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红会又一次成为众矢之的。

前一天被指大权独揽、办事不力,今天又出了物资分配不公的消息。没有发热门诊的莆田系医院能分配到3万多口罩,而处在一线、物资紧缺的协和医院却只分到3000医用外科口罩。

我不想跟风指责红会尸位素餐,因为不管是湖北红会系统,还是慈善总会系统,一线工作人员都在加班加点工作,有的负责人一天只睡4个小时,这样的指责对他们来说并不公平。

但是,有的事情并不是只靠自己努力就能做好的,尤其是防疫救灾这样紧迫复杂的事情。红会暴露出来的问题,不只是红会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治理机制的问题。

首先是当地政府和民政部门。武汉封城一周了,民间救助渠道仍然没有完全放开,所有捐赠必须通过红会或慈善总会,说是怕情况失控,被一些人钻空子。但红会此次分配不公的事件证明,不放开民间互助,才容易被一些人钻空子,这也会熄灭民众的捐赠热情。

救灾物资统一归口没有问题,但这不一定都要通过红会。在之前的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和雅安地震中,壹基金、扶贫、卓明等救灾类公益机构已经积累了充足的经验,也已经证明他们可以在政府救灾指挥部的领导之下,发挥自己更为专业、更为多元的作用,“帮忙不添乱”。

在一些地方的救灾指挥部中,政府还特意邀请公益机构代表参与每天的信息通报会,实现了所谓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

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支持下,朱健刚、郭虹等公益学者已经对汶川地震中NGO的作用做了充分研究。但遗憾的是,这一宝贵的经验并没有传承下来。

武汉疫情来临之后,连民政部的公告都是强调依法有序参与救灾,根本没有提及如何让民间机构发挥更大的作用。好像是一夜回到“解放前”,全当这么多年的民间公益建设不存在。大战来临,先绑住了自己的一个手臂。

完善的社会治理机制,应该是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足鼎立的。但现在的防疫工作,只看到政府在唱独角戏,市场的价格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社会的多元力量又不能充分调动。哪怕政府能力再强,也是独木难支啊。

有多名参与救灾的公益机构人员吐槽,所有权限都在防控指挥部,他们说不上话,也使不上力,就连运送医护物资进去,也需要开具各种证明,一等就是几个小时。

其次,红会和慈善总会也有自己的责任。因为他们最擅长的,并不是如何救灾,如何协调物资分配,而是能够和政府部门有效沟通。至少,他们有这个沟通渠道。

这个时候,红会和慈善总会一方面要和民间组织联合,搭建信息平台,让公益机构和互联网企业共同参与起来,帮忙协调物资分配,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好;另一方面,要和政府领导沟通,推荐专业的公益人担任顾问,让民间公益机构也能有代表参与每天的救灾信息通报当中。

不然,就照目前的做法,红会和慈善总会就这几个工作人员,累死也做不好,关键还不落好。

最后,民间公益也有自己的问题。搞了这么多年公益生态建设,行业研究,人才培养,公益规模化,到头来,湖北全省连个枢纽型的公益机构都没有,湖北这么多大学,连个能为民间公益发声的专家学者都没有,更别说能有一批“上能通天、下能接地”的公益人了。

这些年来,受制于整个大环境的变化,,这个概念已经很少有人再提。可事实证明,面对一场大的灾难,如果没有各种各样的专业性、社区性公益机构作为连接,民众只能是原子化的个人,一盘散沙,除了恐惧和愤怒,没有任何的防御和自救能力。

疫情面前,希望各地政府能够早日放开民间互助的通道,鼓励更多公益机构和志愿者参与其中。因为只有相信民众,依靠民众,才能打赢这场硬仗。

而这场疫情,也给公益行业、公益人敲响了警钟,哪怕大环境再恶劣,公民社会的建设也不能停,也不能灰心丧气。这是我们的使命。只要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我们就别无选择。

 

韩青,公益人,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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