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开来，对中国政府来说，至今最急迫该打的仗，除了疫情，还有舆情。于是在中国，除了生命的病与亡，还有大规模封号、删文、群组消失等“灾情”。
《报导者》专访加拿大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中国“武汉人间”资料库的管理者，掌握中国两大社交平台YY、微信上被封锁的561个关键字，以及超过1,300条武汉民众的求助讯息。透过这些大部分已被消失的讯息，理解中国政府如何透过宣传与封锁，将自己塑造成“全球抗疫典范”，而人们求生的机会、全球公卫专家研判疫情的讯号，又是如何跟着中共的“舆情整治”，消失无踪。
在2月10日那天，中国官媒央视的一则新闻，抓住软体工程师晓武（化名）的眼球。
截止到2月9日，武汉一共排查了3,371个社区村，按户数算⋯⋯排查的百分比达到98.6%，人数排查百分比达到99%。
荧幕上，武汉市市委书记马国强（编按：在2月13日被免职）郑重宣布检测武汉肺炎疫情的新进度，他说，至2月8日，武汉有确诊重症患者1,499人尚未入院，经过两天努力，1,499人已都入院了！央视同时在社群媒体使用了“#武汉人数排查达到99%”tag，上了热搜。
“被消失”的武汉肺炎患者求助讯息
晓武把目光移回央视之外的世界，在新浪微博上，从1月底开始，就有数以千计的求助讯息在跳动，讯息来自武汉，却看似发自炼狱：
52岁的聂丽华，呼吸困难已经4天，需要吸氧，一人在家、无人看护，至今未能做核酸检测；
32岁的秦小月反覆发烧，但封城之后没有车、没有公共交通，求助电话打遍了都没有用，她问：“该如何去医院排查？”；
52岁的曾迪与62岁严重心脏病患者浦宏连，高烧8天，无医院收治；
90岁的黄仁强病情严重，在家中倒地不能起身，还没来得及确诊；
57岁的汪平，亲人于一周前死于武汉肺炎，全家跟着染病，高烧不退但无医院收治，社区与隔离酒店互推不管，已有3天未进食、呼吸困难⋯⋯。
这些，都是由病患的家属、本人贴在微博上的公开求助讯息。按照微博2月5日的说法，全中国社会各界共发布19.5万条求助微博，包括473家医院院方，都只能透过微博求助。
一天被爆删3千文，他建资料库螳臂挡车
“惨，太惨了，而且和新闻完全『对不上』，”晓武接受《报导者》专访时说，这些求助贴文，包括姓名、电话、地址甚至看诊单等资讯，“这些是最真实的故事，而且人民的声音需要被记住。”晓武称自己在家没事，就花了约20个小时，架出“武汉人间”网站，将2月3号起的1,300多条讯息保留下来。
架起网站，晓武才被网友告知，这些求救讯息正从微博上消失。自从微博官方2月3日发现“肺炎患者求助超话” 的存在；在上头，一天内的求救讯息从3,000多条跌到142条。对此，平台称有超过8成的求助讯息属无效，因而删除。
“我个人还是希望更多人能看到这些个体的故事，他们绝不应遭此劫难；而我们每个人，都不能说是无辜的，”晓武意有所指地说。他坦承自己不是第一次做“社会意义”的专案，以安全为由，不肯对我们透露更多关于他的个人资讯，人在中国的他也因为疫情而在家，他说自己的起心动念不复杂，反正在家没事，所以动手做了这个网站。
这次疫情，他看见走投无路的人们，连最后的求救讯息，都被平台以限流甚至封号的方式，减低曝光，他认为自己必须做些什么。网站架好的一周，他每一天都修正一些，才能够睡得着觉。
“我希望网站可以让更多人关注和感受每一位患病的同胞，作为一个和我们一样的鲜活的人，通过他们第一人称的口吻，体会到他们面对的困难、痛苦、绝望、生离死别。”
“武汉人间”资料库截图。
像是从森林大火中试图保留一片绿林，晓武的网站，虽然已有超过10万人浏览，有网友帮忙备份、有网友来信要出力帮忙，但也抵不上中国政府倾国之力打的舆情战。
他对上的，是习近平下的战令。
“要加强舆论引导、加强有关政策措施宣传解读工作。”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针对疫情召开会议，习近平清楚指示，启动官方所谓的疫情、舆情、心理三大战场。会议当天，微信安全中心跟着发布《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谣言专项治理的公告》，要把违规者判最高7年的有期徒刑。至今，微信上“封号”声不断，许多人因不明原因，突然帐号不得使用，封号一度成为微博上的超级话题。还有人发明摩斯密码贴文的方法，或是以“翠”（习与卒字的结合）、皇上驾崩等图代称习近平，来试图躲过封锁。
500组关键字分析：疫情封锁，早在李文亮吹哨后就展开
《报导者》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公民实验室报告中发现，这场封锁，其实从2019年底，医师李文亮在群组中提出武汉肺炎警告之后，就已开打。
“研究结果发现，在中国官方正式公布疫情（编按：1月20日，医生钟南山于央视受访）以及人传人的可能性前三周，社交平台就开始封锁相关字眼，而这有极大的可能代表在疫情散布的早期，平台就收到政府要求进行封锁，”公民实验室在报告中写道，在12月31日，也就是李文亮在群组中发出警告讯息的隔天，中国直播平台“YY”的言论审查清单，就新增了45个关键字，大部分与武汉地方政府组织、生鲜市场、不明病毒、SARS症状相关，只要用户的讯息里包含P4病毒实验室、海鲜市场等字眼，讯息就发不出去。
而在近10亿人使用的微信平台上，公民实验室则从中国疫情最严重的1月观察到2月中，发现“审查名单”上至少新增516个关键字组合。以中国电话注册的使用者，只要发出的讯息里含有这516个字词组合之一，讯息就无法送出去。
这516个字词组合，有近200个与中央领导有关，包括习近平、李克强等字眼，对于他们失能的批评，如习近平总书记＋形式主义、习近平＋问责、习近平＋喊口号；或是对他们是否亲自到了武汉、火神山医院、悬崖式下跌等讨论，都会被封。第二则是关于政府角色与政策，对于地方政府的批评、对红十字会的不满、“被狗吃了”，甚至连讽刺语“官状病毒”也都上榜。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台湾的口罩禁止出口政策，香港林郑月娥不肯封关和香港医护人员罢工，也都成为被封的字眼，台港议题在疫情期间的“舆情之战”中也同时受控。除了李文亮，从香港反送中运动“借镜”的光复武汉、关于疫情的五大诉求和其他关于公民运动的字眼，全都上了审查名单。
平台担心社群失控，连官媒用字、客观事实也禁言
公民实验室研究员洛特丝・卢昂（Lotus Ruan）在接受《报导者》专访时表示，这次的大规模封锁，与中国政府于两会期间、特定敏感时刻如六四等发生的网路审查，没有太大的不同，但关键是，武汉肺炎疫情是影响全球的公卫危机，中国的审查却连中性的名称、事件、描述都会封锁──当微信已成为中国国内甚至国际的主要讯息传播平台之一时，这会严重影响疫情的判断与发展。她举例，被封锁的关键字组合中，包括了封城、隔离，法院公告、美国疾控中心、冠状病毒、西医疗法等相当中性的字眼也都被封。
“科普性的、知识性的讯息没办法流通，不管在哪个地方都是（处理）公共事件、卫生事件很大的问题，”卢昂说。
虽然没办法拿到内部公文，但长期观察中国言论审查的公民实验室指出，“我们知道公私部门是一同『管理』事件的，但观察来看，连被报导过的（政策、事件名）都被审查。可能是平台业者怕无法控制言论，所以扩大范围。”
公民实验室在微信上的测试方法，主要挑选来自中国媒体的话题关键字，由于微信帐号有区分中国用户与国际用户，实验室把可能被封锁的字眼，透过国际帐号传向中国用户，结果讯息只会出现在国际用户端的荧幕上，另一端中国用户会看不到。以此方法做为测试。
卢昂解释，能在中国媒体上刊登的文字，已经是通过第一关审查了，但连这些字眼的各种排列组合都会被封，代表平台认为同个议题、同个字句，在社交平台上的讨论，有可能不被官方认可，或担心讨论热度之大，无法控制，“以防失控，干脆审查，”卢昂形容。
透过过去的文件以及研究，公民实验室指出，在重大事件或是敏感时刻，中国社交平台企业都会收到政府压力。即使无法明确知道中国政府对企业的具体指令，但这份研究报告的结果指出，平台最早可能从2019年12月底，李文亮吹哨的隔天，就收到了官方的指导方针、展开审查。
官方两手策略：强力审查与扩大宣传
中国所谓的“舆情战”，包括审查与宣传。“宣传与审查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中国，这制造了长久以来的矛盾，审查是由私营部门实施的，”卢昂指出，这一次广泛地审查，可能来自于中国网路审查机制由官、民两个层次组合下的结果。官方负责公布法令、指导方针，而后由民间企业投入资源、技术、人力，进行审查，若内容违法，结果由平台自负。
其中，企业的行为与政府指令会存在时间差。当企业自觉跟不上政府管理舆论的速度，或是觉得得不到清楚的指令，为了自保，就会加大审查力道。
企业端加大力度，是因为上头施力。在2月5日，中国网信办发布公告，要对网路平台实施立即的惩罚，包括应用程式下架、依法约谈业者，如平台违法，要进行“全面深入整改”。
这份公告直接点名新浪微博、腾讯、字节跳动（抖音母公司）等平台进行专项督导。公民实验室的报告，也是从2月初开始观察到大量关键字被封锁，微博也从在同时间开始管制求救讯息。
在一波强力审查后，中国官方也开始启动宣传机器，自2月底开始，把自己从疫情的输出国，形塑成世界抗疫的教科书，宣布计划出版《大国战“疫”》一书，以5种语言向世界输出经验，全书10万字，“用科学的态度和平实的语言，客观讲述中国有力有效防控疫情魔鬼的真相和事实”、“展现中国积极与国际社会合作、共同维护全球和地区公共卫生安全的巨大努力”，官媒《新华社》如此介绍。
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外交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亚洲研究负责人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 接受《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专访时表示，随着病毒在全球传播，习近平面临国际社会的审视跟批评，大打舆情战，“重塑形象似乎是习近平为推卸责任、避免国际社会要求公开真相的孤注一掷之举。”
封了讯息，公共健康连带陪葬
但习近平的孤注一掷，化成过度广泛的资讯审查，可能让疫情的控制与公共健康跟着陪葬。
卢昂指出，此次中国对于资讯的“管理”竟连客观事实都加以封锁，对于疫情的影响着实令人不安。她提醒，在公共危机之时，对于资讯的管控，包括事实查核、对抗阴谋论、给予正确的讯息等，不是不能做，但必须在透明可监督之下进行。中国的言论审查不但不透明，是连谈论事实也都封锁了，“限制一般民众的讨论、实际资讯的交换，有完全相反的效果，并限制大众（对疫情）的意识，也限制民众的回应。”
著有《网路安全与网路战争》一书的现代战争专家辛格（Peter W. Singer），也发表专文指出，中国此次展开的舆情战，是极权者惯用的手法：审查、转移焦点、谎言。
他点明，“中国使用这3项手段的方式，清楚展现为了维权展开的网路战，如何反向伤害公共健康，”他指的正是这次公民实验室报告所证明的，在2019年12月31号、李文亮吹哨隔天，中国如何选择先审查，而不正面处理公卫危机，“这揭示了极权政府心中真正在乎的是什么，”辛格说。
中国舆情战，伤害全球公卫预警系统
跟着中国政府的舆情战豪赌的，不只是中国人民的公共健康，更包括全世界。
在2019年12月31号，除了李文亮提出的警讯，全球传染病防疫系统“全球疾病警报地图（HealthMap）”、ProMED、BlueDot等组织，都公开发布类SARS疾病在武汉出现的警讯。
这些透过人工智慧运算来预测全球疫情的系统，在武汉肺炎之前，已成功预测伊波拉、禽流感的发生，在SARS发生后，资料科学与公卫专家们透过医疗、保险、消费、飞航、地方新闻以及社交网站公开数据，试图加强全球预警机；但中国试图删除、管理、掩灭非“正能量”的网路内容，却为全球预警系统的成效，埋下地雷。
曾运用Twitter资料追踪流感应用、并发表文章的加州圣地牙哥大学HDMA（Human Dynamics in the Mobile Age）中心主任邹明祥接受《报导者》专访时解释， 社交平台上的内容，对于灾害防治的准备、反应、恢复、长期的应变都有帮助，决策者可以透过这些数据，即时的理解政策的效果、民众的反应，并且掌握疫情。
他以武汉求救讯息为例，数千名来自武汉各区的求救讯息中，地理位置可供政府判断哪里需要增设新的侦测点，中国网路实名制的设计，也可能让政府进一步掌握人口分布情况。求助讯息的数量，也可以理解政策的效果，例如方舱医院的设立，有没有成功降低求救的数量？最重要的是，这些求助讯息，细致而真实，对于未来传染病传播预测模型的建立，相当有帮助。
新科技却撞上老问题
邹明祥回忆，当时，SARS的疫情因为中国政府延后回报，国际社会错失第一时间反应的契机。SARS后，专家们另寻他途，希望建立全球性自动化的数据分析系统，对未知疾病的传播进行预测。但系统的成效仰赖资讯透明、分享的程度。
17年后，人们的确有了新技术，但此次疫情却又被老问题耽误了。
“（当时）很多中国传来的讯息一下子就不见了（指被审查删除），如果在疫情的早期来说，这样的资讯是关键，能够愈早知道，扩散可能就不会这么严重。像伊朗，就有类似的情况又发生，”邹明祥认为，透明化、公开化，才有机会发挥集体智慧，加速找到疫情的解方。
政府管控讯息，除了审查，还有主动宣传。在美国生活的邹明祥指出，其实不只中国，美国官员遇上武汉肺炎，也曾以“口罩并不真的能防治新冠病毒”说法，试图降低民众抢购口罩的恐慌。他提醒，公共危机发生时，在公开资讯与避免群众恐慌之间如何取得平衡，常是决策者的挑战，但无论如何的前提是必须保护民众隐私。他以公布确诊病例的资讯为例，可以透露病例移动的路径纪录，但不能公开病例的住址、姓名等。
中共选择加强集体审查
疫情的治理，不只需要在一国之内，公开、透明地分享必要资讯，全球也是同理。邹明祥解释，“如果有特定区域、国家封锁资讯，没办法知道疫情的现况、起始点或来源，我们也没办法进一步得知传播效率、未来可能的预测模型的建立，没办法分析各地区的差异，找出影响疫情传播的条件。”
“如果资讯能够共享，人们集体在一起合作，做的决策会胜过寡头政治、精英政治，也许才会真的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邹明祥说。
只是，受访当天，也是中国最严格网路管控法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正式生效的日子；加上“健康码”软体的实施，中国当局将民众健康资讯与警政系统相连，试图以新科技严格控制民众的言论与行动自由。
中国式的现代抗疫似乎决心与开放、透明反向而行。是否能控制疫情、杜绝下一次传染疾病发生，待时间证明；但确定的是，中国民众及全球对中国公共卫生资讯透明的期待，SARS之后再次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