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国庆期间，国内的网络监控与审查一直呈现高压态势，香港信息被严密封锁，大部分翻墙软件失效，微信群、个人账号被频繁封禁，文章过审也越发困难，信息渠道似乎只剩下来自机构媒体和官媒的声音。
而随着宣发潮的到来，有一张图在朋友圈里颇为流行，它表现了王菲的《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是如何在人们的脑海中萦绕不去。
10月1日，公众号WhatYouNeed发表一篇文章《祖国好像越来越会跟年轻人沟通了》，赞扬了王菲版《我和我的祖国》以及同名电影的接地气，和爱国教育如何成功地与年轻人共情，并让爱国变成了一种潮流。
有时候会觉得，要做好爱国教育，其实不过就是要讲好你想讲的故事。而要让人一个人开心地听你讲故事，你或许就是要先跟他做朋友。怎么做朋友呢？
你要走到他面前，让他看见你右脸颊的暗疮、额头上的疤痕、昨晚忘了剃的胡子，你要让他听到你的呼吸，你要让他知道你的喜怒哀乐，你的缺点和优点、你的恐惧、烦恼和喜悦；
你要说他听得懂的话，你要用他喜欢的方式相处，你要允许他与你争辩与讨论。
令人开心的是，在《我和我的祖国》的整个宣发过程和作品本身里，我看到了我们的祖国，一直在为更有效地跟我们沟通而努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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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粉红与饭圈女孩
8月中旬，香港“反送中”运动白热化。在机场事件后第二天，因艺人王嘉尔、张艺兴、吴谨言、艾福杰尼等艺人表态支持香港警察，在Instagram上收到大量负面评论。他们的粉丝随即翻墙到Instagram留言反击，被称为“饭圈女孩”的粉丝们最终在14号晚上统一战线，联合“出征”海外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后又联合“帝吧网友”组成“阿中后援团”多次出征外网，用大量的口号、表情包、漫画、PS图片占领评论区。同时观察者网、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共青团中央均发博和发文为“饭圈女孩”的爱国举动叫好。
8月18日的新闻联播里，“饭圈女孩”和“帝吧网友”、海外留学生也一同被点名表扬，成为新晋民族主义青年们的高光时刻。
在端传媒作者来福的文章《饭圈政治学：国家成为爱豆之后，重新叙述的民族主义》里，提出“饭圈女孩”并不像“帝吧网友”那样是传统的民族主义者，甚至还曾经是后者“出征”讨伐的对象。
追星族，尤其是韩星的粉丝，在互联网居民的图谱上，被放置在幼稚、缺乏政治敏感、女性化的一端，跟民族主义者的形象完全没有重合之处。
而在当时（2014年）的舆论环境里，“爱国”也并没有太大的市场。
2014年1月，共青团中央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共青团工作五年发展纲要》，强调要“经过5年努力，力争形成内容上与青年思想实际和认知规律相适应，方法上更具吸引力、亲和力和感染力的青少年思想引导工作体系”。
随着国产流量明星时代的到来，和宣传部门战略的调整，舆论场的水温逐渐发生变化。2015年五四青年节，韩庚、王俊凯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共青团中央组织的优秀青年会，11万条粉丝留言中，“少年强则中国强”尤为醒目。时任共青团宣传座谈部新媒体处处长吴德祖，在一次公开培训中分享经验：“我们总结出一个道理，能打败公知脑残粉的，只有偶像的脑残粉。”
据称，在2016年出征“台独”周子瑜之后，环球时报“用一句话为这场出征点题：‘祖国才是大本命’”，随后共青团中央发表了一篇男权沙文主义风格强烈的《小粉红是谁》，“将‘爱国女孩’确认为民族主义战线的一员。
虽然这篇文章延续了之前网络上对年轻女性的刻板印象，但是除了流行文化和偶像之外，把“祖国”也纳为了她们爱慕的对象，“以此完成了“脑残粉”和民族主义者的合流。”之后的“饭圈女孩”将中国拟人化、偶像化为“阿中”进行追捧，把爱国当成追星，似乎也有迹可循了。
在陈纯的文章《陈纯：举报、粉红狂潮，与体制外的极权主义》里也分析了共青团中央和饭圈女孩“处于一种非常奇妙的关系”：
一方面，打理这些官微的小编对饭圈生态和饭圈话语的熟悉程度远超一般的官媒，使得这些微博发出来的一些内容，对饭圈女孩乃至于95后00后的年轻人来说显得特别亲切，因而也就更具动员力。另一方面，饭圈女孩对于这些官微也是又敬又怕，她们害怕自己爱豆的一些小小的失误被“共青团中央”等盯上，也怕后者偶尔流露出的对“流量IP”的鄙夷。但更多时候，她们将这些官微视为可以信赖、倚靠、利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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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留学生的统战工作
在“饭圈女孩出征”之后不久，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也不甘示弱。陈纯在他的文章《陈纯：举报、粉红狂潮，与体制外的极权主义》里写道：
在澳大利亚的香港年轻人发起了声援香港反送中的集会，有女生喊“Hong Kong Stay Strong！”另一边人多势众的中国留学生则针锋相对地喊出“CNMB”和“叫爸爸”。在加拿大，中国留学生在法拉利上插着中国国旗，对香港年轻人喊出了一声声的“穷逼”，尽显暴发户本色。
这两件留学生风波虽然看起来无组织无纪律，丢人丢到家，但它们有可能并非完全自发。各国的中国大使馆跟当地中国留学生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国际上一个公开的秘密。这些大使馆在给海外中国留学生提供生活和学习上的帮助之余，也对其中一些留学生给予特殊关照。作为回报，这些留学生帮它们留意其他中国留学生的“思想动向”，记录并定时汇报，一些大使馆不方便出面的活动，也可能由这些留学生代为组织。
而就在这些留学生们开豪车为祖国出头的时候，推特和脸书和YouTube均先后宣布取缔其平台上的大量账号，称其散播关于香港运动的虚假信息，且背后由中国官方主导。此事件的详细来龙去脉可参考中国数字时代文章：《CDS档案|中国是如何在推特和脸书上攻击抹黑香港抗争者的？》
在文章《BBC | 谷歌推特脸书封号背后：“讲好中国故事”的不菲代价》中，分析了多个中国政府的采购公告，显示了：
包括外交部、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网信办）在内的政府机构，多次将涉及高额经费的海外宣传及舆情收集的项目授予官方媒体。
文章称，作为“大外宣”方针的一部分，在年轻人聚集的海外社交媒体平台推特和脸书近年来受到了重视。中国各大官煤，例如人民日报、新华社、CGTN、中国日报、环球时报等，都开通了账号，并且投放大量经费制作与推广内容，力求“海外增粉”。
而有类似于外宣和统战功能的，不仅仅是盖章认定的官方媒体机构。8月19日，中国留学生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微信公众号《北美留学生日报》被《纽约客》杂志起底，称其编纂故事，并为中国官方做宣传。
北美留学生日报”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它缺乏直接的竞争对手。中国主流媒体倾向于将海外的中国学生视为一群被宠坏的孩子，官方有时会质疑他们（对国家）的忠诚。美国当地中文报纸常年服务于较年长，且不那么富裕的中国移民。中国留学生在本地的中文报刊出版物中很难找到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或情感可以产生共鸣的地方，并且他们中的很多人会觉得英语新闻很难读懂。
北美留学生日报使用的标题和叙事很容易吸引有着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文化背景的中国读者。早在2017年，马里兰大学发表毕业典礼演讲的毕业生Yang Shuping就被北美留学生曝光“涉嫌辱华”，引起了国内外舆论对其口诛笔伐。
在刘强东案件里，北美留学生日报断章取义地曝光警方材料，并辅以色情化的标题，抹黑女方，被国内各大网络媒体平台转发，激起了广泛的质疑。
而在中央政法委长安剑微信号在8月21日推送的文章《中国青年致推特脸书的公开信：你的“双标”有违你所倡导的言论自由！》里，除了指责推特、脸书的删号行为之外，还公然为北美留学生日报站台，声称其受到《纽约客》的“假新闻”攻击是因为：
北美留学生日报”在近期香港暴力示威事件中，力挺香港警察，谴责暴徒的恶劣行径。
在公众号“加拿大和美国必读”编译的纽约时报的起底文中，北美留学生日报创始人林果宇表示“北美留学生日报的文章精确反映了自己读者群对美国的幻灭，尤其是将美国与中国比较之后。”
2016年大选之后，我们的读者看到当今美国社会有多么撕裂。”他说。“他们看到自由给社会带来的混乱。同时，中国社会秩序井然，积极正面，继续前进。这让中国留学生改变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写批评中国的文章，或者对美国唱赞歌，读者就不会再喜欢我们。
对于类似现象，在文章《上报|李濠仲专栏：中共从不担心留学生回国变得喜欢民主自由》里，提到Quora美国知名问答网站上有一个问题：“为什麽中国会让很多学生出国？难道不担心这些学生回来後变成一个喜欢自由和民主的人吗？”，作者评论：
中国近20年来的经济表现，便是他们「爱党就是爱国」的肯认，不过他们之中很多本来就不是因为向往民主丶自由才远离他乡，民族主义受到「经济决定论」的加乘，尤其进一步巩固了他们脑海中现代中国的价值观，洋人学校只是跳板和过程，西方抽象又带点哲学思考的民主丶自由意识，在多数人身上於是便起不了太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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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机器在互联网上的扩张
早在2016年，根据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一次讲话，中国青年报评论文章《共青团网上舆论引导工作的总遵循》里指出了共青团网上舆论引导工作的方针：
共青团要做好网上舆论引导，必须从青年特点和互联网特点出发，做到引导目标与网络手段的统一，熟悉网络舆论从萌芽、生发、扩散到稳定、淡化、平息的发展规律，提高网上议题设置能力，把握好引导的时、度、效；必须做到深刻思想内容与生动表现形式的统一，把党、团的思想、要求进行再次创作、精心包装，形成时尚鲜活的文化产品或网络活动，使青年易于接受、喜闻乐见；必须做到传播内容与传播路径的统一，全面关注青年普遍聚集的微博、微信、论坛、贴吧、网络课堂、网络电台等网络媒体以及各种网络应用，切实放大主流声音。
2018年，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景临在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上发表主题演讲，分享青年舆论引导工作经验，提出了三个思路：“到青年群体中去”、“为青年人提供优秀的网络文化产品”、“采用人格化的运营，贴近年轻人。”
而中国人也切实经历着，从最初的微博、微信，到后来的B站、知乎、抖音、快手，乃至海外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宣传机器在网络世界里的触角已经无孔不入的过程。
2013年底，暱称“团团”的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上线，“团团”和《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官媒的活跃新媒体账号形成了一个“新媒体矩阵”：
在面对宣传任务、舆论事件时一拥而上，迅速占据舆论高地；而平时则常驻互联网，对流行文化和大众议题进行温和但全方位的日常操控。
为了提高自己的网络影响力，“团团”会日常发布心灵鸡汤、社会暖新闻、幽默段子甚至烹饪食谱来涨粉，熟练使用网络流行语、蹭热点、跟名人互动等。同时，它也在逐渐扩展自己在互联网热点话题中的话语权，从电竞国际赛事到明星刷流量都会加入讨论。当“团团”对网友日常生活中的非政治话题给出“盖棺定论”的时候，它相当于是网络世界里的“乡贤”，既带着官方意见不容置疑的权威，又带着意见领袖令人信服的魅力。
“团团”的热门微博转发破万是常事，在它最近参与的一个话题#外网迷惑行为大赏#中，就贴出了一组表情包九宫格，讽刺“某些外媒笔下的中国”的刻板印象，获得一万六千多转发。
2016年12月，共青团中央正式进驻知乎，在中国社会科学网文章《网络问答社区中青年舆论呈现特征与引导策略——以“知乎”为例》提到：
截至2018年5月1日，共青团中央发布回答282条，关注量达32万之多，发布内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热点事件、青年文化等方面，关注青年用户所关心的时事和生活问题，并公开表示其运营目标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反击历史虚无主义和不实报道、批判“普世价值”、提升中国自信等，成为鲜活的、贴近青年、解决实际问题的可靠力量。
而据品葱的一篇帖子《品葱 | 知乎告诉你 墙内删帖有多骇人（硬数据）》中称，知乎删帖量年年增加，2019年更是暴增：
从删帖数量来看，中共是真的把一切反对声音都给删掉了，才给人巨幅粉红化的假象。这确实会导致本来的粉红变深红。但从经常蹦出，又马上被删掉的反贼问题回答来看，本来就对中共有反感的，只会深化和压抑这种反感。
2019年8月，新闻联播入驻抖音和快手——《央视《新闻联播》入驻抖音和快手 一天涨粉超千万》，央视主持人放下了曾经的官腔，早已能够熟练运用网络流行语言，讨好年轻观众；“No zuo no die“、“吃瓜群众”、“霸道总裁”、“令人喷饭”……一次次引发微博热议。
2019年1月，“学习强国”App上线，它作为中国互联网党建的“网红“产品，下载量数以亿计。公务员、事业单位雇员和大学党员学生均被要求使用，并伴随一定的考核机制，想取得优异成绩的人每天不得不在上面花费数小时不等。纽约时报记者AUDREY JIAJIA LI在尝试“学习强国”之后，写下评论文章《使用“学习强国”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在数字时代，随着技术的日益强大，中国的政府宣传部门开发了不少高科技工具，旨在向精通技术的年轻人传播他们的信息，培养所谓的红色千禧一代。今年早些时候，一个关于卡尔·马克思的七集动画片在流行视频网站哔哩哔哩上播出。上个月，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在两会前发布了一段英文说唱视频，赞扬中国取得的成就。
但是无论这些新产品表面上看起来多么花哨，其核心仍然是对意识形态材料的强制性学习，以及对中央政府表忠心。进入问答环节的那一刻，在中国的中学读书的记忆如潮水般涌回脑海：华而不实的语言、没完没了的重复、一成不变的答案、公开展示的班级排名——这是几代中国学生的集体记忆。许多微博用户指出，“学习强国”和毛泽东时代狂热的“红宝书”运动有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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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和宣传双管齐下的社会
不同于80年代之前出生的中国人，新一代的年轻人自出生以来便已是“墙”内的原住民，被社交媒体上常态化的审查和宣传机器潜移默化，两者几乎重塑了他们的现实。在纽约时报袁莉的文章《那些和“防火长城”一起长大的中国年轻人》中写道：
过去10年里，中国屏蔽了谷歌、Facebook、Twitter和Instagram，还有数以千计的其他外国网站，其中包括《纽约时报》和维基百科中文版。一大堆中国网站则冒了出来，提供同样的功能——尽管它们受到严格审查。
现在，与这个不同的互联网体系成长起来的影响开始显现。许多中国年轻人不知道谷歌、Twitter或是Facebook是什么，这在他们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造成了一道鸿沟。而且，由于习惯了本土应用程序和在线服务，许多人似乎对了解网上什么内容遭到了审查无甚关心，这让北京得以建立起一套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竞争的替代价值体系。
而这种与生俱来的同温层，即便他们走出国门也很难打破。中国留学生们生活在信息自由的北美社会，却有超过一百六十万人将微信上的《北美留学生日报》当做信息来源，甚至在其引导下化身“跨境红卫兵”对留学生同胞发动审查。
对此，文章《上报|李濠仲专栏：中共从不担心留学生回国变得喜欢民主自由》里评论：
中国年轻一辈民族主义之外的「经济决定论」，应该是相当根深蒂固近乎坚若磐石，可以极度简化个人丶政党丶社会和国家的神经连结，即便不受民族主义驱使，对生活好坏的内容评价原来是十分单一。於是，我们就不难看懂，何以那些吹拂自由风气的校园里，会出现许多不计粗鲁粗暴，去批判挺港侨生的中国留学生，他们不仅不懂海外港生声援「反送中」的思维，同时也完全不解来自一个踩定「反共就是祸害中国」，并且相信「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对国家现代化治理有其优越性」等等党国教育驯化下的自己，究竟和他人之间存在什麽样深层的差异，以为吃的丶穿的丶用的丶住的超越了，就真的什麽都超越了，超越了，就对了，他们懒得认识真正的自己，也不想了解别人，反正政权治下被认定的「中国人」不接受共产中国模式，就是不识相，就该受罚。
信息的单一、匮乏导致的年轻人缺乏现实感，以及对世界的不理解，又让他们在面对复杂的政治议题的时候，通常沿用自己小圈子里的概念、文化、语言和处事规则。
在来福的文章《饭圈政治学：国家成为爱豆之后，重新叙述的民族主义》里分析：
控评、反黑，都是饭圈用来描绘他们所处世界的术语，“阿中哥哥”的出现是这套术语的再完善，它是饭圈一代对个体与国家关系的理解。在饭圈语境里，国家不是一个政权，不是一片土地，不是一种文化，而是一个“正主”（指自己的偶像）。饭圈规则，“正主”只能被维护，不能被质疑。
毛泽东曾经写下，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和朋友，这也是饭圈的首要问题——谁是哥哥的敌人，谁是哥哥的朋友。
严蔷在其2016年的文章《严蔷：爱国小粉红、粉丝战争与天朝主义赛博格》里分析明星“粉丝团”时，以及陈纯的《陈纯：举报、粉红狂潮，与体制外的极权主义》里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但陈纯指出，不能简单粗暴地认为这波“粉红狂潮”的来源仅仅是因为“大陆年轻人被“爱国教育”洗脑洗得太彻底”。究其深层原因，“还是埋在大陆深层的政治文化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之中。”
文章分析，在中国经历了长期去政治化的时期后，留下了意识形态的空心化并没有得到有效填补，加上在审查机制下民间公共空间和社会组织的消失，对“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匮乏，都使得年轻人容易陷入“虚无主义狂热“，成为推动体制外的极权主义的力量。而这灾难性的运动倾向，不一定是体制所希望和所能控制的。
体制和这股潮流的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从许多种意义上来说，这股潮流都是这个体制催生出来的，尽管它未必有这个意图。体制摧毁了任何社会组织的可能性，不允许任何整全性学说得到传播，拒绝建立任何良性的公共文化，为这股潮流准备了必要的社会条件；体制建立了信息的防火墙，并且不遗余力将在墙内传播的真实信息全部删除，对传播这些信息的人进行惩罚；体制一直塑造着饭圈女孩的政治性，并在关键时刻对她们进行动员，对勇于出征的饭圈女孩不吝一切赞美之词；体制贿赂、监视、要挟和操纵着留学海外的青年精英，使他们时刻保持着自己的忠诚，避免“被西方思想洗脑”；最后，体制还偏袒着那些举报、人肉和网暴他人的小粉红，为他们的狂热活动保驾护航，免于遭到受害者的反制。
另一方面，体制对这场运动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比如希望参与其中的小粉红听指挥，不要影响到社会稳定，也不要反过来将矛头对着自己。
这就是我们必须面临的处境：我们如何正视越来越多年轻人比体制自身还要反动的现实？
CDS档案 | 共青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