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惜一切代价准时到达天安门广场”—这是1989年6月3日戒严部队接到的军令。有人持枪往前奔跑，有人驱动坦克辗过大街，也有人做了另类的选择。如果是你，你会追上去，还是默默伫立，等待黎明？

1989年6月5日，李晓明（左起第五位）与队中同袍在天安门广场合照，那是他们在戒严令以来第一次踏足广场。

(德国之声中文网) 八九民运以流血告终，完成任务之后，20多万戒严部队军兵竟然收到官方的“纪念品”——每人一本纪念册、一只手表、一枚纪念章。掀开红色封面的纪念册，第一页写着大大的“首都卫士”四只红字，由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当年7月18日题字。

再下一页，是邓接见戒严军队干部时的一番话：“我讲考试合格，就是指军队仍然是人民子弟兵，这个性质合格。这个军队还是我们的老红军的传统。这次过的是真正的政治关、生死关，不容易呀！这表明，人民子分兵真正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这表明，不管我们受到多麽大的损失，不管如何更新换代，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的捍卫者，是最可爱的人！”

这个，是中央希望所有拿过枪的军兵所记住的六四。

“我觉得历史选择了我。”2002年，六四戒严部队军官李晓明第一次把憋在心中13年的经历公诸于世。即使到了2019年，再次忆述当年片段还是忍不住在众人前哽咽起来。

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分别是电子工程师和初中数学老师，李晓明却上了军校读大学。“因为国家免学费。我毕业也是大学生，不同的只是我上军校，他们（学运学生）上地方（大学）。所以部队称我们为学生军。”李晓明毕业后两年入伍担任中尉，中国爆发全国学运潮。25岁的他也在赶赴北京的路上，不过他是坐着军车上路。“虽然穿着军服，但我感觉跟学生一样都是知识分子，当时非常同情和赞成学生所为。如果晚两年毕业，如果我在北京上学的话，我很可能跟学生一样上街游行争取民主和反对腐化，我也一定会去。”

不幸地，军衔把他放在群众的对面；但幸运地，他的双手没有沾上鲜血。“6月3日下午我们接到指令要向天安门东边进发，师长和几个参谋穿着便衣在晚上先到天安门视察，那时部队已经开枪。回来的时候七点多，就说‘我们收不到戒严指挥部的命令’，于是我们部队一直在北京市郊区没有进去（天安门）。”李晓明形容，军官并没有向他们解释原因，“但下面的参谋明白什麽意思了，所以开始在外围消极抵抗命令”。

1989年为北京戒严部队一员的李晓明，在今年五月到访台湾参加六四纪念活动。

“很希望老百姓堵着我们”

不同形式的抵抗，其实在更早时段已经出现了。李晓明回忆，在政府颁布戒严令时，有些军官因为不想参加戒严任务或反对强硬对付民众而“在队中表现不好”，令上级把他提前送返原驻地。更有人公开反对戒严并在军中宣传，军方最终安排他转业。纵然人数很少，但这些明显持反对立场的人都在清场前被调走了。

李晓明隶属的39军116师部队，早在5月22日就抵达到北京市郊，他清楚记得上级对所有士兵传达非常明确的指令：“谁要是开第一枪，谁就要对历史负责。”他认为这就是要防止大家开枪，而且那时大家都有枪没弹。只是到了6月3日，一切完全改变——不再提不准开枪，唯一命令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准时进到天安门广场”。傍晚时分，军队向军人们发子弹，李晓明说当时军队里有不同声音，各级指挥官的演绎和执行都不同。“但作为职业军人很正常地想，你发枪又发子弹，又要不惜一切代价，就是包括开枪这个选项了。”同一时间，各种各样关于“军人被暴徒打死”的消息透过官媒在军中广传，李形容对一些同袍来说“开枪就像复仇似的”。

外面风声鹤唳，但是相反的，当天他所属的军车队以缓速行驶，每当遇到群众堵路就主动停车甚至后退，还得到群众掌声。可是入夜以后，枪声在北京市内响起，几乎再没有民众围堵他们了。他说：“老百姓害怕了，但其实我们部队很希望有老百姓堵着我们。我们都明白面对的是不是暴徒，而是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而且大部分当时都是和平的示威着。”

“首都卫士纪念册”是官方授予20多万戒严军兵的纪念品之一。图左：纪念册由中央军委制作，封面的标志上印有“1989.6”。图右：纪念册第一页，印有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1989年7月18日的题字。

被同袍押进天安门

这一夜，对许多人而言非常漫长，也有人无法活着看到六四的黎明。李晓明的39军部队一直在北京市，却比军令晚了整整一天才到达天安门。“6月5日戒严指挥部派出另一军团（38军）处长，带着一辆车，士兵架着机关枪，把我们押进去天安门广场。”

那时士兵都在清扫“案发现场”，因为清场在前一天已经结束，李没有在广场上发现尸体，但在散满一地的杂物中看到染血的裤子和棉袄，裤上更有弹孔。他引述：“有士兵跟我回报说，在地上发现好几滩血。”而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一带，台阶和石柱都被辗毁，坦克的履带印清晰可见。这一幕，是深印脑海30年的画面。

另一个无法忘却的片段，发生在6月7日。当时他们正在执行第二阶段任务，抓捕学生领袖和“暴徒”。晚上在一所小学里驻扎休息时，对面的教室忽然传来三声巨响。李晓明和同袍马上冲出房外，目睹两名军人拖行一名倒下的军人，沿途留下一滩长长的血迹，把地面染红。原来是有士兵擦枪走火误杀同伴，但“上级说成外面有暴徒开黑枪打死他，他后来被称为烈士，军兵也没受处分，政府和军队明显在说谎”。

四年后，他终于无法忍受困扰他的矛盾感，选择离开军队。但是他发现这样还不够，他感到离开中国的必要。几年之后，他搭上了出境的飞机，一去就是二十年。离开军队和中国以后，李晓明依然带着愧疚活了30年。“虽然我没有开一枪，但作为当时服役的军人参加这个经历，当时还是觉得很内疚很惭愧。中国解放军扮演了很耻辱的角色，不是政治风波，而是犯下杀人的罪行。”

辞职书写历史

已经移居澳洲快20年的李晓明，是极少数愿意作证的加害方。他认为即便过了这麽久，六四本来的面目仍未很完整的拼凑出来。为此，本来任职电子工程师的他两年前毅然辞职，花了两年完成着书，能填补一点缺口。“作为一个见证人，我有历史责任把证据写下来。”

“特别是我两个儿子不知道这段历史，他们在澳洲长大生活未必相信。坦率讲，在今年之前很少跟他讲（六四经历）。今年我有很多采访邀请，我就叫他们Google我的名字了解一下。老大看了很有感触，为他爸爸自豪，他应该也觉得我做了正确的事。”李晓明2000年到澳洲攻读硕士，第一次公开自身经历时仍是中国籍身份。虽然后来入籍澳洲，但还是面对中国政府的压力。曾经有领事馆人员接触他说：“你应该顾好自己家庭，不要参与这些活动。”为了保护中国国内的朋友，他回国时也只好尽量避谈六四。

“很多人就算有良心，最可能也只能保持沉默。”回首昔日同袍，李晓明如此慨叹。当年他所属的队伍原本是国家重点部队，但因为没有执行军令，不少长官以后也仕途平平或离开军队。

今年五月中旬，他第一次踏足台湾，用三个星期时间马不停蹄出席纪念活动。身为免于“被沉默”的人，连日来重复宣讲着这段对不少台湾人来说陌生的历史。但他最想讲的是这番话：“对受难者家属，我应该向他们道歉。希望六四早日平反，开枪杀人的凶手在法庭受审判，让死者灵魂得以安息。”

“中国经济发展了，还是个极权独裁国家。当年学生追求的民主、自由、人权，现在还是没有过时，要实现了六四才能真正平反。”往日在军车和枪口对面的运动参与者，如今与这位前军官站在同一阵线，对于未来，他们看法很相近。“我觉得早晚要平反的，这些普世价值早晚会在中国大地实现。但我今生看不看得到，坦白讲我很悲观。”

李芊（发自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