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内地学者陈纯7月中来香港观察反修例游行，回去后，于8月初在微博上被大V举报和起底，并被迅速顶上微博热搜，举报理由是“支持港独”，“证据”是他的微信朋友圈截图。他当晚被请进派出所审问，在派出所过了一晚，隔天早上才被释放，出来后又两度因大V追击和朋友声援而再上热搜。本文为陈纯对当日经历的自述，及对中国大陆目前的粉红狂潮之机理的分析。他认为，对这股粉红狂潮，“洗脑说”已经欠缺解释力，更深层的问题是，极端政治何以在当下产生，又会在哪里发力。

 

8月5日从派出所出来，我感觉自己已经跟不上世界的变化。

我在7月14日去香港观摩传媒游行，其实就很简单，一些当地的媒体工作者沉默黑衣游行，合法活动，除了走路什么都没发生。参加完后我在朋友圈发了两张与此相关的照片，不过过了几个小时后我就锁掉了（设为自己可见，我一直有这个习惯）。然而，就在这几个小时内，有人将这两张照片保存了起来，并对我的朋友圈进行截图。

8月4日中午12点左右，一个叫“孤烟暮蝉”的微博大V将我这两张照片和朋友圈的截图发了出来，并贴上“港独博士”的标签，呼吁人迅速转发。很快，一个小时内，我的微博大小号、我以前删掉的言论、我出版的书，都被人肉出来。众多别的大V号也跟风转发了这些照片和信息，无一例外都打着“港独”的嘘头，其中一个大V还加了一句：“治不了洋人，还治不了你一个土博士？”

一开始我并没有把这种抹黑放在心上，依旧出门会友。但傍晚的时候我上自己的小号看（我的大号已经被禁言），才发现各条微博下面已经汇集了几千条恶毒的评论，我一个师长关注了事件发酵的整个过程，私下叫我不要打开微博看，否则将“极度不适”。与此同时，有数十个未曾打过交道的人发微博私信给我，其中除了辱骂，最频繁出现的就是人身威胁，甚至威胁要祸及我的家人。

这些人见骂我没有效果（我没有理会），开始在微博上@深广两地的执法部门，包括@深圳公安、@深圳网警 和@广州公安，我后来还看到有人自己留言说，还专门打了电话去报警。一些朋友劝我赶紧出国避避风头。我自问不曾发表过支持港独的言论（在“港独”这种主张刚出现的时候，我还对其进行过批判，认为其无助解决香港的任何问题，只会引发进一步的陆港对立），也不相信公权力会把这种举报当回事，于是既没有回家拿护照，也没有联系任何律师。下午5点左右有公安去我家找我，但我不在。晚上8点多的时候，一位市局的警官打了我的电话，我们说好9点在我家附近的派出所见面。

当时我并不是那么担心，因为我并不支持港独，并不觉得会被故意冤枉。

结果后来证明这个事情比我想的要严重，即便其实也并没有到我朋友担心的“直接拘留”。我提前了10分钟左右到了派出所，在等那位市局的警官时，我和派出所接待我的警员聊了几句，大概讲述了我的情况。聊天过程中，这位警员还感慨了一句说，现在有的人闲得没事干，就在网上到处揪人的小辫子。我正要接话，他继续说，就算你是港独又怎么样呢？你是港独，你的合法权利一样要得到保护。如果里面有人泄漏了你的个人隐私，你有权利依法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

当然，这位接待我的警员先生并不知道这件事具体的性质，所以只是就案情本身来谈。只是我自己知道，事情涉及两岸政治，我又是个曾经被有司找过的人，也是他们认为的“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所以这件事不会那么简单。但我当时还不觉得会像之后那么复杂。

不过公平地说，在派出所的十几个小时里，我并没有遭受什么虐待，审问的时间总共不超过三个小时，审问的问题包括：大概是什么时候去香港，什么时候回来，中间做了什么，有没有去游行（其实我也参加了沙田游行），为什么戴口罩穿黑色衣服，为什么喝宝矿力，为什么拍照上传朋友圈，跟谁一起去，中间有没有暴力行为等。其他时间都是在等我的手机里面的信息拷贝完成。微信之类的社交媒体上的所有聊天记录都被拷贝，但是里面有七百万条，技术人员和我说不会每一条都看，都是搜索关键词。对于我个人的情况，我则几乎没有任何隐瞒，因为我相信他们就算不问我，那些事也一样可以知道。

最后他们综合了各种考虑，决定不对我进行处理，只是对我进行了警告，但对我进行警告的事项跟港独和游行没有任何关系，只是警告我诸如不要在朋友圈发布港大学生骂校长的照片之类。

在手机拷贝过程中不能使用手机，不然会影响拷贝速度，而审问也在这期间断断续续地进行。这数个小时的漫长等待中，他们对我的行动基本不做任何限制，我在几个办公室进进出出，饮用水和盒饭随便拿，还在其中一个沙发上睡了两个小时。我跟派出所里的领导、审问我的其中一个中年警官和负责技术的工作人员聊了不少家常，目睹了其他警员合情合理地办理完两个案子，还旁听了几位年轻文职人员相互打趣的玩笑。走前，一个长得有点像光头强的警官，用粤语对我说，好好赚钱吧，政治这种事最好不要碰。

和网上那些举报我的人相比，这些活生生的体制内暴力机器的组成部分，在我面前一点也不“暴戾”，尽管我一直怀疑一党专政下的“法治”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但从我多次与这些执法人员的接触来看，他们是真心相信体制在往“法治”的方向前进，所以他们喜欢强调自己执法的法律依据，对自己办事符合法律程序的那一面感到特别自豪。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非常符合韦伯对“合理化”的“科层制”的描述。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公务员是“政治中立”的。从派出所出来以后，我又被送上了两次微博热搜，第一次是因为孤烟暮蝉和其他大V继续追击我，第二次是因为我出来以后很多朋友出来声援我，又激怒了那些不爽我的人，如此又引来了两个部门的问询；我的一些朋友、读者和学生，因为帮我说话，自己的微博被攻陷，有的被人肉出相当详细的个人信息，受到各种各样的威胁。可是之前在派出所里，我在交待完我的情况后，要求对那些网暴我的营销号（其中“孤烟暮蝉”或许有体制内的背景）进行处理，市局警官的态度是这样的：这是网友们自发的爱国热情，你要理解一下，谁叫你撞枪口上了呢？而由于这些帐号没有被取消，谩骂我的微博还在，攻击我的人一直到今天都有。

在这半个多月来，我看到墙内外出现了越来越多被举报的人：有一个人在跟他的同事争论的过程中，对香港的年轻人表示了同情，同事马上就报了警：有一位应该还在读书的学生，在朋友圈转发了关于香港警察滥用武力的文章，有学弟直接对她私下说，我和另外的同学一起举报你了，我们不配有你这样的朋友；还有一些倒霉的人，自己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相关内容上，有一个转发，或一个点赞，就被别有用心的“熟人”收集了起来，被当作“支持港独”的证据曝光在墙内。这些因为被举报，而被人肉和被网暴的人，不仅无法进行任何维权，还遭到公权机关的主动骚扰和惩罚，他们很多人受到的骚扰比我严重。如果家里是体制内的或在开企业，那整个家庭都将面临巨大的灾难。

粉红狂潮

有的人认为这说明经大陆年轻人被洗脑洗得太彻底。这当然也是一种解释路径，但在我看来，事情远远比这个要复杂。

 

在这一片“举报狂潮”中，“饭圈女孩”的表现也颇为引人瞩目。8月14日被称为“814饭圈大团结”，因为在这一天，饭圈女孩抛开了自己爱豆之间的恩怨，翻墙出去在 Instagram 和 Facebook 为“阿中哥哥”（中国）作战。

这次的“出征”得到了老牌远征军“帝吧”的支持，但饭圈女孩在历次“护驾”过程中训练出来的组织性发挥了极大的优势：屠版、控评、反黑的手法，驾轻就熟；除此之外，还有专门为了翻墙和海外宣传的技术指导和美术组、文案组、翻译组。要知道，这是在历次饭圈战斗中培养出来的素质。

其实，饭圈女孩在近年来的政治紧缩中，早就逐渐学会了对政治进行“借力”。比如因为“爱国”是底线，如果一个爱豆发表过“不够政治正确”的言论，或在“国庆”、“建党节”、“建军节”的表现得不够积极，那就有可能被对家的粉丝举报。一个常见的操作是截图大范围传播，大量@微博上的“共青团中央”、“紫光阁”和“人民日报”，或者弄成 hashtag，将那个艺人送上热搜（很荣幸，我也享受了一回这样的操作）。港台明星还不熟悉大陆的这一套“规矩”，偶尔会成为牺牲品，佘诗曼、杨千嬅和王祖蓝都因为微小的“失误”被顶上风口浪尖。其中佘诗曼迅速地发表道歉声明得到谅解，而王祖蓝没有在微博上转发“我是护旗手”，成为大陆网友认定他“不爱国”的重要证据。

“共青团中央”等官微和这些饭圈女孩处于一种非常奇妙的关系。一方面，打理这些官微的小编对饭圈生态和饭圈话语的熟悉程度远超一般的官媒，使得这些微博发出来的一些内容，对饭圈女孩乃至于95后00后的年轻人来说显得特别亲切，因而也就更具动员力。另一方面，饭圈女孩对于这些官微也是又敬又怕，她们害怕自己爱豆的一些小小的失误被“共青团中央”等盯上，也怕后者偶尔流露出的对“流量IP”的鄙夷。但更多时候，她们将这些官微视为可以信赖、倚靠、利用的对象。在“814饭圈大团结”以后，“共青团中央”在微博大张旗鼓地对饭圈女孩进行表扬，“人民日报”也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图文并茂地介绍了“814出征”的全过程。“饭圈女孩”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

没过两天，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就抢了饭圈女孩的风头。在澳大利亚的香港年轻人发起了声援香港反送中的集会，有女生喊“Hong Kong Stay Strong！”另一边人多势众的中国留学生则针锋相对地喊出“CNMB”和“叫爸爸”。在加拿大，中国留学生在法拉利上插着中国国旗，对香港年轻人喊出了一声声的“穷逼”，尽显暴发户本色。

这两件留学生风波虽然看起来无组织无纪律，丢人丢到家，但它们有可能并非完全自发。各国的中国大使馆跟当地中国留学生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国际上一个公开的秘密。这些大使馆在给海外中国留学生提供生活和学习上的帮助之余，也对其中一些留学生给予特殊关照。作为回报，这些留学生帮它们留意其他中国留学生的“思想动向”，记录并定时汇报，一些大使馆不方便出面的活动，也可能由这些留学生代为组织。

这两个多月以来，体制内各种机器对大陆舆论的引导是相当明显的：那些非建制派的香港人（所谓“黄丝”），被墙内（自）媒体描绘成得寸进尺、忘恩负义、好吃懒做、数典忘祖、勾结外敌、分裂国家的败类，统统被叫做“废青”和“暴徒”。举报、人肉和网暴，这些在一般道德上都认定为卑劣的行径，也得到体制的某种偏袒和维护。

然而光是体制的操纵和拉偏架，难以完全解释这种“粉红恐怖”：许多大陆人可以随时翻墙出来，但他们依然不愿意相信，来自香港和西方的媒体比内地媒体更真实地传达了事情的原貌。当然了，外媒也确实存在一些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或者有自己的议程设置，过往在一些有关中国的问题上有一些离地或偏离的表述，可能长期积累下来了一种不信任。但总的来说，在言论自由社会，这些问题既是可以被纠偏的，也不影响媒体传达事实时的专业性。但现在更特别的现象是，许多人不看这些事实则以，在官微释放缓和信号的时候，却还会反过来质疑官微是否被策反。

有的人认为这说明经过多年“爱国教育”和国家主义薰陶，大陆年轻人被洗脑洗得太彻底。这当然也是一种解释路径，但在我看来，事情远远比这个要复杂——这一波“粉红狂潮”，既有来自香港的原因（比如不少大陆人有在香港被歧视的经历），也有爱国教育和体制操纵的原因，但究其根源，问题还是埋在大陆深层的政治文化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之中。

 

空心化，令极端政治化再有可能

稳定的“强制的虚无主义”不是一种可以长久维持的状态，它要么走向一种健康的“合理多元主义”，要么走向一种“虚无主义狂热”。很显然，前者现在是根本不可能的。

 

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被，是被一些新左派称为“去政治化”的时期。从如下方面来看，这种定义并非没有道理：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运动急剧减少，领导人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领，代之以“经济发展”、“四个现代化”、“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中国体制的各种部门越来越“行政化”，对“绩效”的推崇凌驾了对绝对“政治正确”的要求；共产主义信仰在中国迅速失落，大部分人以“过上好日子”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随着经济制度的改革，中国人逐渐脱离了“单位”和其他基层组织对自己严密管控。

在这一趋势下，“政治”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开始丧失意识形态色彩，变成和“权力斗争”相近的意思。尽管近年来爱国主义教育在中小学有加强的倾向，社会管控因为政治风向和技术进步变得更加严格，体制内部越来越“讲政治”，对民营企业的政策也如过山车一般，但整体来说，中国倒退回“共产主义”时期是不可能的。如果将“共产主义”这样同时涵括政治制度安排和个人人生安排的观念称为“强意识形态”，中国目前不存在任何“强意识形态”，所以这一波“粉红狂潮”，严格来说也不是“意识形态狂潮”。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任何机会回到“极权主义”。这种“去政治化”后留下的政治文化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的“空心化”，恰恰是“再政治化”、甚至是“极端政治化”的有利条件。

从这个政权建立的时候，它对除自身以外的组织就抱有强烈的不信任。从土改到文革，中国的传统社会组织被尽数破坏，而1978年以后，中国零星地出现一些自发结社，但一直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监控，2015年“公民社会运动”划上句号，社会组织也迅速萎缩。中国社会分化成两部分人，有组织的人（体制内成员）和没组织的人。以往中国的自由派与体制内的人发生较多的摩擦，但长远来看，最危险的一批人不一定是从“有组织的人”中产生。

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大量生产“原子化”的个人和沉浸在私人领域中的利己主义者。一些庸俗的自由派因此感到欣喜，似乎这使得集体主义的运动变得不再可能。然而他们忘记了，人是政治的动物，天生向往着在行动中与其他人建立联结，尤其当原子化和私人领域中的生活不再能给他们提供意义来源的时候。这些人躲在自己的一方天地刷着综艺节目、韩剧和追星的某个时刻，心中会突然升起一种对“崇高感”的追求。真正的崇高是一种自我选择的“非如此不可”，它是基于自身认定的超越性信念，投身某种内在价值之中，并甘愿为此付出代价。然而，对于一个没有任何条件去追求真正的崇高的民族，唯一的崇高就是“爱国”。

在后天安门时代，国家对于日益增长的超越性精神需求有一个妥协，它默许各种“整全性学说”在不危害主流价值（“爱国”、“发展”和“稳定”）的前提下默默存在——自由主义、基督教、儒家、女权主义……但2012年以后，这种默契就被打破了。当局惧怕这个国家的人民通过一种和它的组织和宣传无关的方式联结起来，所以对于一切整全性学说一概打压，包括原初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当局不让任何一种整全性学说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传播，而它自己也不能提供一套有吸引力的整全性学说（如古代的儒家和毛时代的共产主义），这相当于将所有国民硬生生抛入一种“强制性的虚无主义”之中。而稳定的“强制的虚无主义”不是一种可以长久维持的状态，它要么走向一种健康的“合理多元主义”，要么走向一种“虚无主义狂热”。走向前者就要允许各种整全性学说和各种组织自由发展，很显然，这条路现在是根本不可能的。

“虚无主义狂热”不需要对内在价值有所认知，只需要“忠诚”。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写到：“这类忠诚只能产生自完全孤立的人，他们没有其他的社会联系，例如家庭、朋友、同志，或者只是熟人。忠诚使他们感觉到，只有当他属于一个运动，他在政党中是一个成员，他在世界上才能有一个位置。”（p421）当饭圈女孩说“阿中哥哥只有我们了”，其意思正好是相反的，阿中哥哥不只有她们，但她们只有“阿中哥哥”了。

这种“虚无主义狂热”还需要一个敌人，或者一个仇恨的对象，这个仇恨的对象以前是模糊的，现在有了一个很具体的指向，那就是“废青”。“废青”和“犹太人”一样，被认定为破坏经济生产、出卖国家利益、吸本国民众的血（香港获得中央那么多的优惠政策）。光是呼唤“爱国”，没办法召集那么大的能量，只有当“爱国”有了具体的敌人，能量才能汇集起来。而树立这样一个敌人，并不需要体制费多大的功夫，这个敌人甚至不一定是体制选定的。7月14日过后，我们看到墙内一些自媒体在传播“废青钳断警察手指”的“新闻”，它不用体制自己编造，国人有源源不绝的怒意在支撑着这样的“新闻”的制造和传播。

让人感到恐惧的是，就我和朋友最近的遭遇来看，“废青”的外延已经在扩大，包括了所有同情香港示威者的大陆人，进一步地，所有曾经对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批评的大陆公民，也要成为打击对象。考虑到“废青”北上的可能性很小，政府也不鼓励大陆民众赴港与“废青”开片，如果这场“粉红运动”扩大化，不仅“大陆废青”会全面沦为“政治贱民”，而且普通大陆民众的生活也将受到重大影响——所有人都将被迫证明自己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还要证明自己不曾对执政党有过微词，他们的社交账号和即时通讯工具的聊天记录会被严格审查，他们时刻怀疑身边的人是否会去告发和举报他们。那些不幸发表过“错误言论”的，生活会被轻而易举地毁掉。

 

体制外的极权主义

我们如何正视越来越多年轻人比体制自身还要反动的现实？

 

体制和这股潮流的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从许多种意义上来说，这股潮流都是这个体制催生出来的，尽管它未必有这个意图。体制摧毁了任何社会组织的可能性，不允许任何整全性学说得到传播，拒绝建立任何良性的公共文化，为这股潮流准备了必要的社会条件；体制建立了信息的防火墙，并且不遗余力将在墙内传播的真实信息全部删除，对传播这些信息的人进行惩罚；体制一直塑造着饭圈女孩的政治性，并在关键时刻对她们进行动员，对勇于出征的饭圈女孩不吝一切赞美之词；体制贿赂、监视、要挟和操纵着留学海外的青年精英，使他们时刻保持着自己的忠诚，避免“被西方思想洗脑”；最后，体制还偏袒着那些举报、人肉和网暴他人的小粉红，为他们的狂热活动保驾护航，免于遭到受害者的反制。

另一方面，体制对这场运动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比如希望参与其中的小粉红听指挥，不要影响到社会稳定，也不要反过来将矛头对着自己。

广州有一位大学老师，因为发表“挺港“言论被自己的学生举报，学校不予处理，学生感到愤愤不平，亲自写信给这个老师说：“我搞不倒你，我甚至没有办法让你丢大学老师的工作，你不觉得真的很讽刺吗？最后你却是被这个你鄙夷的体制保护了。”这位学生，并非写信给老师上一课：你看，这个体制还是有言论自由的吧？不要老说它坏话。从这个例子可见，这名学生认为“体制”（至少是这个学校）在庇护港独分子，他认为“体制”已经不能代表爱国群众的利益了。

这就是我们必须面临的处境：我们如何正视越来越多年轻人比体制自身还要反动的现实？

一些研究者认为，只有当出现一种具有侵略性的意识形态、一个卡里斯玛领导人（Karisma）和一个具备高度纪律性和动员能力的组织相结合的时候，极权主义才有可能。因为执政党本身在改开前三十年的“去政治化”，许多自由派认为极权主义不再可能在中国出现。

然而，一种他们没有想到的可能性是：极权主义运动也有可能在体制外出现。它可能是由体制孕育而成，最后却反过来吞噬体制，同化这个体制，变成一部更加丧心病狂的机器。

我们不要以为这种可能性是天方夜谭。几天前，“人民日报”的官微想要缓和矛盾，发了一个“你好我的香港朋友”，留言中的小粉红并不买账，质疑“人民日报”立场不够坚定，最后官微只能拉来水军变成满屏的“张国荣”。这说明这种“粉红运动”开始拥有了自己“生命”，在不远的将来有可能不受控制。在体制之外，小粉红已经有了自己的组织模式，他们在饭圈和“出征”所习得的那一套极度讲究等级、纪律、分工和动员效率的机制，可以轻易地运用在下一次大规模的“猎巫”行动中。通过这次的“粉红恐怖”，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敌人已经逐渐被他们建构出来：“国族主义”、“反西方民主”和“反香港模式”的合流，离一种强意识形态只有一步之遥，而“废青”和“西方民主的拥护者”，是他们永远的敌人，是破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古罪人，虽远必诛。

至于这一场运动的领导人，他的出现并不是运动的先决条件，正如阿伦特所说：“极权主义领袖实质上不折不扣地体现受他领导的群众的功能；他不是一个渴望权力的个人，对他的臣民不施加暴政和独断意志。他只是一个执行者，随时可以被取代，他倚靠的正是他所体现出来的群众‘意志’，群众也倚靠他。若没有他，他们就缺少外在的代表，始终是乌合之众；若无群众，领袖就成为无足轻重的人。”如果这场运动持续下去，未来一定会有比小粉红更具有“自觉性”的野心家，他们可能有一套自己信奉的整全性学说，从体制内或体制外冒出来，从小粉红手中接过运动的指挥棒。

有的人会觉得我杞人忧天，认为这些小粉红可能只是年轻人中的极少数，或者这个狂潮很快救会过去。老实说，对于一个能在几天之内将我这种无名小卒两度送上热搜的群体，我不相信它的数量会小到不值一提，更不用说，这种狂潮在年轻人中是会互相感染的，在极端的环境中将会如燎原之火般蔓延。至于它是否很快会过去，这取决于香港这件事是否会很快结束，这不得不说是历史的吊诡：一个地区争取民主的抗争，有可能引发另一边极权主义运动的开始。

对于这样灾难性的运动，最有责任最有能力将其扑灭的是体制本身，只是处于经济下行和贸易战的外部环境下，体制的领导人不一定抵制得了饮鸩止渴的诱惑，也不一定敢去违逆这个比自己还政治正确的潮流。他们最有可能做的，倒是将祸水引向自由派和其他的进步派。在这样的关头，知识分子站出来抵制这个狂潮，既是自救，也是救这个国家。如果碍于身家性命，只求自保，那粉红的潮水终将把这片土地全部淹没。

这样的“破局”，大概是我们能想像到的最糟糕的一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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