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赵士林一贯勇于对社会议题发声
（1）关于疫情的紧急呼吁
中共中央并习近平总书记尊鉴：
庚子疫情，凶猛险恶，国难当头，世界震动。就目前各方渠道披露的可靠信息，已经可以做出如下判断：由于跨年之际特别是一月上中旬疫情防治最重要的黄金窗口期被人为错过，导致疫情凶猛扩散。这个失误代价巨大，教训无比沉痛，损失无可估量。
习总书记说：“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不能不遗憾地指出，这次大考第一张试卷，只能打零分。
大错铸成，找出人为错过黄金窗口期的原因，汲取疫情扩散的教训，以为防控疫情的前车之鉴，是当务之急，对于中国和世界，都非常重要。
愚以为，之所以人为错过防控黄金窗口期，铸成疫情凶猛蔓延的大错，原因有五。
1 体制极端维稳的惯性
长期以来，稳定压倒一切的惯性思维扭曲了很多社会问题的处理。在这种极端维稳思维的审视中，凡是负面事件包括天灾人祸均威胁稳定，均不利于稳定的形象，以致形成了一种惯性，对各类负面事件能低调处理一定低调处理。而所谓维稳，着眼点是政权的安全，而非民众的福祉。迄今为止，内外权威渠道都已经和正在不断地证实，今次疫情，决策者一开始就知情，唯有百姓不知情，但遭殃的只有百姓。不能不遗憾地指出，疫情初起，决策者刻意向公众隐瞒疫情的深层心理是：政权的安全和百姓的安全，把政权的安全放在首位；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的稳定，把政权的稳定放在首位；政权的尊荣和公民的权益，把政权的尊荣放在首位。因此各级官吏共同刻意隐瞒疫情，不惜置民众身家性命于不顾，不惜隐瞒真相导致疫情扩散激起社会的不安和动荡。这就是所谓的“把政治安全放在首位”。
疫情初期决策者心存侥幸，未能迅速动员全社会及早采取切实有力的防控措施，一再错过防控黄金窗口期，从而导致疫情凶猛扩散，和这种以政权为本位或者“把政治安全放在首位”的极端的扭曲的维稳思维有直接联系。
2 体制报喜不报忧的习性
由于体制的鼓励，报喜不报忧，成了由来已久的习性。下面向上面报喜不报忧讨领导欢喜捞取政治资本，上面向公众报喜不报忧塑造一贯正确的政治形象。特别是面临春节这一中华民族的第一大节，维护岁月静好、盛世祥和、万民同乐的景象成为压倒性的政治任务。因此尽管1月6日国家疾控中心发布了二级应急响应，已引起公众警觉，但在防控疫情最关键的决策时刻，1月7日的顶层会议上，决策者虽要求注意防范，仍指示不能影响节日气氛。这不能不麻痹公众对疫情危害的警觉。1月23日武汉疫情凶猛已经封城，同一天总书记的春节团拜讲话竟然对疫情只字不提。总书记这样做可能是希望公众过年轻松些，有个好心情，闹心的事就不提了，但这种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客观上显然不利于公众对疫情的警惕和防控。
3 体制唯上唯权的僵硬机械性
惟上惟权是体制的痼疾，近些年更有变本加厉之势。惟上惟权必然造成社会治理体系的僵硬机械无能，各级官吏眼睛只盯着上面，一切围绕着权力意志运作，面对汹汹疫情，缺乏主动性灵活性针对性担当性，必然贻误宝贵时机、造成无穷后患。湖北武汉两级党政负责人在已经清楚了解疫情凶险的情况下，仍在欺瞒公众，误导舆论，打压专业人士对真相的披露，一味等待和依靠上级指示，丝毫不讲变通，未能主动紧急采取必要防控措施，从而导致疫情凶猛扩散，酿成国难。
4 公民社会功能的丧失
由于体制结构的制约，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只有垂直掌控，没有横向联结的社会，是一个有经无纬的社会。有经无纬的社会，意味着公民社会自治互助功能的丧失。面临汹汹疫情，只能依靠垂直的党政官僚系统。低效粗放，事倍功半。今次疫情，处于垂直系统最底端的社区往往是十几个人管理上万人，不堪重负、疲于奔命，不但没有处理好疫情产生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反而形成和民众的紧张关系。因此有社区干部悲叹：“前段时间北京发生了杀医，我们这儿恐怕要发生杀害社区党委书记”。
垂直系统大权独揽、资源独占，是官本位腐败的温床。今次疫情，作为垂直权力系统之一翼的中国红十字会是社会捐助救援物质的唯一合法分配单位，在如此凶险疫情中，居然仍在救灾物质分配上失职渎职，是可忍孰不可忍？红十字会之所以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就在于它是垂直权力之一环，拥有不可代替的独占性和垄断性，其他效率更高、信誉更好的民间慈善组织则受到百般刁难。由于公民社会未能形成，一方面，种种民间自治互助机构无合法地位，不能顺畅发挥作用，民间自治自救的空间被挤压殆尽，社会失去弹性互动的功能。另方面，政府高层官僚作风依旧，基层只能疲于奔命、捉襟见肘、左支右绌、穷于应付，临时组织的“红袖箍”则无法无天，动则大打出手，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权。如此焉能不导致疫情蔓延，人间惨剧外加人道灾难？
5 信息不透明不通畅舆论功能缺位
我们处于信息时代，信息的畅通和透明是维系社会正常运作的基本条件。公共卫生安全危机的及时解决，尤其需要信息的畅通和透明。正如有关专家指出，在公共卫生问题上，快速反应至关重要。有关疫情的信息应该在第一时间向公众公布，每一天，每个小时都是遏制病毒的宝贵时间。
利用空前发达的网络渠道第一时间披露真相、迅速及时全方位地沟通信息，实现信息的有效共享，及时把握疫情，从而切实有效地防控疫情，是信息时代的巨大优势。但是由于体制性的原因，由于意识形态的刚性要求，我们往往不能发挥信息时代的优势，反而中招信息社会的弊端。因为体制更重视信息作为政治掌控的技术手段，而百般防范信息作为交往沟通的资讯工具。前者远远强于后者，后者必须服从前者。正如有识之士指出：中国现行的治理机制是自上而下的决策执行机制，而不是自下而上的信息汇集和传递机制。
由于对信息严厉的不合情理的管控，一些专业人士第一时间披露的有关疫情的宝贵信息居然遭到封锁，披露者被以“造谣传谣信谣者”遭到公安训诫，并在央视这样的媒体上公开曝光。以李文亮为代表的八位医生的遭遇是突出的案例。
信息不透明不通畅，披露真相的舆论功能遭到打压，深层原因是对言论自由的忌讳。不能不遗憾地指出，长期以来，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形存实亡，体制对公众言论处处设防，轻辄封网销号，重则专政手段，导致信息沟通和舆论监督功能的窒息。信息封锁舆论钳制言论自由的剥夺一方面是对基本人权的践踏，另方面则麻痹和误导了公众对疫情的及时客观认知，对公众交流信息防控疫情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这种做法遇到今次重大疫情，必然贻误宝贵时机，导致疫情凶猛扩散。
不能不遗憾地指出，由于上述五个体制性原因，我们人为地错过了防控疫情的黄金窗口期，从而导致疫情凶猛扩散。不能不冒昧地指出，发生这样一种全局性的体制性的危机，湖北省武汉市领导都有责任，但主要责任在中央，首要责任在习近平总书记。
人为决策失误和体制根本弊端导致本来可以遏制于萌芽中的疫情凶猛扩散，酿成国难，祸及世界。可以说，疫情蔓延的危害有多大，决策失误的错误就有多大，体制弊端的危害就有多大。人为因素加体制弊端导致疫情凶猛扩散造成如此巨大的危害，可说是一分天灾，九分人祸，我们不能再文过饰非，不能再轻言胜利，不能再丧事当成喜事办，不能再把灾难变脸为政绩。多少生离死别？多少人间惨剧？尸首丛中抒豪情，白骨堆上唱赞歌，于心何忍？唯一应该做的就是千方百计地止损再止损。
习总书记总结防控疫情的教训时指出要“补短板，堵漏洞”，那么什么是我们的短板？什么是我们的漏洞？上述导致疫情凶猛扩散的五个体制性原因在在表明，最短的短板就是制度的短板，最大的漏洞就是体制的漏洞。
“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
如果能够“曲突徙薪”，就不会有“焦头烂额”。在举国上下亡羊补牢，为防控疫情蔓延“焦头烂额”时，不应忘记那些建议“曲突徙薪”者，就是那些体制内外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人士，特别是那些敢于指出体制弊端的批评人士。如果执政者真正做到“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很多灾难就不会发生，发生了也能及时消除，不致酿成大祸；很多天灾就不会酿成人祸，酿成了也能及早遏止。
针对今次大规模的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习总书记提出了十四个体系建设（我看了之后未免惊呼。按理说，这十四个体系至少在2003年非典后就应该开始建设啊！怎么直到今天又一次国难当头才来建设呢）。 十四个体系建设需要一个前提性的政治体系建设，那就是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的诉求，建设权利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的责任政府，建设正常的健康的公民社会、保障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等公民各项政治权利。
这应该是今次疫情给我们的最大警策。因此不才紧急呼吁，以今次防控疫情为契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的诉求，建设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的责任政府，建设正常的健康的公民社会，保障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等公民各项政治权利。
以上妥否？望示！
此致
敬礼
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前中央委员、文化艺术专委会副主任）
中央民族大学退休教授
赵士林
2020年2月23日
（2）关于防控疫情宣传问题的建言
中共中央并习近平总书记尊鉴：
我们的宣传是“大宣传”，管控着国家全部舆论传媒和各类信息渠道，因此宣传系统对今次疫情的防控，是非常重要的一翼。不能不遗憾地指出，导致今次疫情凶猛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宣传系统在疫情初期对疫情信息的严密封锁，麻痹了公众对疫情的警觉和防控。目下，伴随着防控疫情工作的深入，宣传工作又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现象，故就有关问题提出建言。
请允许我从李文亮事件谈起。
李文亮事件有两个层面的沉痛教训 。
其一，倒行逆施封锁真相导致疫情凶猛蔓延。李文亮于12月30日披露疫情真相后，有关部门依据宣传系统信息管控的要求，不是面对疫情真相，认真处理李文亮医生在第一线第一时间提供的无比宝贵的信息，紧急采取措施，而是否认真相，整肃披露真相的人（即坊间流传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李文亮先是被武汉市卫健委询问，接着被医院监察科约谈，后又被公安以“传播谣言”训诫，最后被央视作为“造谣传谣信谣”的典型曝光。这种倒行逆施令广大医护人员噤若寒蝉，严重地阻碍了一线专业人士对疫情真相的及时披露和防控，从而导致疫情凶猛蔓延。适如钟南山先生所指出：如果在十二月或一月及时采取防控措施，疫情会小得多。有人依此做过推算，如果在1月初采取防控措施，染病者不会超过千人，死亡者不会超过40人。李文亮事件突出地暴露了打压舆论、封锁信息的巨大危害。
打压舆论、封锁信息造成巨大危害，我们本来就有多次沉痛的历史教训。远的就不用说了，就拿本世纪的艾滋病蔓延、非典肆虐来说，我们就因瞒报吃过大亏，艾滋病传播真相的吹哨人高耀洁教授和非典真相的吹哨人蒋彦永医生反遭刁难和打压，至今仍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以至于今次疫情又酿成了李文亮事件。高耀洁事件、蒋彦永事件和李文亮事件，显然都和宣传系统的错误政策具有密切关系。
其二，剥夺言论自由已经极端的不可理喻。李文亮的遭遇使他成为讲真话曝真相被迫害的象征，但他在生活中其实是一位老老实实的“模范市民”，是“岁月静好”的追求者、是体制的拥护者，诸如坊间所传的“护旗撑警”等。他绝不是一个异见者、批评者、公知，更不是敌对势力。但就是这么一位循规蹈矩的“套中人”出于职业敏感和专业知识讲了几句真话，也立刻被无情打压，足见言论钳制已经多么极端，多么不可理喻。如此蔑视公民基本人权、毫无道理地剥夺言论自由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
李文亮事件告诫我们，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人权，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已经是当务之急。同时应该认识到，言论自由不仅是基本人权，也是信息时代保障社会公共生活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剥夺了李文亮等八位医生的言论自由，令他们对疫情的预警未能及时传达给社会，未能引起各方面的警觉和防范，导致疫情不可收拾。这个教训要多深刻有多深刻。
剥夺言论自由酿成社会恶果的事件所在多有，本应引起宣传系统的深刻反思，但匪夷所思的是，有关方面非但未能汲取这些事件的教训，反而在疫情汹汹，防控形势依然非常严峻之时，变本加厉地封锁网络舆论对疫情的各类报道，打压在防控疫情第一线披露真相的民间人士，这不能不令人心寒齿冷。
特别不可取的是，与倒行逆施继续打压舆论、封锁真相的同时，宣传系统又开足马力，在国难当头，疫情仍不断夺去一个个同胞生命的严峻时刻，以《大国战疫》为标志，迫不及待地掀起了歌颂领袖英明，赞扬制度优越的宣传攻势。
例如国家广电智库的文件要求：“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的画面和领袖风范呈现出来，把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原原本本宣传报出来。……坚决做到广电总局党组反复强调的‘宣传核心，维护核心’”
请问宣传部门，疫情严峻时刻，维护领袖形象重要，还是抢救百姓生命重要？不顾万民号泣、心中只有领袖，合适吗？
再如2月29日，人民日报报道习总书记视察黑龙江，头版大标题赫然入目：《总书记来过我们家：日子过得像蜜一样甜》。
请问面对这样的标题，疫区民众作何感想？总书记视察的地方“日子比蜜甜”，但总书记没视察的武汉疫区呢？疫情汹汹之际，是报道疫区民众的所思所想合适呢，还是报道非疫区民众晒幸福合适？这样的报道就不能缓一缓，等待疫情平息吗？
疫情犹在肆虐，封城仍未解封，亲人安危系于一线，生离死别悲痛欲绝。国难当头全民抗疫之际，宣传部门念兹在兹的仍主要是宣传领袖，突出领袖，赞扬领袖，这真的有利于领袖？而所谓“舆论导向”、“正能量”，“正面宣传声势和实效”云云，很多情况下又是一如既往地文过饰非，讳疾忌医，拒绝批评，歌功颂德，用“一贯正确”淹没当局天大责任，用“爱国主义”淹没公众权益诉求，用“乐观主义”淹没万千人间惨剧，用“心灵鸡汤”淹没种种人道问题。
这种宣传模式当然也是由来已久。从反右到大饥荒到文革，从艾滋到非典到今次瘟疫，不管多少灾难和错误，一句“艰难探索”就打发了。不管多少灾难和错误，“伟大光荣正确”是不变的。制造灾难，消费灾难，赞美灾难，每一次灾难都变脸为政绩，每一次丧事都办成了喜事，是贵党有关灾难宣传工作的惯用套路。不能不遗憾地指出，这种宣传无异于伤口上撒盐，非但不利于执政者的形象，反而严重损害了执政者在公众中的威望。非但不利于制度形象，反而严重损害了公众对制度的信心。
如贵党一直要求的，宣传工作是党的喉舌，那么贵党的喉舌天天宣传贵党领袖如何英明伟大、贵党制度如何优越完美，说的温和一点，是自我表扬，说的尖锐一点，就是自吹自擂吧？
国难当头之际，多少人间惨剧？多少人道灾难？尸首丛中自吹自擂，白骨堆上歌功颂德，于心何忍？
愚意以为，罹难同胞尸骨未寒之际，不宜迫不及待地自我肯定，自我表扬，不能让赞歌淹没教训，不能让豪情掩盖问题，不能让胜利冲淡责任，不能让庆功遮蔽真相。
亡羊补牢，焦头烂额之际，与其赞扬制度优势，不如寻找制度漏洞。与其宣传体制强大，不如补足体制短板。认真深刻地总结教训，明确责任，完善和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培育官员职业道德和行政水平，应该是当务之急。
宣传部门应认识到，最应歌颂的是一线出生入死的医护人员，最应赞扬的，是慷慨解囊多方援助的爱心人士，最应同情的，是挣扎于疫情中的病患，最应哀悼的，是疫情中的罹难者，最应抚慰的，是罹难者的亲友。
有人可能要问，执政者上至领袖决策部署，下至基层干部贯彻落实，也办了很多实事啊！为什么不可以歌颂？我的回答是，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商人做买卖，执政者干嘛？就是要拿着公民给的权力为公民办事嘛！特别是化解公共安全危机，更是执政者的分内之事。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商人做买卖都无需歌颂，为什么执政者办事就要歌颂？执政者享受着多少特权？怎么办点份内之事就要“伟大光荣正确”不绝于耳？
适如加缪在《鼠疫》中所说:“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的问题。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
贵党的宣传工作，最需要的是诚实。
以上妥否？望示!
此致
敬礼
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前中央委员、文化艺术专委会副主任）
中央民族大学退休教授
赵士林
2020年3月2日
https://twitter.com/utmR6mn7kHsbc47/status/12366923984507207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