无奈之中，只能提出「不问姓『社』姓『资』的要求」，用避而不谈的方式暂时和缓一下意识形态的危机。
上面关于邓小平时代意识形态的回溯和前述「天下」方案的兴起密相关联。我们首先必须理解二者之间的关联，然后才能进一步认识「五四」新文化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处境。概括地说，邓小平在复出夺权和掌权的过程中（大致是从1977到1989），一直想重建一套新意识形态以发挥双重作用：第一、取代华国锋所继承的毛泽东路线，这是夺权的先决条件；第二、为他的「改革开放」的新路线提供理论根据，这是强化掌权的精神力量。上面已经指出，1979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便是这样确立的。但是这一「实践」主义虽然有效地摧毁了华的「凡是」主义（即「凡是毛主席赞成的我们都赞成；凡是毛主席反对的我们都反对。」），却不足以支持越来越复杂的「改革开放」路线。后来新权威主义也曾得到邓的击节称赏，然而官方始终没有正式出面宣导过它，其地位还远在「实践」主义之下。可见1989年以前邓在寻求新意识形态这件大事上没有取得成功。而且我们更看到，1989年以后，他竟坦然采取了避而不谈的消极态度。为什么在改革开放时期，意识形态的重建问题竟如此困难？让我从历史角度稍作推测。
首先我要指出：这十几年中，「改革开放」的政治要求为「五四」精神的回归开辟了道路，「五四」时代所强调的普世价值，特别是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观念，顿时大行其道。 1978年10月我访问大陆，正值「思想解放」运动全面展开。当时一个最响亮的口号是「读书无禁区」。这就表示，大批的知识人，无论在体制之内或之外，都要求在知识、思想、言论各方面取得自由和开放。我在北京和各地所接触到的党内人士往往将「思想解放」和五十年代中期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相提并论；并且很有信心地说，这次的「放」绝不会落到「阳谋」的下场。我在11月回到美国之后，很快便有「民主墙」的崛起，远远超出「思想解放」的范畴了。 「五四」精神在为下一段时期演出了一次波澜壮阔的历史悲剧，其事人所共知，不待赘说。
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的是：「五四」精神在现代中国是一股实实在在的历史潜力。只要政治压力稍松动，便会卷土重来。我们应该记得，1957年那个短暂的所谓「百家争鸣」，便是由北京大学学生在5月4日发动起来的。这一天八千个学生开「五四」运动纪念会，十九个学生领袖发表激烈的演说，公开攻击中共政权对民主自由的迫害。他们还编印了一个名之为《民众接力棒》的期刊，寄给全国各级学校，呼吁全体学生为民主、自由、人权而奋斗。 （关于这一事件，参看胡适1957年9月26日在联合国的讲词“Anti-communist Revolts in Chinese Mainland”，收在周质平主编，《胡适英文文存》，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5，第三册，页1490-1491）当时「党天下」统治中国已八年之久，「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胡适批判」之类的运动也已在全国范围内深入而持续地进行了多年。我相信毛泽东不顾党内反对，一心一意要搞「鸣放」，是他深信知识人基本上已被征服，不致导向乱局。 （按：毛在2月27日很有信心地说：「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在我国一部分知识分子有些动荡，但是没有引起什么风浪。这是什么原因呢？必须说：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相当彻底肃清了反革命。」见胡适上引文，页1495）但他绝对没有料到，「鸣放」的风声刚刚传出，「五四」精神便复活了。 「阳谋」之说其实不过是事后造出的一片遮羞布而已。五四精神是客观存在的历史潜力，在此获得清楚的印证。至于改革开放时期的民主运动，从「思想解放」、「民主墙」到天安门结局，都一直在「五四」精神的笼罩之下，更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这里唯一应该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当时知识人致力于「五四」精神的复活完全是自觉的，所以他们公开喊出了「回归五四」或「重新启蒙」的明确口号。 （参看陈乐民（1930-2008）在《启蒙札记》中追忆李慎之的文章，《万象》，2008年第6期。）
分析至此，我们才能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改革开放时期不能发展出一个为「党」所认同的意识形态。这是因为「五四」作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动力，在共产党内部造成了分裂。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边缘，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最初仅限于经济领域。但在改革过程中，主持人（如胡耀邦和赵紫阳）都发现：经济体制的改革无可避免地牵涉到政治体制；后者不改，前者便改不下去了。最后虽在党内保守派强烈反对之下，邓小平终于接受了改革政治体制的原则，并在1986年指定赵紫阳主持其事。第二年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接受了赵的报告，政治改革才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内部的分歧也立即开始了。简单地说，以胡、赵为首的改革派，由于其中往往有人和体制外的知识人互通声息，倾向于参照西方体制以扩大改革的尺度，因而不免削弱了一党专政的权力。另一方面，邓小平虽号称「改革总设计师」，但是他整体构想是通过经济改革以强化「一党专政」。自始至终他绝无一丝一毫开放政权的意思。 1986年12月30日，他在家中会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讨论学潮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同时也为「政治改革」定下了基调。例如他说：「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又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这两段话清楚地反映出，改革派受到当时「五四」精神的影响，正在把政治改革推向民主和法治的途径。所以邓才有此针锋相对之论。 1987年5月27日他读了赵紫阳送去的政治报告初稿之后，又作了如下的评论：
我们不能照搬三权鼎立，你们也没有写要三权鼎立，但是不是也搬了一点三权鼎立呢？ （中略）不能放弃专政，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 （按：以上资料都见于吴国光，《赵紫阳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
这里邓明明承认，当时中国存在着「要求民主化的情绪」，然而他悍然不顾，只强调「不能放弃专政」。我们当然都知道，「改革开放」时期的权力源头是紧紧握在以邓小平为首的元老派之手，其中包括陈云、薄一波、李先念等人。他们无疑都接受改革必须不能违背「四项坚持」的原则，这是邓在务虚会结束时正式提出的（1979年3月）。所以严格地说，「政治体制改革」根本便不曾开始，甚至在经济领域中提出的改革如「党政分开」也有名无实。因政改而引发的党内分裂至六四屠杀而结束，「五四」精神在暴力面前退出了历史舞台，「党天下」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这一新形势下，意识形态的重建问题再度出现了。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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