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村的希望,都在这几个方子身上了。
文|徐子铭
非洲猪瘟自从在中国爆发以来,由于缺乏有效的疫苗和治疗手段,几乎所向披靡。从2018年3季度到今年2季度的一年之间,中国生猪的存栏量减少了8100万头。
这种病毒异乎寻常地顽强,需要在70摄氏度以上加热30分钟才能消灭,不怕盐腌,在冷冻条件下能存活半年以上,可以活在速冻饺子馅和猪肉丸中。
非洲猪瘟缺乏有效的疗法,虽然研发了多种疫苗,却离临床应用尚有时日。科学医学在非洲猪瘟面前,可谓节节败退。
与此同时,部分中兽医从业者则自信宣称,源远流长的中兽医已经以先进的理论体系和完善的治疗方法,为战胜非洲猪瘟做好了准备。
中兽医和中医一样源远流长。本质上来讲,它们源于同一套世界观,同一套方法论。
随便买一本「中兽医学」的教材,你会发现这些书大多没有区分人和动物。它们与中医学一样,从阴阳五行、五脏六腑、气血经络讲起,讲到和医人基本一样的八纲辨证、脏腑辨证。
动物被假定和人拥有类似的气血经络体系,和类似的脏腑系统,至少中兽医最关注的哺乳动物——马、牛、猪等是如此。
正如清代的医家徐大椿所说:「禽兽之病,由于七情者少,由于风寒饮食者多,故治法较之人为尤易。夫禽兽之脏腑经络,虽与人殊,其受天地之血气,不甚相远,故其用药亦与人大略相同……又有专属之品……余则与人大段相同。」
至于距离人更远的鸡鸭鹅,以及两栖爬行动物、昆虫、软体动物等等是不是也遵循这套规律,古人没有说明。
即便哺乳动物也可能患上与人完全不同的疾病,但在古人心中,只要是活物,都得遵循阴阳五行脏腑经络那一套。像对待人一样,中兽医家们给出了马的经络循行图:
猪就比马次一等。在现代科技介入之前,古人没有找到完整的猪的经络,只是发现了一些离散的穴位,多数与人的穴位同名。
在使用祝总骧院士发明的皮肤导电点方法之后,学者们终于在80年代补全了猪的经络线,并且发现78%的传统穴位不在导电点上。
换言之,按这套标准,古人之所以没有连出猪的经络线,是因为很多猪穴找的位置不对。
中兽医师们甚至发现鸡也有穴位,数目又远少于猪,即便在今天的大规模养殖场里,可能不会有人再给鸡扎针灸了。猪并不是中兽医一贯的研究重点。在古代,更珍贵、更需要兽医的是大型的驮畜,比如马、牛和骆驼。猪、羊、猫、狗在这个列表上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
中国最早的马、牛相术与医学专著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三国志》中载有《牛经》《马经》等。流传至今的中兽医著作(包括原文散失只剩标题的作品),有关马的专著数量要远远超过其他动物。
相比之下,有关猪的兽医作品并不多。《隋书》记载的《养猪法》可能是最早的猪经专著,然而并未流传下来。至今,完整流传的中兽医猪病专著只有一本,就是清朝人写的《猪经大全》。
《猪经大全》并不像现代的中兽医学教材那样,从理论开始讲起。相反,这本书更像是验方集锦,列举了50多种猪病——许多其实是症状或农家俗称,比如「猪烂肚子症、猪烂肝子症、猪肿心子症」等等。
对这些疾病,《猪经大全》没有病理上的说明,只是给每个疾病配了图,同时附上一个至几个药方。
其中记载的「猪瘟仙方」是:
北细辛、牙皂、生川乌、草乌、雄黄。狗天灵盖烧灰为末,吹鼻。
这个集剧毒药材和迷信成分于一体的「仙方」是从《验方新编》改编过来的,不过原配方中并无「狗天灵盖」这一味,并且号称猪牛羊瘟都能治。
对于中兽医这个博大精深的验方宝库,这本书的短序中有这样一段评论:
猪虽微物,岂不足重哉?乃有大志者,好高远,喜尊贵,卑视医为小道,遑问不伦于人之物哉?故无人学兽医久矣。
有了中兽医,中国养猪人的日子是不是更容易?未必。
在中国前现代,最重要的猪传染病要属于「猪三瘟」——典型猪瘟(CSF),猪丹毒,猪肺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典型猪瘟。
典型猪瘟首次于1833年在美国发现,不过在此之前它在欧亚和非洲可能已经传播了很久。一般认为,中文语境下的「猪瘟」指的是一系列传染病,其中包括典型猪瘟。
对于这种「猪瘟」,《猪经大全》的解决方法只有几个方子。
张岱在他百科全书式的《夜航船·物理部·鸟兽》中,记载了一些古人治疗猪瘟的方式:
猪瘟,以罗卜菜连根喂之愈……牛马猪驴瘟,用狼毒、牙皂各一两,黄连一两五钱,雄黄、朱砂各五钱为末。猪擦入眼中,牛马驴吹入鼻中。
要是萝卜菜有用的话,兽医学就用不着发展了。实际上,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中国的猪因为难以控制的猪瘟而持续不断地死亡。虽然总体的统计缺席,但我们能从一些地方志中看见关于猪瘟一次又一次来势汹汹的记载。
比如在广东,民国29-36年,广东省先后有80多个县(市)发生猪瘟,全年流行。到了民国38年,疫县超过了100个。
再比如杭州附近,1940年临安县城附近各乡发生猪瘟「颇为猛烈」;1946年,淳安某乡发生猪瘟,近80%的猪死亡;1948年又有一乡发生猪瘟,等等。
建国初,典型猪瘟仍然阴魂不散,威胁着新中国的养猪业。
根据《中国农报》的估计,1953年一年内,全国的猪因主要为猪瘟的传染病死亡726万多头,差不多占了当年生猪存栏量(9613.1万头)的十三分之一。有专家痛心疾首地说,这些猪卖给外国,能换回「京汉、汉粤两条铁路再加上四百多公里长的钢轨」。
这个数据并非夸张。在一些养猪大县的县志中,某些年份间,猪瘟导致了数以万计的猪只死亡。1958年,河南周口猪瘟致死18.8万头,死亡率为18%。在辽阳县,建国四十年间,由于猪瘟共死亡33万头,最多的1964年死亡2.6万头。
不服输的中国人,革新了各种各样的消灭猪瘟的办法。正值「赤脚医生」运动高潮,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限的,各种「一根针、一把草」的偏方土方层出不穷。
有给猪扎火针、电针,喂藿香正气水的;
用中药注射液的;
甚至还有给猪打剧毒农药六六六的:
最终,还是科学的办法管用。典型猪瘟在中国得到控制,靠的主要是疫苗注射,以及更完善的养殖和防疫管理。
50年代初,中国科学家利用石门系毒株,自主研发了CSF结晶紫灭活疫苗,后来又研制出了更稳定的兔化弱毒疫苗。
兔化疫苗从1957年开始,缓慢地在全国无数个零散的养猪单位间推广。到今天,大部分地区的免疫密度达到了95%。随着疫苗的不断革新,典型猪瘟才逐渐不再大规模威胁中国养猪业,让位给更烈性的传染病。
在非洲猪瘟降临之前,当代中国的猪群依旧很容易被传染病击倒,从猪蓝耳病,到「五号」病,再到PED,每一波新病的袭来都造成了猪存栏量的下降、猪价的周期波动,和相关产业的巨额亏损。
如今,兽医界要面对的是远比古代复杂凶险的环境。由于猪肉和猪肉制品在全球交流更加频繁,许多新的猪传染病是从外国输入的。加上猪经过选育,品系相对单一,一些地区的猪场滥用抗生素,导致病原体耐药性高,许多之前闻所未闻的猪病正在挑战中兽医的水准。
对于所有的兽医学科来说,非洲猪瘟都是全新的事物。
严格意义上讲,非洲猪瘟和典型猪瘟病毒并没有很强的亲缘关系,后者是RNA病毒,而前者是更稳定的DNA病毒。之所以都叫「猪瘟」,主要是症状表现相似。
为什么非洲猪瘟会忽然在中国爆发呢?南京农业大学中兽医博士武志勇是这样解释的:
该病来源于非洲南方,五行属火,现在传到东方,五行属木,木可以生火,所以非洲猪瘟在我国传播非常快,发病很严重。
不过,虽然北方属水,水克火,但中国的非洲猪瘟很可能是从北方的俄罗斯传进来的。五行还不足以解释一切。
中医的本行是对非洲猪瘟进行辨证施治。按照中医的观点,非洲猪瘟属于外感邪热,正邪相搏,心热内盛,心火、肝火旺盛。
所以泻心火、泻肝火、扶正祛邪最重要。让猪喝一些「黄连、连翘、栀子、莲子等」,说不定能起到效果。
另一方面,中医治未病。所以给猪喂一喂大青叶、板蓝根,总是没错的。
真正有修养的中医和中兽医可能会对这种土办法嗤之以鼻,他们会使用理论性更强、典籍根据更充足的治疗手段。毕竟,《叶选医衡》说得很清楚:
盖四时不正之气,感之者,因而致病,初不名疫也,因病致死,病气尸气,混合不正之气,斯为疫矣。以故鸡温死鸡,猪温死猪,牛马温死牛马。推之于人,何独不然?
一篇微信文章将非洲猪瘟类比于多年前的非典。
有同道看到这一局面联想起了多年前的「非典」——名老中医邓铁涛教授指出:非典型肺炎是温病的一种,运用中医的辨证论治,采用中医药,完全可以治好「非典」。
如果中兽医能一扫在典型猪瘟和其他猪传染病中的平庸战绩,在治疗非洲猪瘟上复制邓老所宣传的成功,那必定是中国猪界的一大幸事。
让我们期待这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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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重兴镇严防死守全力以赴做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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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中医观点】中兽医能不能治疗非洲猪瘟?
[18] 中兽医专家全面解读非洲猪瘟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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