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朱海就
来源：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ID：Austrian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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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抗疫过程中，人们看到举国体制的效率，比如在短期内建立医院，输送大量医务人员和物质到疫区，缓解了医务人员和物资不足的问题。在疫情面前，举国体制确实有相当的效率，但令人担心的是，疫后会不会通过加强举国体制来预防类似的事件，或在其他领域也强化举国体制。我们认为，举国体制不能被一般化，更不能被强化。我们不能用一时的“效率”来证明举国体制总是有效率的。
在举国体制下，是用“看得见的手”代替“看不见的手”，价格机制被行政安排取代，人们听从上级安排来行动，个体的自主性被削弱，标准化代替了多样化。个体不能按照他自己认为的重要性或他发现的机会来行动，而是要跟着指挥棒走，这意味着企业家精神的消失，因为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是警觉和发现机会。
有人说教育、医疗等领域不适合市场，必须由政府提供，即应该搞举国体制。这是没有依据的。市场原理是人的行动原理，教育、医疗领域中的人的行动和其他领域中的人的行动没有区别，都是有目的的理性行为，既然如此，通行于其他领域的原理也适用于教育和医疗。
举国体制是一种“解决问题”思维，比如解决医疗问题，解决教育问题，那么，这种“解决问题”的思维对吗？我们可以把“问题”换成经济学术语，就是“个体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满足他自己的需求”。当个体能够自主行动时，他首先会把他的资源用于满足自己最迫切的需求，比如他有十元钱，他刚好饿肚子，他不会把十元用于买袜子，而是买面包。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也即让价格机制自发起作用的情况下，资源的有效配置自动实现。
相比之下，举国体制不是让价格机制配置资源，而是根据上级的意志来配置资源。举国体制着眼于解决上级认为的重要问题，但是，解决了上级认为的重要问题等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吗？等于不同个体的需求都按照他们各自的轻重缓急来满足了吗？显然，答案都是否定的。因此，举国体制无法有效配置资源。
知识的分散性决定了知识应该以分散的方式利用，而举国体制是一种集中地利用知识的机制，这和知识的分散性相背离。换句话说，举国体制否定了个体自主利用知识的可能性。比如发现隐患的人不能把他发现的信息传递出去。显然，假如举国体制真的是非常有效的，那么大规模的风险在萌芽状态就应该得到控制了。大规模危机的出现恰恰证明举国体制并不有效。在一些领域举国体制制造的危机不是那么显而易见，所以人们往往不会意识到它的严重性。
有观点认为，如平时不搞举国体制，那么在需要的时候就无法实施举国体制。比如一篇阅读量“十万加”的文章《武汉有难，八方支援——只有莆田系默不作声》认为，幸好医院是公立的，才迅速地组织起来力量来抗击疫情，文章进而批评私人医院，认为它们在疫情面前表现不积极。根据该文的观点，好像私人医院的医生是自私的，而公立医院的医生是无私的，医院的产权性质决定医生的道德水平，这种观点非常荒谬。公立医院首先被动员，不能证明私立医院的医生没有意愿和能力参与抗疫。这次疫情出来之后，很多私人做了捐赠就是证明。“国民自发”意义上的“举国”更能证明了一个国家有凝聚力。
如长期实施举国体制，必然会削弱民众和地方政府自组织的能力。当他们都习惯于听从上级命令来行动时，自发地解决突发事件的意识和能力必然弱化。在举国体制下，地方和民间一方面没有权力，另一方面也缺乏资源，遇到问题自然无心也无法有效地组织起来应对。
举国体制还摧毁了道德情操。这是因为举国体制用命令代替法律，在举国体制下，人们的行动是用行政命令，行政法规来协调的，而不是用法律（自然法）来协调的，这必然导致道德情操的破坏。一个例子是举国体制下的科研人员为了发表论文，以更多地获取体制给予的利益，大量制造没有意义的垃圾文章，而不去思考和解决真正重要的问题。这一点在年轻一代的科研人员身上表现更甚。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中，都有大量这种精致利己的“科研工作者”。
举国体制败坏道德，还在于其垄断价值评价。比如举国体制实施的是“锦标制度”，即举国体制下所谓的“贡献”是指大程度上满足了上级的制定考核目标，使所在单位在人为制定的价值评价体系中具有更显著的地位。因此，这种所谓的“贡献”实际上和价值无关。比如在举国的科研体制中，只看论文发表在哪个级别刊物，至于论文本身有没有价值则不会被考虑。这导致在这种体制中，获得大量好处的人其实没有任何贡献，甚至是负贡献，并且制造出大量的假教授，假专家。
举国体制本身不是创造财富的机制，它只是把资源分配到特定领域的机制。举国体制只有在出现严重危害社会的事件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如把举国体制常规化，那一个社会必然充斥着低效，不公平和不正义。本质上说，举国体制不是自由繁荣的朋友，而是其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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