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Argo

在八十年代以降的批判思潮与妇女研究运动的共同作用下,女性主义在中国学界即使不是「显学」,也至少成为了不容忽视的视角,而这一视角下对于晚清到新中国百年历程的重估,也早已是老生常谈。然而,在关于这一重估的讨论中,有关国家与女性之间相互关系的作品,大多沉浸于或是解放或是压迫(伪解放)的叙事。在这种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叙事之下,现代国家要么被视为始终致力打破女性枷锁、赋予其平等地位的拟人化英雄,要么被视为一种只要运用得当终将有助于女性发展的存在物。正因如此,在「批判的」女性主义和「八十年代」这一象征符号一同被有意忽略的当代中国,继续对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国家进行讨论并非无病呻吟。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是出于实践女性主义哲学本身的需要,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接近现代国家实质:毕竟,要完成这一任务,我们需要一种依然保持战斗性的思想主张,而女性主义由于从受多重压迫与普遍规训的主体出发,恰好能够满足这种需要——这在当下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退潮的现实之下显得尤为可贵。

一、国民之母

无可否认,传统中国对女性问题的态度并非铁板一块。在与西方接触之前,前现代中国的女性观念早已萌芽,并以缓慢但不可逆转的趋势改变着保守的女性认知。然而,在文明论介入近代中国的观念领域后,女性问题的时代转向才真正突破质变的阈值。文明论强调各国家主体间的等级秩序,并以量化的指标将压制与剥削正当化;它依托人种分类学与生物地理学的文明叙事,将人类发展描述为金字塔式的跃升:只有达到某些「指标」,国家才能脱离蛮荒的污名,并获得对自其之下所有政治主体施加强制的权力。戏剧性的是,在「妇女地位是文明程度的基本标准」的文明-性别言说下,女性问题在中国真正意义上与国家存续紧密相连,成为关乎生死存亡的社稷大业。例如,昔日传教士对缠足的露骨厌恶和批判被晚清的文人所继承,缠足成为中国女性屈从地位的象征,而受父权支配的女性又成为中 国未开化的标志,乃至主要原因。

况乎今日,中外一家,吾华素号教化最先之国,乃此等恶俗,遍地球不见于他国,而偏盛于吾华,岂不益覆外人之耻笑轻辱耶?言念及此,在今日之废此俗,诚有不可稍缓须臾者。

——鸳湖痛定女士贾复《缠足论》

愚昧的女性及为女子缠足的陋习,以最直观的方式嘲弄着西学东渐的努力,也成为中国重归文明、与列强一较短长的重要阻碍。在这里,只需略加引申,便可自然地得出结论:国家倾覆的祸端,大抵出乎女子。儒教秩序下的受害者摇身一变,反而成为了罪魁祸首。缠足病态的女子在内无法很好地履行母职,经营家庭;对外也成为列强讥讽、鄙夷中国的理由。缠足之害,于女子事小,于男人、国家事大:

数千万贤明之妇女,皆成废疾,不能教子佐夫,而为之夫为之子亦只可毕生厮守,宛转牵挂,无复有四方之志……无意自强,是缠足一事,刭天下妇女之足者患犹小,丧天下男子之志者患无穷也。

——黄鹄生《中国缠足一病实阻自强之机并肇将来不测祸说》

当然,这种「祸水」式言说在指出归责对象的同时,也阐述了解决病根的方法。既然国体不复、尊严沦丧是出于女性/母亲的孱弱,那么唯一的药方就是改造传统女性,使之成为女国民。也是在这里,废缠足(改造身体)和兴女学(重塑意识)才有意义。一方面,体质健康的妇女才能作为「生育工具」,承担哺育儿女的任务,也即所谓「母健而后儿肥」,同时也不至于以病体拖累家庭与男性;另一方面,受过现代教育的女性,在践行相夫教子的义务时,才能将文明之种世代延续,为新一代国民播种现代的德性,使中国成为文明的国民国家。在这种逻辑下,祖国与国民之母是统一的,或者说,祖国哺育国民的叙事之所以成立,正是建立在妇女教养孩童的基础上。在晚清(男性)文人的工具论女性主义的言说中,女性解放的根本方式就是走向国家(但并非彻底走出家庭),承担女国民的双重责任:作为私域中的国民之母,以及公共领域中的新女性。不难发现,刨去朴素的平权思想以及些许对女性处境的义愤,女性解放对于晚清文明论者而言充其量只是造就民族国家的手段,甚至只是为获取列强承认与同情的「投名状」。并且,这种对解放的言说自然也要服从男性在现代国家当中的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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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学报》(中国女学会机关报,1898年创刊)和《女报》(陈撷芬,1899年)无疑都比金天翮的《女界钟》(1903)更早,但金氏著作却被奉为「中国第一部女权文本」,乃至「唯一真女权」,这背后同样反映着性别权力的运作逻辑

对此最好的例子来源于金天翮的《女界钟》,在这一所谓中国最早的女性主义文献的产生、传播与反复提及中,我们能看到现代国家是如何在性别维度下运作的。早有学者指出,当金氏毫不掩饰地在文中宣称「梦想欧洲白色子……何等快乐!何等自在!吾恨不能往」时,所谓中国女性主义的先声,只不过是源自帝国主义强大压力下的自卑罢了。梦想成为「文明人」的晚清知识分子,将自我的欲望投射在女性身上,幻想着在一定限度内提升妇女地位,自己就能享受与欧洲人同等的生活。更值得反思的是,所谓女界之钟,似乎必须由男性敲响,赋予女性主体性的任务,「责无旁贷」地将由男性肩负,至于女性的将来,也不过还是「红袖添香,乌丝写韵」,唯一改变的只有「自由」、「祖国」等修饰语而已。不出意外地,金天翮的文本很大程度上是其身份和性欲望的投射,但国家始终是在场的。尽管其笔下的妇女仍然是男性的潜在附庸,但她们被要求有贞德、罗兰夫人的气量,始终准备着为国家而牺牲。

从晚清开始,贯穿至今的国家-女性关系的脉络已然浮现。一方面是女性身份的两重性:母职的神圣性与祖国母亲叙事同构,而女性公民的社会责任也与民族国家的忠诚要求同源——国家意志对女性的渗透更加全方位且内在化;另一方面,在现存的所有叙事中,国家也是受压迫女性的唯一解放者,我们无法相信现代国家缺位下的女性生活,反之,与国家绝缘的女性自发运动是不可能的,也因此是有害的。

二、娜拉

就直观感触而言,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言说与晚清并无太大区别。陈独秀、胡适等人所作,无非是接续着康梁所提出和面对的问题,甚至在观念上愈发极端。李大钊对大盗与乡愿的批判,与谭嗣同《仁学》同出一源,而胡适所谓「万事不如人」,也不过是对维新知识分子的回应。这种印象上的相似性,无疑是因为两批人所欲解决的根本问题的一致:如何摆脱传统的桎梏,从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但事实上,即便宏观的时局处境并无区别,建国后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确然产生了实质变化:正是在新文化运动期间,第一批「个人」在中国诞生。这一变化反映在本文讨论的主题上,便是「娜拉」这一象征符号的流行。在救亡图存的现实性言说之外,关心个人自由的论述在新世纪的前二十年同样占据一席之地。而根据随后政治形势的变化,有人声称:个人主义的消亡,意味着「救亡压倒启蒙」。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叙事不仅将问题简化,甚至不符合李泽厚这一「双重变奏」论提出者的原意。即便我们认为陈独秀等知识分子已将视角转向个人自由、民主科学的主题,但这些面向个体解放的言论,仍有其预设前提,也就是创造国民的问题:

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凡一党一派人之所主张,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无与于国民根本之进步。

——陈独秀《一九一六》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时常提及所谓「启蒙」,这种启蒙的实践表现为对传统的弃绝、对个体的发现和对西学的继受,但这种对启蒙的能动性意识,既源于「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固有传统」,也「没有脱离中国近代的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救亡主线」。正因如此,为启蒙而启蒙(或者说为个人独立自主而启蒙)的构想从来是不存在的,从这个角度上讲,救亡压倒启蒙的论断可谓是问错了问题,正确的提法应当是「为救亡而启蒙」。

基于这种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女性启蒙和解放也就有了新的内涵。当新青年的旗手宣扬个人主义时,他们所批判的对象是封建国家下的宗族小共同体。在传统儒教的叙事中,恪守三纲五常的家庭始终是作为知礼守序的友爱乌托邦出现的,但对于新文化的支持者而言,这种伪善乃至「吃人」的封建礼序,是中国建立民族国家的最大阻碍。陈独秀通过「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的对举,直言必须以个人本位代替家族本位,以此塑造国民自立的意识。那么,女性地位问题作为儒教宗法关系核心的一环,自然得到启蒙知识分子的关注,对女性的残酷剥削,成为封建礼教落后可耻最有力的证明。在这种思想策略下,出走的娜拉将成为撕毁宗族温情面纱的最有力的武器。

尽管从结果上考虑,娜拉出走所带来的自由恋爱、个性解放的风潮,当然得益于启蒙思想家强有力的思想生产与介入。但毫无疑问的是,启蒙视角下的女性解放,从一开始就是政治性的。这种政治性,非但不意味着更广泛的公共参与(也就是公民政治层面上的「政治」),而是意指政治权威乃至政治权术。陈独秀等一众新文化运动干将对女性权利的声张,实质上是从家庭的角度对既定秩序的批判,其目的并不是寻求女性的个体之诞生,而是号召女性与传统宗族决裂,将其从家庭中夺出,从而使得她们投身于现代国家的形塑当中。

无奈在于,无论是「为救亡而启蒙」,还是将女性同样视为工具的解放论,在当时不仅顺理成章,而且似乎非此不可。在女性慨叹自身所经历的「性别麻烦」时,不难注意到这些经历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形势。我们并不否认新青年对于个性解放、自由恋爱的渴望。然而,当从更宏大的视角思考为何自己的愿望难以实现时,新青年们终究会发现此处存在着覆盖整个中国的政治性、制度性问题。由此,他们从「恋爱自由」到「还我青岛」的群体性情感转变也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在此处,我们看到的是现代性最大的嘲弄:国家之外无救赎。(编者:这是一种来自雅典人的多大的恶意啊!)

摆脱宗族的规训不意味着个体的重新发现,新青年们往往会在关系网络化的基础上,找寻新的替代物,因此「那些最初提倡『个人』解放的激进分子往往最后都成为『集团主义』的狂热拥戴者」(杨念群《五四前后「个人主义」兴衰史》)。在此基础上,所谓五四妇女史观也随之诞生。起初,中国女性被建构为一无是处、毫无主体性的群体,在封建宗法的压迫下保持愚钝和沉默,成为千余年专制政府落后腐朽的象征乃至原因;而五四妇女史观更进一步,声称通过民族国家的认可与接纳,堕落的女性第一次地成为了能够自我表达的主体。也就是说,只有成为时刻准备为民族国家牺牲的国民,而不是传统家庭的大小姐,不是自由恋爱的娜拉,甚至不是追求独立自主的新青年,才能获得女性应许的解放。

三、铁姑娘

新中国成立和中国共产党确立执政地位无疑具有标志性意义,其代表着一套不同(如果不是全新)的女性解放叙事成为主流。最醒目的区别在于,新中国政府首次关注到底层女性的受压迫问题,一改晚清和民国时期聚焦于受教育的知识女性,还夹杂着些许男性欲望的女性解放叙事。正因如此,出于实践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女性解放」的说法已被「妇女解放」替代。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在大学中效仿西洋文化、争取权利的知识女青年形象,而是在农田里「像男人一样」劳作的铁姑娘。作为夺取全国政权的根基,中国共产党一步步把社会弱势与底层群体纳入到国家形塑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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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女都一样」的言说,在新中国前三十年,尤其在文革期间成为宣传的重要口号,这无疑也是一种动员妇女的意识形态策略

社会主义政权在妇女解放上取得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但从post-mao时代的视角重新审视,我们不难发现三十年成就背后的工具论色彩。换句话说,妇女的解放被当作手段而被更宏大的国家叙事所超越。

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毛泽东《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

以马克思-列宁-(和某种意义上的)斯大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中国政权,自然不会将性别视作根本性的问题,妇女受压迫的历史将(自然地)随着阶级矛盾的消除而解决,因此在当前更加紧迫的任务是依托无产阶级专政,改造国家并消灭资产阶级残余。在这种认知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从来不是独立的,「运动」本身就伴随着革命意识形态的修饰,而「妇女」的身份如果在革命运动中是重要的话,也不是因为这标志着女性(尤其是底层女性)主体性的确立,而是表明社会主义实践吸纳了全新的、在历史中沉默的群体,象征着先进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和广泛代表性。总而言之,妇女解放更像是一种意识形态策略,而非纯粹的目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国家而言,女性更像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蓄水池」。社会主义政权之所以鼓励妇女参加公共劳动,不仅因为这是自恩格斯以降解决女性问题的常用方法,更是出于现实建设的需要,工业化发展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使得诸多领域出现人力短缺,作为「伟大人力资源」的女性,也在这种背景下登上社会主义建设的舞台:「男女都一样」,领袖的随口一言,在文革时期被重新发掘,成为了重要的宣传符号。「妇女被鼓励做男人能做的事情, 是因为那时需要她们去做男人无力包揽的事情」,可以说,妇女参与生产劳动,的确是一种妇女解放,但根本上并不是为了实现性别平等所必须的经济独立(编者按:当然,实现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意义上的“经济独立”当然也不是实现真正性别平等的充分条件),而是为一个产业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添砖加瓦。

正因如此,面对五十年代末后的经济不振,「妇女回家」也就理所应当——这就是蓄水池的排水效应。而在承担前所未有责任的同时,妇女权利的同等保护也遭到回避,尤其是在政治参与领域,妇女始终是作为象征社会主义平等成就的「景观」存在的,而不是政治运作核心的参与者。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影响,在文革十年期间愈发明显,妇女解放几乎成为动员妇女参与革命的同义词,而本该关注的权益保护方面反而遭到疏忽。更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政权对家务劳动一如既往的忽视,即便在新中国,家务劳动仍然被默认为妇女独有的义务,而这种劳动的重要性也在官方的失语中被消解,也就是说,妇女既要在「男女都一样」的号召下,参与集体化劳动以获取工分(另外,男女同工不同酬也是常有现象),也要承担传统的家务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毛时代的劳动妇女往往既为铁姑娘的身份而自豪,但又感慨生活愈发艰辛。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有些人所谓“妇女在新中国遭受国家压制,乃至铁姑娘的形象导致「男性化」、「去性别化」”的言说,不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叙事的策略吗?正如王政指出的那样,这种post-mao时代的惯用话术,更多地是男性知识分子和中产女性(或者说是城市中精英)的意识形态主张。这类主张随着资本市场的再度兴起,逐渐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占据主流。通过对铁姑娘的批判,城市中产女性与这群「土气」的底层妇女划清界限,而对「女性男性化」的哀叹,也渗透着男性知识分子在毛时代被压抑的性欲望。于是全新的女性形象在他们的言说中得以浮现:生活在城市中、享受浮华生活的时尚女郎,具备能让男性折服的俏丽与魅力。在这里,我们哪里还能看见毛时代身着蓝灰制服,满手老茧,勤勤恳恳的妇女形象!在脱离国家中心(哪怕这是一种强制)的妇女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同样甚至更加肆无忌惮的物化与工具化。

明显地,对于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妇女解放叙事和政策实行过程,在观念上有较大分歧。这种分歧几乎将新中国的妇女史叙述完全割裂,使之呈现压制与解放一体的局面。问题在于,这种分歧产生的原因不全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八十年代「告别革命」的话术固然对post-mao时代的人如何看待既往成就产生影响,个人遭遇也会造成现实解释的扭曲,但随着质性研究的深入开展,以及新时代学者(比八十年代)更少的意识形态偏见,在他们的写作中,在当事人的回忆中,我们还是能看到溢于言表的荣耀,以及不加掩饰的苦难。抛开意识形态的浮饰,「成为女性」的困境仍然是存在的。

为了调和妇女解放过程中的矛盾,学者们总是轻描淡写地将这一割裂称为「一定程度上有不良影响,但客观上也有不少成就」。然而这种去价值化的叙事结构,更多地只是出于懒惰和浮躁——大而化之地说,任何事物都「有好有坏」。进一步地,这里存在的不是一个「有好有坏」的客观事实 ,而是有关女性解放的悖论,一个早在晚清就已经浮现、伴随着现代国家建立的悖论:现代国家在拯救不同人群的同时,也将其作为自我存续与壮大的工具(如果不是燃料的话)。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承认上述两种叙事都有合理性的层面,那我们只是在回避问题;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是造成这两种叙事「都对」的原因。在这里,现代性的真正阴影浮现在我们面前:通过国家理性的逻辑,现代国家具备了超越特定阶级和人群的自主性。

四、国家的唤问

唤问(interpellation),是阿尔都塞言及意识形态时的重要概念,引入这一范畴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国家塑造认同的操作过程。阿尔都塞将其具体解释为「意识形态把个人唤问为主体」,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一个独一的、绝对的、中心的大主体承认、呼唤个人的存在,个人才能具备主体性,也才能实现个体对大主体的绝对臣服(有趣的是,subject一词既能意指主体,也能代表服从)。这个意识形态装置被阿尔都塞描述为:

1.把「个人」唤问为主体;

2.小主体与大主体的相互承认,小主体们之间的相互承认,以及主体的自我承认,以及;

3.这种绝对的保证,即一切都确实会这样,上帝确实是上帝,彼得确实是彼得,只要小主体对大主体完全臣服,对他们来说就会一切顺利:他们将得到「回报」。

——阿尔都塞《论再生产》

在这一装置下,一切投入、服从、牺牲都顺理成章「自动运转了起来」,国家认同得以建构。但在日常状态下,这一过程是被遮蔽的,人们只能看到它的结果,即国家确实地损害着每个人的利益,但国民甚至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国家的状态,因为民族国家,这个现代的造物才能给他们带来生活所需的秩序与安全,因此国家对每个人的剥削也就被神圣化,成为所谓「牺牲」了——而牺牲难道不是人向神乞求庇护的祭品吗?这恰恰反映了现代国家与其国民的真实关系:国家是现代的唯一神明,民族认同是现代的公民宗教。

然而,这一隐藏的国家装置,却在吸纳「全新人群」时显露出来,让我们得以观察。所谓全新人群,意指那些只有现代国家的才能动员的群体,是那些被旧时代国家抛弃的女性、少数族裔和无产阶级,在前现代,国家意志不足以渗透社会的所有层面,也无法发掘弱势群体的力量。换句话说,旧国家不需要、也没有能力接纳这些追随者。但现代国家的惯用把戏是,以赋予公民权的方式,向旧时代的「不可接触者」许诺美好生活,从而使所有曾经被「排除在外」的人都纳入到国家体系当中,这一过程不可逆转,也不容拒绝。正因如此,当我们发掘女性的解放史时,才能发掘这一横亘于整个现代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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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红女权」的自称不仅仅是出于自保或者反讽,至少部分地,它已经成为一种内在化的身份认同。甚至可以说,这种认同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正当性。

总结女性解放的历程,我们不难感受到,强有力的现代国家无疑是解决妇女问题的前提。在面对封建传统的强大势力时,现代国家难道不是女性解放的出路吗?在列强的侵略下,为国家牺牲难道不是顺理成章?在阶级矛盾明显存在的时代,或者民族复兴已到关键时期的今天,宏大叙事下的哪一项议题不比女性个人的独立自主更具有优先性?或者说,没有国家富强,乃至成为世界领袖,个体的自尊、自主、自立能得到哪怕丝毫地实现吗?国家向其国民暗示,只要国家愈发强大,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这正是国家理性最典型的表现形式。

所谓国家理性,也就是为了国家存续和发展的目的,可以采取一切手段的一种价值考量。此处的手段可以是非道德的,或者说国家本身就无关乎人类道德。从惯常的政治思维来看,国家或者是人们为共同发展而构建的契约工具,或者是维系阶级统治的压迫工具,但实际上,随着国家理性的完善,作为工具的国家反而倒转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一切手段,乃至「人」的存在,都不过是促使国家不断膨胀(无论在权力大小上,还是在影响规模上)的方式,抛开这一目的,「人」就是无用的。因此在中国百年来的历史进程中,女性解放的事业从未被视为最终成果和目标,而是统摄在国家理性的规制之下,以国家强大与否作为标准。国家以此获得了相对的自主性:不是代表人民,也不完全代表统治阶级,而是有着超越(人类)功利的自我主体身份。(编者:这是何等黑格尔式的绝对国家啊!)

但人们对这个结论难免感到不忿,无论是在晚清民国,在毛时代,哪怕是在今天,中国何时不处于外在环境的强势干预和威胁下,个体服从国家目标岂非理所应当?我们当然承认这种感受合理并符合事实,但它更多地反映着国家自主性的另一重特征,那就是国家的自我发展不是各个国家主体毫无关联的自说自话,而是在总体竞争下的国家间合谋。如果能超越国家理性下的国际关系考量,从更加宏观的角度观察的话,我们看到的或许是这样一番图景:各国将彼此指认为潜在敌人,从而使得国民心甘情愿地实践国家理性,为国家本身而奉献、牺牲。在这个过程中,固然有国家被奴役乃至毁灭,但在保障总体平稳的现代策略下,大部分国家无疑愈发强大。尤其是在大国之间,这才是诸如「jwsl威胁」等言说的实质,不仅识别并消除了内部的异质分子,又鞭策着国民持续进行各方面(无论在物质、思想还是人口)的再生产。

在国家理性和自主性的视角下,中国女性解放的未来方向十分明显,而自主、个体的女性运动在近年以及今后的社会反响也可以得到解释和预料。对以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而言,作为国家正当性根基的阶级问题具有不可置疑的优先性,因此也受到国家理性的关注。而性别通常因为其「自然性」而不被重视,即便性别被视作问题,也将在全人类的解放——也就是阶级斗争胜利后实现。此外,追求自主的女性主义与国家叙事无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批判这种去个性化的建构方式,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当代女性主义学者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评价中。

在国家的认知里,「女性主义」俨然成为绝对个人主义的、西方小布尔乔亚式的产物,象征着资本主义对阶级斗争的挑拨与侵蚀。那么与国家建设无涉的女性自觉,无疑会被斥责为西方和平演变的产物,或者视其背后有境外势力的影子。「粉红女权」,倘若不是反讽的话,俨然成为当今言说女性解放的唯一方式。当然,尽管社会主义国家许诺性别问题将随着阶级消灭迎刃而解,但现实境况似乎更像是两种问题解决的无限推迟——无论是性别问题,还是阶级问题。

五、结语

我们还可以举出另外的例子,现代国家目标的实现需要大量人口,女性趋向于以「国民母亲」的身份成为生育机器。主权国家凭借着国家理性的考量,对女性施以强制的、半强制的、残忍的、温和的——总之是全方位的——节育或生育措施。因生理上,但根本是政治上的原因,女性主动或被动地趋向于成为工具。进一步说,对女性身体的关注,自晚清以来就一直是国家主义女性解放的主题。但这种关注与其说是为了女性自身,不如说是为了使得女性既驯顺又有用。从对废缠足的呼吁,为育儿强国而锻炼体魄,到铁姑娘的健美形象,女性解放始终与国族叙事纠缠在一起,也因为这种纠缠而被赋予价值。以至于超越国家的思考方式不仅不可行,而且就算被允许,也不存在任何能够思考的内容。

在主权国家的时代,所谓「超越国家」无疑是不合时宜的。然而但倘若我们承认,人类数千年来始终追求的进步,仅仅是为了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那么无论多么离经叛道,思考这样的问题也就十分必要了。另外,与其说这种思考是要极端化地迅速消灭国家,不妨说是要重估「国家」这一预设。(编者: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认为,国家是在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自行消亡的)所以,女性解放能超越国家中心叙事吗?这种叙事是否是国家理性的一种装置和策略?进一步地,不光是女性,每一个个体的自由与发展能在现代国家的统摄下实现吗?倘若不能,国家消亡——无论是自行的,还是革命的——又能否实现这一目的?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

(注:本文有少许不影响文意的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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