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广 | 廖天琪：刘晓波试图化解共产文化暴戾之气

法广：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两周年之际，请谈谈您的最大感触？刘晓波为后人留下了怎样的遗产？

廖天琪：刘晓波的去世是我生活中最大的遗憾和最伤痛的事。我曾经阅读、并且出版过许多他的作品，包括他的书、他的文章等等。我观察并思考他的一生，感觉到他不断地在磨练锻造自己，就像一颗玉石，越磨越圆润光滑。到他生命走到最后阶段时，他已经超越了人间世俗的恩怨情仇，剩下的就是一个“爱”字：对他的妻子，对其他的人：同事、朋友，对社会和国家，都就只剩下这么一个“爱”字。我不是说他是完人，但是现在他已经离开尘世，也不会再犯任何一个“人”可能会犯的错误了。这也许是英年早逝者的一个“优势”。

晓波给后人留下的遗产，太多太多了。对西方人来说，他是一个勇者、仁者，有着基督徒一般高贵的情操，为了“大我”牺牲自己，被迫害致死，却始终内心没有仇恨，属于世界级的伟人。

对中国人来说，他留下来的政论以及社会和文学评论都是针砭中国文化、当前政治和变态社会的，说得比较“白”一点，他的作品、他的文章就是一面照妖镜。他的思想理性平和，对所有问题不只是分析因果，而且往往提出解答性的建议，完全是一个智囊型的知识分子。他不屈服于强权，勇于承担，他想以身作则化解共产文化在中国社会造成的暴戾之气，所以说出“我没有敌人，没有仇恨”这样的话。有些人误解他，但这不是晓波的问题，是那些人的境界不够。阅读晓波的某些文章，至今还是对中国何去何从的一盏照明的灯。

法广：去年的今日，全球各地纷纷发起不同形式的追悼活动。你们在柏林举办了刘晓波的追思会，今次科隆祭奠活动突出什么特点？将聚焦哪些重点话题？

廖天琪：去年晓波逝世周年，适逢刘霞也在前三天被释放到德国，所以那场追思会别具一番意义，人们是悲喜交集，当时竟有将近一千人参加，包括德国前任总统高克和夫人。

今年我和友人罗兰德-库纳牧师再次携手在科隆举办祭奠活动，当然是要提醒人们：晓波的遗愿尚未完成，中国社会的不公不义，缺乏法治和一党专政及个人独裁越演越烈。

我们这次除了悼念晓波，还要为去年12月被逮捕的王怡长老声援。王怡是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优秀的作家和法学学者。他十多年前成为基督徒以来，就全身心地投入教会的宣教工作。他所做的努力跟晓波一脉相承，都是以宽容仁爱的精神来化解中国社会里堕落的道德和狭隘贪婪的习性。然而中共当局却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加诸于他。这可能使他受到非常重的惩罚。所以我们将发动签名声援王怡的活动。

另外我们也要为新疆被关入所谓“教育营”的维吾尔和哈萨克人仗义直言，压迫少数民族，是汉人的耻辱，这和现代文明的政治完全不符。

另外我们自然要提到香港人争取自由民主和法治的伟大而理性的“护法运动”，长平写了文章，说香港人应当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并不匪夷所思，几十万人上街，没有暴力，没有打砸抢的这种行为，真是了不起。在全世界都是非常少见的。我们会在追思会上提到这个议题。

法广： 最近两年来，中国的人权状况发生了那些变化？

廖天琪：众所周知，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人权方面真是万马齐黯，越来越倒退了。许多政治犯良心犯不但没有被特赦，反而死在狱中或死在刑期之中，除了晓波，还有杨天水，彭明和其他人。当前还有数百名政治犯在关押之中，许多都在狱中度过数十载，这种非人性的法律在世界上是极为罕见的。而且如今对政治犯的罪名还变着花样，不一定是“颠覆国家政权”，还有什么“扰乱治安”、“寻衅滋事”、“妨碍交通”，真是可笑，极尽侮辱之能事。因为政治犯不同于普通的刑事犯。我们当然也关系普通的刑事犯。因为不公正的处罚不仅仅限于政治犯。普通的刑事犯也是人，他们也应该有一定的基本的人权。即使他们犯了罪，也应该享受到基本的人权。不过习政权的人权把戏，全世界都知道，很多国家为了顾全北京的面子，表面不说，背地是看不起这种独裁做法。因为这普世价值不是西方的特权，中国人也一样有普世价值的。中国人不是猪狗，吃饱了就不要尊严，不要人权了。

法广： 2008年底，刘晓波等知识分子与民权人士共同推出《零八宪章》，要求民主宪政治国。其中的诉求之一是“司法独立”。十多年后的今天，香港爆发了空前规模的抗议示威，您从中解读到了什么？

廖天琪：我刚才已经提到，香港的这次空前的抗议示威，反对“逃犯条例”，非常非常地了不起。还是那句老话，民意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我希望中国当权者能够听进去这句话。在民主国家，所有基本人权都是天赋人权，神圣不可侵犯。在独裁共产国家，人的权利就要自己捍卫。香港人这次的表现，可圈可点，他们以和平理性的抗议示威手段表达民意，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护法运动”，并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我看到，这次的民间运动，逼得港首林郑月娥女士不得不道歉，并且宣布“逃犯条例寿终正寝”。但是港人很聪明，这个对他们还是不够的，这个条例必须彻底取消，否则他们还会继续争抗。这是对北京发出的警告，希望他们能够接受教训，老实说，政府向人民让步，是最聪明，最能收获政治成果取的做法，一点也不丢面子，相反地，政府向人民让步，这是政治新陈代谢的一种自然法则。

法广：本次悼念刘晓波的活动为什么选择在科隆基督教堂举办？悼念活动通过哪些形式进行？

廖天琪：在科隆举办这次悼念活动，有点近水楼台的意味，因为我和罗兰德牧师都在这个地区居住。当然还有一个背后的重要原因，科隆市和北京市结为友好城市很多年了，将近二十年了。晓波逝世后，我给科隆市长Henriette Reker写过信，这位女市长是一位很亲民的市长。我向她提出了要求，请她将刘晓波波追加为科隆市的荣誉市民，并且为刘晓波在科隆市内设立一座雕像。她很快就给我回信。但她在回信中顾左右而言他，说了一大堆她為晓波致哀、同时非常推崇刘晓波这样的话，但是没有对我提出的要求作出反应。这次我们的追思活动，邀请到副市长Elfi Scho-Antwerpes女士，我会在追思会上，再次在公开提出这项要求，既：追认刘晓波为荣誉市民。因为科隆与北京是友好城市，这么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为了争取自由、民主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科隆市追加这位北京市民为荣誉市民，我觉得是应当做得一件事。我看看这一次再公开地提出这一要求能否再激起一点波浪。

这次的活动除了祈祷的仪式之外，我们还会朗诵几段晓波的文字和刘霞的诗歌，还有钢琴伴奏，有简短的关於香港示威的视频，有关於中国人权情况的个案以及新疆动态的报告，以及声援王怡的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