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历史与未来

 

原编辑说明: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对当代中国历史学家来讲,真实地书写与评价中国当代历史,剔除政治权力所造成的刻意的掩饰与扭曲,寻找历史的真相,仍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有待完成。其中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史实的记录与挖掘,尤其是对那些饱受迫害的人们,社会底层被忽略、压抑的普通人所遭受的苦难,或许我们特别应给与特别的注意。因为恰恰是他们的遭遇,更直白地展示了历史的某些真相与逻辑。而这方面,迄今为止所披露出的资料还远远不够。更何况,那诸多亲历者正逐渐离去,许多资料就更亟待整理记录,以便历史的记忆能更好地传承。

,因其所处政治与地理上的边缘位置,长期都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流放地,无数的冤魂在那里游荡,等待我们去倾听他们的故事,以便安息,并让我们引以为鉴,更好地昭示将人的权利与尊严作为我们未来文化与政治重建的首要原则的重要性。本文作者所介绍的这个“寻找”系列,为我们填补了这方面的某些空白,也因其作者的努力,许多鲜活的生命存在与他们有过的苦难才没有白白地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这些正如作者所说的一个个个体的“点”,为我们再一次编织了整个时代不仅是新疆也是整个中国的图景。那些故事中所展示的人性中的丑陋与光芒,也可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认识人性、权力与社会。我们在刊载此序言后会陆续选刊这系列的部分章节,以飨读者,也借此向这个序列的作者表示一份敬意,感谢他多少年的艰辛工作,为我们保留、展示了一页绝不该被忘却的历史。让我们继续“寻找”。

 

一  引言

1949年十月,一个具有着全新社会理念、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权在中国建立,它以其宏伟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想象,开启了对中国全方位的改造。这种改造既表现于社会、文化、风俗乃至自然景观上的巨变,同时也是对全体国人思想与肉体的全面改造。成千上万国人的身体与灵魂,经历了炼狱般的政治磨难与摧折,乃至宝贵生命的凋零和消殒,其家人也遭致牵连蒙受许多巨大的难以想象的磨难——整个国家和民族,都为这一改造付出了沉重的难以估量的代价。但是,今天还有不少人缅怀过去的时代,陶醉于虚幻的集体主义、社会平等的想象中,甚至呼唤重返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是多样的,但重要的原因之一则是,过去的历史灾难真相、对人无情摧残的卑污心理,被刻意地遮蔽。

当然,不能说新中国前三十年各种政治运动对人民所造成的巨大伤害毫无暴露,坊间已经有各种“伤痕文学”、相关实录性的文字,但是,就过往历史的全方位的直面呈现而言,文学性的伤痕表现,既有着虚构性的先天不足,而且还受制于意识形态的束缚,使其历史的书写既不全面,也存在诸多伪饰;而许多回忆性文字,不仅没有逃脱“自觉”的意识形态的回避,也常常难免个人视角的狭隘。被广为人知的《夹边沟记事》或许是中国大陆此类作品中不多的例外,它以其高度纪实性的文体,平实、沉稳的叙述,将一个右派“劳改营”放在三年大饥荒的背景下加以展现,震撼性地揭示了那个苦难岁月的生命悲剧。但是尽管如此,《夹边沟记事》仍然不免遗憾。第一,《夹边沟记事》整部作品的体量较小,所揭示的毕竟是一个时段、一个右派劳改营的往事;第二,作者的叙述虽是建立在高度纪实的基础上,但他毕竟没有放弃“小说的虚构性”与“艺术性”的追求,这使得《夹边沟记事》多多少少有些过于重视“故事性”,而且为了追求故事性的引人效果,作者似乎也较多地关注了情节的集中与故事焦点或情节主题的凝练;第三,《夹边沟记事》的故事大都有一个闭合性的结构,不仅每个故事相对单一、完整,而且不少的故事结尾,讲述者大都过上了平稳、安定的生活,政治改造、非人的摧残,对于被摧残者个人及其家庭长久的影响,基本没有加以展示。因此,在这样的表述下,新中国过往的政治灾难史,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一种阶段性的存在,一种虽有着广阔的辐射力、但却毕竟是个人的故事,还谈不上是对新中国“人的改造史”的全方位的呈现。还有一些在境外出版的同类纪实作品,比如《墓碑》、《血色神话》等,它们往往书写的更为直接、大胆,也显得更为真实、震撼,但是它们大多被阻挡在国门之外,一般人无缘阅读,并且所书写的也往往是某一运动时期的某些特定的受害者,整体历史的呈现面难免受限,而且叙述感觉有时过于激烈,也难免意识形态的片面。在同类作品的对比性阅读中,西部民间思想者X先生的《“寻找”系列》,有其独特的价值。

二  概览

《“寻找”系列》所主要寻找、记录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前三十余年间,新疆地区各种政治运动中的受难者以及被大的国家政治形势裹挟的受难者。他们中除了少数生长于新疆本土外,大都来自疆外:有的是为了生计自流来疆,有的是参军入伍、参加革命来疆,有的是大学毕业分配来疆,有的是投亲奔友来疆,有的是服刑来疆或押送服刑者来疆。他们中不乏名门之后或显赫达人。比如郁达夫之子郁飞,张学良秘书杨心梅的儿子杨方,浙江“五四”启蒙人物汪馥泉之子汪新泉,满清皇氏后人张拓,林彪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学、西南行辕高级参谋少将邱壁山等等。有自己或父辈早年就参加革命而被革命所吞噬者,如1936年就入党的吴鉴群,文革时被揪斗、关押,因为脚上戴着脚镣,手上戴着铐子无法动弹,活活被臭气薰天的脏污环境和小寄生物虱子折磨而死。再如齐鸣,30年代末在读高小时就奔赴延安,延安整风时期因为被冤逼为国民党特务而吞服安眠药。新疆和平解放后,任省政府文化处第一任处长,与马寒冰、孜牙•赛买提一齐被视为当时新疆文化界三巨头,但自到新疆之后,就没有安安稳稳地工作生活过,始终处在被排挤、被整治中(1)。还有满怀建设祖国保卫边疆而来到新疆的知识青年却无辜蒙冤者。比如陈克珍在兰州解放之际,排除家庭的阻挠,参加人民解放军奔赴新疆,但却接连几次遭到好几个领导的逼婚、乃至图谋强暴。她能抵抗逼婚或强暴,但却无法逃脱卑鄙者不断的诬陷、打击。再如大学毕业生彭志宪,因生性耿直,1957年反右时被打成右派……除这些人之外,《“寻找”系列》也记写了不少受冤的一般的普通人,乃至一些真正的罪犯。

直接来看,《“寻找”系列》中所记写的大多数监狱中的劳改犯或劳教农场中的劳教分子,以“”运动和“文革”两个时期最为集中,但是他所书写的新中国个体生命的灾难史,远远不止是这两个时期,而是几乎覆盖了整个新中国前三十年。因为“”、“文革”中遭难者,许多在先前就因为所谓出身问题、反革命组织案、思想问题等等受到了冲击,不得不被迫流亡到边地新疆,而后又在“”或“文革”中被“清查”出来,有些直接就是历次政治运动或权力淫威下的牺牲品,《“寻找”系列》对此都做了记录。不仅如此,《“寻找”系列》还调查纪录了“文革”之后过往的灾难对被迫害者长久的影响。然而,使他们受害长达二三十年、甚至四五十年的原先所被指控的政治问题,绝大多数都是子虚乌有。

以一个人的出身来判定其是落后还是先进、革命还是反革命,是那个时代的基本规则,这当然很荒唐,但即便就是那些因出身而导致日后灾难者,其父辈们的所谓地富反坏的出身,也不乏错划、冤枉者。出生于江西吉安的杨士成的遭遇就很典型。一个恩将仇报的亲戚兼村干部硬逼得把他父亲划成富农,粮食统购统销时,村里又逼杨家交粮,实在无粮可交,杨父就说了句“你就是拿钱买也买不来呀!”仅为这句话,就被定为破坏粮食政策,判刑三年,因狱瘐死。杨士成也从此就开始了不断的厄运。先是初中毕业后因出身问题而放弃继续升学,为了逃避村里的迫害,被迫逃到外面去讨生活。后来上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又因为出身问题而被学校诬陷、批斗。本来可以在一地质勘探队工作,但村里硬是不给转户粮关系,而且不管他在外面哪里找到了活干,队里也都不给开务工证明,逼着他只好回到家乡,作为富农和反革命的子女接受改造,不断地遭受批斗。“炮轰金门”那阵,听队长说要斩除地主、富农家庭的根,为给家里留个根,杨士成决定外逃。母亲不同意,认为跑到哪里都一样,但他执意偷偷跑到新疆。好不容易凭聪明、勤快在新疆找到了工作,结了婚,有了家,但又因为出身不好,看了本巴金的小说而被诬为看黄色小说,被批斗,抽耳光,还被单位判罚接受三年工人监督的劳动改造。1961年“伊塔事件”后,其有俄国血统的妻子作为俄侨撤离中国,让他跟去,他怕一去就无法再见到母亲,就留了下来。本来能够正常离开,杨士成没有走,但后来却一再因为出身问题而举步维艰,不得不三次外逃。其中两次被遣返回国,判刑两次,最后一次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判刑13年,关押到新疆第一监狱,反复申诉也得不到改判。直到1979年10月才由反革命叛国罪,改为“偷越国境罪”,整整在监狱里关押了11年。出狱后,又因为“偷越国境罪”而长期无法安定地生活,到1987年才改判为无罪。逃离家庭的杨士成,没有逃过出身的紧箍咒,留在家里的母亲和其他亲人,也都因为出身问题而受尽了折磨。“文革”时,八十高龄的老母亲还被逼跪在沙子上,天寒地冻的腊月天,被扒开衣服领子,往里边灌凉水,害得老人家最后跳水塘自杀。杨士成最终,也没有能够再见母亲一面。《“寻找”系列》中类似于杨士成这样因为父辈的出身而交华盖运者,实在是不少。而因莫名其妙的所谓历史问题遭迫害者,也不少。

湖南常宁人陈香营,在中山大学上学时就思想进步倾向革命,1948年在国民党某军法处工作的八个月中,先后四次解救过十多个地下共产党人或进步人士。1951年被招干到新疆第一水泥厂,工作颇得单位肯定。可是1955年单位外调,湖南的公安部门说他参加了当地的反革命组织“常宁复兴会”,并担任秘书长,而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所谓的反革命组织,自然也无从交待,但这并不妨碍被判无期徒刑。从1957年底起整整坐了23年的监狱,被侵犯财产权47年。从被判刑的第一天开始,陈香营就不断申诉,但却毫无用处。其实上级法院多次外调,他是被冤枉的事实已经很清楚,但新疆中级法院就是一直拖着不办,直到2003年快83岁生日时才宣布他无罪,被冤46年不但没有分文赔偿,而且该有的46年工程师待遇只以12年工龄的工人退休工资计。2004年后,陈香营又四处奔波要求国家补偿,但直到2016年7月28日96岁去世,他也没有得到“该有”的待遇补偿——一个人整整六十五年的人生岁月,就这样被剥夺、消耗掉了。

三  生命的卑微与无常

在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推进的社会改造中,生命普遍性的低贱、卑微且无常。比如陕西韩城的W,1957年“反右”前整风时,供销社查他父亲公私合营店的账,钱物相符,账款不多,没有问题。但工作组的人说,别人经营都能多出300多块钱,为公家多挣一点,你怎么就能不多呢?肯定是贪污了,赶紧承认,交出来就没事了。他父亲怕不听话,牵连出自己老子的“一贯道”问题,再说,手头也还有点小积蓄,就交了300多块钱,但结果却被判处3年劳动教养,一家人都发配到条件恶劣的甘南,而他的爷爷,也因为“一贯道”的问题,在监狱中被折磨死了。1965年才11岁的W投奔伯父来到新疆石河子团场,刚过了一年相对安定的生活,“文革”就爆发了,伯父被批斗,自己也跟着陪批。一天伯父像往常一样把毛主席像和语录牌插在地头干活,毛主席像倒了,结果就招来了祸。被认为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侮辱毛主席,被戴上高帽子游街。W也遭到同学的追打、侮辱、专政,失去了上学的权利。伯父作为专政对象被关押,伯母又因为肿瘤开刀前后住院一年多,12岁的他成了实实在在的流浪儿。

新疆日报社的王亮,1955年肃反时,被关押审查了两年,审查的结果是没有新问题而被释放。回报社后正值“反右”运动,他缄默其口一句话都不多说,但仍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教,说他从肃反至今仍有抵触情绪。他问有什么根据,回答说是:“年轻轻的胡子留那么长,能说你情绪正常吗?”河南青年于恭平1972年参军来疆,其父还是军队的师级干部,他入伍后积极上进,处处以雷锋为榜样,只因为看不惯林彪“四人帮”的行径,说了几句不满毛主席的话,就被军事法庭判处三年徒刑。一个从内地来要饭的姑娘,走错了路,饿倒在监狱农场,分队长让人拿了两个窝头给她吃,姑娘还在吞咽时,就被奸污了。一个五类分子开大会时内急,到一旁去撒尿,会场那边响起了“毛主席万岁”的呼喊,他不敢不喊,一手持着小便,一手振臂高呼,被人看见举报,结果又被加罪。

我们小的时候整天背诵“老三篇”,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我们当时都被领袖的指示所鼓舞,常常想着当英雄,为人民利益而死,想死得其所。用王小波的说法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只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当英雄,或者是当傻X;大家都想当英雄,没有人想当傻X,但到了最后都成了傻X。然而,那个时代生命的无可选择,远比这痛苦得多。

读过《夹边沟记事》的人对它最深的印象,可能就是它对饥饿的表现,那种被沉浸而平缓的语言所叙述的无边的灰色饥饿,而在这一点上,《“寻找”系列》比起《夹边沟记事》要更为弥漫、窒息。《夹边沟记事》所叙述的毕竟是一个劳改农场三年饥荒时期的饥饿,而《“寻找”系列》所记写的饥饿的阴翳,则几乎覆盖了整个新疆、整个中国。如果用“馒头”、“馍”、“饭”、“饿”、“饥饿”这些字搜索,几乎可以覆盖《“寻找”系列》至少三分之二的篇幅吧。至于说令人震惊、惊悚、难以负重的场景、细节,也很容易寻找。这里不妨随手选几则:

到那里,头天晚上吃饭,吃的是包谷面窝窝头。那个老乡看见窝窝头特高兴,好久没见过粮食面馍了。他吃了六个。晚上,我们五六个人睡在一个帐篷里,我们两个挨着。夜里,他老哼呀嗨呀的。我不知是咋回事,我也没有问他。别人还说他:“你不睡,在那里哼呀嗨呀地干啥呢?”他就再不敢言声了。第二天早上,有人起床早,从他跟前过,看见他嘴边有血,说:“哎,这人怎么吐血呢?”我一听,翻过身一看,他嘴边就是有一滩血。用手一摸,早没气了。他是饿怕了,见了包谷面窝窝头没命地吃,再说他的肠子早被“低标准,瓜菜带”撑薄了,一下吃那么多,就被撑死了。死了就死了……     (——摘自“寻找”系列之《卷一》)

1960年深秋的一天,L听到大哥、四弟、五弟先后饿死的信儿。/大哥是到水库工地的路上饿死的,死时口袋里还有20块钱。那20块钱是L给他的。身上装着钱,人却饿死了。有钱买不到东西吃,钱也不能充饥。两个弟弟是在家里饿死的。死后就找几块板,钉巴钉巴钉成一个箱箱子,把人装了,在院后山坡的竹林边挖了坑,草草地埋了。父亲葬在祖坟。祖坟离家远些。哥弟仨是饿死的,就埋在家门边。葬他的人省些气力,不用抬那么远;哥弟仨想家了,不用走路,抬眼就能看到。/三家饿死了五口,加上L一家饿死的三口,这个不大的院子里就饿死了8口。20个人进进出出的一个院子里,骤然减少了8个有生命的人……L扭头看了看院子后边山坡上的那片竹林。竹林的竹子绿着,竹叶绿着,只有竹林边上新隆起的三座新坟上的土是白的。那土新新的,还没经历几天的日子。这三座新坟下埋葬着三个枯萎的生命:大哥、四弟和五弟。大哥21岁,四弟15岁、五弟13岁。他没到坟前去,不知道哪是大哥,哪是四弟,哪是五弟?   (——摘自“寻找”系列之《卷一》)

 

文艺队有个说相声的孙杰,有一天在水渠里抓到一只不小的水老鼠,剥皮后饱食了一顿,不想几小时后,他的脸突然肿了起来,以后连眼睛都睁不开了,中了毒……

1960年王冠礼当管理员。他说草湖农场饿死的大概有三四百人,也有家人去把尸体领回家的,但大多的家庭都不知道饿死人的信儿。饿病的人先拉到卫生队,再到疗养队,那里的伙食稍微好点。副业队有护工,人死了,埋人的把他拉出去掩埋,但去埋人的人最后也没有回来,饿死到了半路上。队里的马车套具,一会儿不见了,一会不见了,人都把套具的皮子偷走泡泡,煮着吃了。有个东北的小伙子,姓王,他是吃麦子撑死了。麦子是从老鼠洞里挖出来的。人饿的吃骆驼刺、吃铃铛木、吃野麻根。野麻根挖出来有胳臂那么粗,白白的,吃起来甜甜的,但不能多吃,有毒。桑树皮都吃,饿的难受,死驴烂马,都吃……

江帆影三人看麦场围墙下面有个小洞,四周都是翻碱的地面,土质松软,路的尽头有个小洞,是老鼠的两个粮仓,一个仓里全是小麦,粒粒饱满,做种子是不用再挑的了。另一个仓里全是麦穗,一个挨着一个排列得整整齐齐的,真使人叹为观止。在他们两个装麦子的时候,大沙包的四周有七八只老鼠在乱窜。他们装好粮食,坐在大沙包上休息抽烟。这时老鼠都爬上了一棵红柳树的树叉上,一个个跳下来,集体自杀了……

(——摘自“寻找”系列之《卷二》)

 

三年饥荒时期,整个草湖劳教农场究竟饿死了多少人,没有人能说得清。当时接二连三饿死的人不断增多,刚开始埋葬处理得还较认真,但后来越死越多,没有饿死的也大多皮包骨头、奄奄一息,对于尸体的处理也就越来越潦草,有时出去掩埋饿殍的人,在返回来的半路上,自己又倒下了。与《夹边沟记事》中所写的不一样,当时最先饿死的往往不是身体瘦弱者,而是体格健壮者,因为后者维持生命所需的热量与营养更多。也因此,“哈萨”队最惨,全队83人,最后只活下来3人。这些人都是与乌斯满反“三区”有关的人。1959至1961年间,草湖劳教农场饿死人的数字,至今仍然是个迷。官方的数字是166人,原农场教育股股长杨发章说是400多,一位于姓掩埋组长则说,农场因饥饿致死经他手的是787人,但一个看管水泵的人却说有一千多。

饥饿的幽灵同样在第一监狱中长期徘徊,有“当事人”说,“‘文革’前第一监狱死亡的犯人大概有一千多人”, X先生据几个方面的材料推测,此说法是站得住脚的,但因饥饿而死的究竟有多少,则谁也说不清。与草湖劳教农场相较,新疆第一监狱中更为突出的是不断的反革命死刑罪。一段时期内,监狱每年鼓励在押犯相互揭发、立功,从而导致“反革命”案件的不断新发。据说,1967-1971年“文革”高峰期间,第一监狱因此而被判死刑枪毙的人员有好几个或十几个。一位姓名不详的维吾尔族姑娘,因为皮肉交易而被捕入监。在大批判、大揭发、大坦白时,也想立功受奖减刑,就编排自己曾经勾引驾驶员,出卖肉体,还把一个驾驶员整死拿走了那个司机的一百多元钱。虽经公安机关查证并没有此事,但她被再次送回女子中队时,受到了更凶狠的整治。她实在承受不了了,就破口大骂毛主席、共产党,又被判死刑枪毙。

唯一而不可再生的生命,甚至会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而失去。比如一个女的,因为不小心把陶瓷制的毛主席像章掉到地上打碎了,就被判了死刑。可有时,本来已必死无疑者,可能又会因为纯粹的偶然而得以苟活。1971年5月的一天,乌鲁木齐市要召开一场公审大会,准备枪毙几十个人,其中就有XCH,他年龄最小,但罪恶最大,主要是因为他既反林彪又反江青。临刑的那天乌鲁木齐下了一场多年未遇的大雨,原定的公判大会没有开成,而就在那一天,中央公检法下了个文件,收回下放给省级的核定死刑的权力,这批已判死刑的犯人又重新报请最高法院核准。上报后,高级法院认定XCH的死刑事实根据不充分,发下来要求重新审理。据说这场大雨“捡”回的不止是XCH一个人的命,还有那一天判了死刑立即执行的其他十几个人的命!

 

四  人性的丑陋与光芒

众多的被有名或无名之罪送入劳教农场劳教或监狱服刑的人,有的因为饥饿或迫害失去了生命,更多的则经历了看不到尽头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折磨。不仅是劳教农场和监狱,《“寻找”系列》平实之笔所触及的更为宽广的地域——新疆各地、乃至整个中国——也是满眼的阴郁。不过,阅读《“寻找”系列》留给我深刻印象的还不只是饥饿、痛苦与死亡,还有人性的普遍丑恶、生命力的顽强、以及点点滴滴的人性光芒。

首先是人性的丑恶。就长达几十年、波及整个国家的政治改造运动的灾难而言,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制度,是权力对人的身家性命的控制。关于此,《“寻找”系列》中的每一个被迫害者的经历,都可以加以证明。这里仅举一个小小的事例,或许就可以刻骨铭心地说明这一点。

克拉克勤农场劳改中队的“新生人员”铁匠奴尔•买买提,一天上工中间回家,发现家里的门关着,从里面顶上了,使劲推开门后看到管教陶伟俊正在他老婆的身上爬着,不停地起伏。他呆在那里,退也不是,进也不是。而管教知道奴尔就在门口站着,没有理视,继续起伏。事毕,提上裤子,穿好,扣上皮带,拿上枪出门。一只脚迈出门外时,扭过头来对努尔说:你要说出去,我加你的刑!管教还没有走上河沟,又拐回来了。一进努尔家门,就大声地斥问:哎,你怎么还不去上工?并随手“啪啪”两声,鲜血就从奴尔的鼻子里淌了下来。

权力,把人束缚在一个固定点的权力,就是如此蛮横、粗暴。然而,由《“寻找”系列》所记写的大量悲惨的事例来看,或许可以说制度、权力的蛮横只是外在的刚性原因,人间灾难之所以如此普遍、深重,与人性的丑陋有着直接的关系。

老革命齐鸣,之所以一进新疆就开始运交华盖,就是因为刘肖无的忌妒、排挤。JBH家庭本是革命家庭,但其六叔却疑心他父亲当家占有浮财,土改时说他家有雇工,一句话,就被改划成了富农,JBH一家就成了专政对象。1956年6月从上海调来商贸业务干部300人支援新疆,60人分到了西北贸易公司,成立了新疆交电公司,59人的工资都比在上海评定的级别压低了二至三级。这引起来疆干部的不满,13人不辞而别,剩下的47人在反右运动中因此事有46人被打成右派,业务能力强没有压低工资的业务科长江帆影打成了极右。1957年整风期间,任同奇学校的校长被责难,是他挺身而出解了他的围,但鸣放整风过后,他却被校长打击,无非也是因为他太能干。

《“寻找”系列》中类似的事例可谓举不胜举,稍微夸张点说,几乎从每一个冤案中,都可以看出人性丑恶的影子。以阴险的手段对待亲人,以丑陋的方式谋求自己的私利和欲望,以凶狠的方式打击同事以表现自己的进步、革命,这些都成为了社会普遍的“道德”准则,而在劳教农场、监狱中,更是如此,检举揭发、相互迫害,成为管控劳教、监狱人犯中常用的手段。

比如“文革”时新疆第一监狱有“冬训”的惯例,就是设法给犯人重新加罪的手段。每年冬训,每个小组起码都要检举出一两个反对改造的典型,作为批斗的对象,冬训结束时,有的会被加刑,有的会被枪毙。当时举国上下盛行的“斗、批、改”口号,在监狱中实际上是“斗、批、死”。许多人自己被别人批斗,但还希望别人犯的错误比自己的更大,以便解脱自己。有的人表现很积极,打人也很凶,但不一定有什么仇,下手狠,只是想表现得积极一点,好立功减刑。有时实在找不到检举、栽赃的由头,那就完全凭空捏造,而栽赃陷害玩过了头,甚至会把自己的命给搭进去。“文革”期间新疆第一监狱所破获的所谓“中国自由联盟”案,就很典型。此案源于管教干部周启胜想当官和囚犯索成福想立功减刑。索成福此人品行恶劣,一贯喜欢栽赃陷害、检举立功,他想制造一个反革命集团案,然后再揭发出来立功,而狱方也就顺着他的捏造不断追查、逼供信,最后硬生生地给逼造出了一个成员达十七八人之多的“中国自由联盟”反革命组织,被枪毙的就有六人,始作俑者索成福也玩火自焚,丢掉了性命。

但是除了生命的卑微、丑恶外,从《“寻找”系列》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人性的光芒与生命的顽强。

三年大饥荒时期,殷兰棋家乡河南与全国许多地方一样,都陷入饥饿的魔影,他在家中买了几十袋面粉,以备家乡的亲人来投奔,并且给舅母寄去路费,让她到新疆来躲饥荒。可他当生产队干部的表哥不让自己的母亲来,说一个干部的母亲都到处去逃荒,人家会怎样看待这个干部?结果舅母在家饿死了。随着人祸饥馑的蔓延,投亲靠友自流到新疆的饥民越来越多,没有能够救成舅母的殷兰棋竟然产生了“解民于倒悬,拯民于水火”的念头。可是他自己的定量也就那么几十斤,工资刚刚能顾住自己,又有什么办法。他想到要去整点粮票散发一下,哪怕能让一个人吃饱一顿饭,也就心满意足了!于是他联络了有同样情怀的张天中、张正生,从乌鲁木齐的西大桥粮店偷了整整两面袋粮票,自己没有留一斤,全都乘夜撒在乌鲁木齐的街头、学校。后来此案告破,殷兰棋被判死刑立即枪决,张天中被判有期徒刑20年,杨清波判包庇罪判刑8年。《乌鲁木齐公安志》“大事记”1960年9月26日条目曰:“‘中华游击队’反革命组织骨干殷兰旗盗窃粮票13400公斤,先后在市区街道、学校散发。翌年3月,该犯被抓获归案”。

王洛宾名满天下,他改编的新疆民歌,被人们到处传唱,他与台湾作家三毛的所谓浪漫故事可能也为不少人所知,在人们的视野中,他恐怕就是一个天才音乐家、风流艺术家,但是却少有人清楚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两次被判刑入狱劳改。《“寻找”系列》之《卷四》中,较为全面地采集、记录了王洛宾坎坷的遭遇,尤其系统地记述了他在新疆第一监狱十几年的狱中故事,从中我们不仅读到了人生的坎坷、苦难与世界的丑恶,也看到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自由的天性、人性的温暖、生命的顽强和对事业的虔诚。

王洛宾生性自由率真,好打抱不平,这直接导致了他后两次的被判刑、关押。头一次他擅自脱离部队返回北京,于1952年2月被新疆军区军法处以“长期逾假不归”免去文艺科科长职务,判处劳役两年。第二次表面上是对现实不满的“现行反革命”,而实际背后的隐幽是一位女演员被领导玩弄有了身孕,女演员的男朋友是王洛宾的学生,王洛宾打抱不平帮助写了一份揭发材料并代交到上级有关部门,“那位领导”没有被查,反而把他罗织罪名送入了监狱。王洛宾入狱后,想到了死,并曾试图用玻璃片割腕自杀,但因想到自己的孩子而终止。监狱的生活非常恶劣,尤其是三年大饥荒与“文革”时期,但他却始终保持着乐观、积极的态度。每天他都比别人起得早,跑步、甩胳臂、踢腿锻炼身体。因为饥饿,许多人都想法设法争取多搞一口饭吃,但他却忍着饥饿的肚囊,将自己的“扣碗”省下来一些给其他狱友。有狱友因不堪折磨想轻生,他就想法加以劝导。监狱里搞大批判,王洛宾从不发言,大家喊口号,不论喊什么口号,即便是“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他也是只举手不出声。但他却酷爱音乐,用音乐来活跃监狱的生活,利用一切机会搜集新疆少数民族的音乐材料。饥饿、折磨、批斗,都没有摧毁王洛宾的意志,但他却为了音乐事业而一度精神失常。监狱清查反革命案件时,把他以“扣碗”从民族犯人那里换来的半袋子民歌材料要付之一炬,王洛宾苦苦哀求,但这些他视之如命的音乐材料仍没有保住,他也被刺激得一段时间里精神失常。

三年大饥荒时从甘肃逃生到布尔津的费俊义,“文革”时期因为对林彪不满,把反对林彪的话写到一把纸条上,让纸条随风飘散。县里出动公安人员查“反标”,始终未获,而费俊义看到几个破案的人裹着皮大衣睡在办公室的长凳子上,室外冰天雪地滴水成冰,室内虽然生着火炉也冻得发抖,他顿生恻隐之心,于是自首。但却获15年徒刑,直到1979年才平反出狱。平凡人的怜悯之心与国家机器的冷酷无情,对比竟如此之巨!

 

五 以沉稳而独到的笔法,筑就廓大的历史档案馆

X先生现已完成的《“寻找”系列》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精简版《“寻找”撷英》三卷:《飞向光明》、《轶事》、《“寻找”与思索》。《飞向光明》共计写了比较完整、自成单位的十位受难者的经历与磨难。十位的身份并不一样,如早年参加革命的齐鸣、音乐家段蔷、普通女战士陈克珍、知识分子罗绍文等,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自觉投身革命或满怀建设边疆的理想来到新疆,但结果却都是被“光明”之火所灼伤、摧残。除了这一点外,这十位不约而同的秉性都是骨梗、正义,不愿听任命运的摆布,其生命在苦难中散发着的光彩而愈见人为的苦难之幽暗。其中段蔷的一生尤为突出。

提到段蔷,恐怕少有人知,其实他不仅是著名音乐家王洛宾的音乐知己、朋友,而且对新疆多个民族音乐的采集、整理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对柯尔克孜舞蹈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功莫大焉。他指导民间音乐艺人赛买提•阿不都改制了第一把具有新疆特色的乐器“艾捷克”;设计、监制了新疆民族乐队的第一件低音乐器低音热瓦普(2);成功地第一次将叶尔羌地区的十二木卡姆《木夏吾莱克间奏曲》从民间搬上艺术舞台。他利用一切机会竭力收集民间音乐素材,“没有照相机,没有录音机,他就用最原始、最笨的办法记谱、作图。白天走街串巷,和老艺人促膝谈“琴”,共歌共舞,晚上孤灯相伴,整理音乐资料,如痴如醉,常常通宵达旦”。

他遍访民间艺人不计其数,收集民歌及多部维吾尔古典长诗《艾力普和赛莱姆》、《塔依尔和卓合拉》、《费尔哈特和西林》等。他还收集了新疆本土一百多种乐器,包括已经失传或将淡出人们视线的民间乐器资料。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醉心音乐的音乐才俊,几乎从刚刚入疆起就不断地受到政治冲击和长时间的囹圄之灾。先是因为父亲国民党少校团副的出身,他从“三反五反”开始就成为运动的对象,“反右”时自然也没有逃过,一句“请让我集中精力搞音乐吧”,就被打成“极右分子”送去劳动教养。他好好劳动,努力改造,想早一点走出樊篱重新开始他的音乐之梦,在他得知“劳教”无期没有尽头时,他心中的那盏希望之灯熄灭了。面对一望无际的荒原,他万念俱灰,找来两瓶汽油,一古脑儿从头浇到脚,点燃自焚。全身大面积的烧伤,高烧不退,生命垂危,八个女劳教人员为他轮番日夜煽风降温,克州医院外科主任刘敬国硬是将他从死神那里拉了回来。

烧伤还没有痊愈,又被从医院拉回批斗,关进重押号,与已入监四年的学者买合苏木阿吉一同关押。阿吉不仅细心地照料段蔷,还对他说:“我是在波斯文、阿拉伯文中认识你们的大圣人孔子和道教鼻祖老子的,他们的智慧使我受用终生;你若懂得了波斯文和阿拉伯文,你也一定能在那里吸取更多的智慧的!” 段蔷拜买合苏木阿吉为师,学波斯文和阿拉伯文,“黑号”八个月,段蔷攻习了阿拉伯语、波斯语及其语法,学习了两种语言国度里的诗歌格律。因为段蔷无意中说漏了嘴,惹得监管对他恨之入骨欲置他于死地,他又被诬判刑,在一再的迫害和申诉无果时,段蔷再次陷入绝望,偷喝了两瓶柴油自杀。被救活后,杨森的侄子国民党少将杨云先老人,又教导他:你既然认为自己无罪,为什么要自杀?人活的要有骨气,活着就证明你自己没错!而那些整你的人才巴不得你死呢!再次被启示的段蔷,下决心在“劳动改造”中多学手艺。聪慧的段蔷在监狱中学会了大木工、模型工、画图、设计、机械加工,不仅可以领着人修房建屋,还会精雕细刻制作乐器。

1979年深秋,段蔷获得了自由。

之后的38年中,他凭着掌握的英、波斯、阿拉伯、柯、维、哈六种非母语语言文字的功力和音乐研究积累,主编了《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新疆卷》和《中国曲艺志•新疆卷》,出版了《中国•新疆民族乐器制作图鉴》和《柯尔克孜民歌700首》,创制了西域古韵《伊州摘变》,复原创制了唐朝就已失传的箜篌,并遗有近百万字的《段蔷音乐艺术论文集》:《柯尔克孜民歌分类法——兼论民歌分类法》、《新疆音乐地理学》和《“二无一”乐论》——这是段蔷六十多年沉潜于新疆各族裔音乐研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自己的乐学乐论体系。其中最具价值的是《音乐地理学》,其价值在于“对民族至上的否定”,他认为现在流行的以民族的划分去定位、解释音乐存在的做法是不妥的,会遗患无穷。

然而,X先生这里并无意书写所谓“苦难成金”、“凤凰涅磐”的故事,生命本不该如此劫难,智慧更不必如此激发。他所推崇和钦敬的不仅仅是段蔷独到之创树,而是他骨梗高洁敢于坚持真理,宁折不弯不屈无畏如“帕米尔之脊骨”一样的傲然风骨!

这样的不与时共鸣的风骨在现今的结果是坎坷不断,成果埋没,大家沉潜……如今,段蔷先生已离去,而他千辛万苦一生心血所采录来的新疆地方音乐磁带、所撰写的音乐理论著作,仍在默默地遭受着被尘埃侵蚀的命运。

相比较起《飞向光明》来,正如《轶事》卷的书题所示,其个人遭遇的相对完整的传记性不强,它共由13个“轶事”所组成,9个基本以单个人为单元;另外4个以地点或单位为集结,分别为:“九连往事”,“新疆日报社的那些人和事儿”,“‘砖厂’轶事”,“‘草湖’轶事”(砖厂,即新疆第一监狱;草湖,即草湖劳教农场)。此卷虽题为“轶事”,也颇多“奇闻”,但却同样无妄之灾连连,摧残痛苦满眼。具体内容,有待读者自己阅读,此不多赘。

《“寻找”系列》的另一个版本是完整的原版,分为6卷。其中《卷六》为精简版《“寻找”与思索》的原版(此为作者寻访调查时的足迹与心迹双重历程的记实与思索),其他主旨内容是“流人”、“劫遗”、“那年月”、“新疆第一监狱记事”、“草湖祭”。粗看,原版似乎不如精简版精练,好像有些冗长,不够集中,故事性也较差,但如果读者较为耐心一点,就可能会发现原版并非是缺乏提炼的产物,而是作者充分利用所调查的各种材料,并加以沉稳而平实的精心结构,建构起的一个更为完整、丰富、廓大的新疆乃至新中国“政治改造的灾难史”档案馆。对此,X先生在《卷六》、《卷四》的“寻找路上”“新疆第一监狱记事”中,都有较为具体的介绍。现不妨仔细听听他是怎样说的:

这些文字不是小说,也不是自己身历述写的人生故事,而是寻访者对寻访到的人生采访、挖掘和梳理。寻访到的人,有的记忆比较清晰说的比较详细;有的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三十多年而失忆,是想起来的星星点点,一次又一次的星星点点累积成的文字;有的是在寻访者鼓动下被寻访者自己记录下来的人生故事,有个别的自觉者已经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记录整理。这些文字,有的粗糙,有的拉杂,有的偏重议论,有的基本成形,寻访者根据这些采访挖掘和收集到的资料梳理出一个又一个人生故事。目的是给那个时代留个影子,给那个时代曾经的心伤者留下点生活的记忆。文字尽量真实,原汁原味,不添枝加叶,不夸张也不缩小,不随意臆想和猜测,也不对事情作任何的词语牵强和犀利的穿透,采访到啥就写啥,甚至对有些不实的话和对有些存疑的话,进行甄别、查证或说明。

对这些人的人生经历和故事,寻访者只是忠实地记录,如庭审证人的证言一样,钉是钉,铆是铆。证言,就要真名实姓(个别用化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真名实姓,对于一个有素质、有良知、有思考、有头脑、有思想和成熟者来说,他会冷静对待、认真反思,不会迁怒于人。我坦言,这些曾经我反复敲定过的文字不是创作,也不算什么著作,只能是一个寻访者从“人、人心、人性、人情、人道”的基点出发,对采访、挖掘到的人和事,进行梳理、结构、成文的一次呈现,是寻访者和被寻访者共同完成的作品。

文字用散文的笔法,尤其是用“散淡”的笔法,这里一个人,那里一个人,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点、橫、竖、撇、捺,或皴或染,或勾或勒,或深挖细掘精雕细刻,或“拿来”精缩拼贴,成为一幅三十年暗影浮动大写意的历史长卷。原想这些文字,纯粹一点,缜密一些,尽量能复原历史的真实场景,如《夹边沟记事》一样。可那样一来,多了感动人的生活细节,少了人物的历史来自成长背景;感染性增加了,文字的丰富性减少了。我以“求真”“考证”的精神去挖掘、整理人世间的心伤苦悲,不以动人的艺术为“的”攫人眼球使人震撼。这些文字是时间的结晶,不是智慧火花的瞬间迸射。

艺术可以感染人,而真相,可以促人反省,反省可以产生思想,思想可以改变社会,可以校正人类前进的脚向。

十年“寻找”,主要在乌鲁木齐市区。他们每一个人都像一个“点”,散布在乌鲁木齐83平方公里的大街小巷角角落落。若以“我”居地为原点画一红五星,再把寻找到的“点”用红笔标出,这六七十个红“点点”,顿使乌鲁木齐生动起来。数年来,我像一个织布的梭子,在这些“点”之间来往穿梭,身后留下的足迹点点成线,线线成面,面面成片,继而覆盖了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

……这些“点”,大都不是生长在新疆这块土地上的,他们的籍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17个省、直辖市的43个县市。如果把这43个县市的“点”和新疆的7个点在中国地图上标出鸟瞰的话,这50个点又星罗棋布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了。

这些“点”与中国的这个时代相关联,与中国的革命相关联,与新中国一个时期、甚至与中国的早期革命相关联。社会是一个整体,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点”,它既是一个孤零零的“点”,又可能是一盘棋上的某个关键“点”,有时这个关键点直和国家的中枢神经和文化命脉相连,甚至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者相连。如果有心,这些点在心上自然会成为一个“受难人物与名人交集图”。然而,这些社会生活、革命工作对社会和革命的贡献并没有给某个“点”带来个人的飞黄腾达,如遇风雨不测,还会为个人带来惨重的代价。     (——摘自“寻找”撷英之《“寻找”与思索》卷)

多年“寻找”,在新疆第一监狱服过刑的、见过、采访过和知道家庭地址、联系方式的41人,采访28人,单独成篇收入《卷一》和《卷三》中的10人,收入“附录”中简介的19人,未采访的9人,拒绝采访的4人。被访人提到的有故事和没故事的人名字共有300多人。他们的故事跨越了中国两个时代的半个多世纪,大多集中在解放初的30年间。

《卷四》“新疆第一监狱记事”分“上、中、下、外”四篇。

上篇从1958年监狱初建至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中“公安六条”颁布前止;中篇自“公安六条”颁布到1971年5月重新编队前止(主要是“劳动之苦,冬训之惨,案件之冤”);下篇是从重新编队后、“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至1979年2月中共中央宣布撤销《公安六条》落实政策止(主要是以“申诉,跑”为主);外篇是“狱中人”先后走出监狱之后到2016年7月28日陈香营去世前36年间的主要人物故事概略(主要写“申诉之艰,平反之难”)。    (——摘自:“寻找”系列之《卷四》)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沉稳而精心的布局,阅读《“寻找”系列》时,只要不是太性急,慢慢读下去,原版那些不少片断性的文字,慢慢就会逐渐淤积成沉重之感,越来越多,涓滴成海。所积聚起的情感,会让人在正文结束后,也不愿起身离开电脑,一页页地翻看附录的受难者名单,就像是看一场动人的电影的幕尾演职员表一样,缓缓地,缓缓地……久久不愿离去。亘在眼前的是“一幅三十年乃至半个世纪的中国暗影长卷,以及展开长卷画轴的身影。”

 

六 思想的寻找

全面性的身体管制与思想改造,其直接目的就是要让复杂多样的思想一体化,让难以规训的身体成为刚性政治机器柔软而温顺的加工材料,在相当程度上来说,过往的专政达到了这一目的,但《“寻找”系列》中,那些点滴存在的觉醒、抗争,则预示了这种专政日后的失败;而《“寻找”系列》所精心绘出的三十年中国的暗影长卷,所苦心营造的廓大而沉重的历史档案,不仅为我们保留了弥足珍贵的共和国“政治改造灾难史”的细节,而且也展示出了一个由平凡而伟大的灵魂的寻找与跋涉。

“在每个词的深处/我参加了我的诞生”(阿兰•博斯凯)

X先生,与诗圣杜甫同籍,1949年出生于一个偏僻山村的农民家庭,三年军营生活后复员到边城当了一名工人(我1975年与他在一个车间当工人)。他一心钻研技术, 37岁时走上了“自考”、读书、写作之路,结果这一走,就是30多年。

X先生的家境并不富裕,相当长的时间内甚至可用拮据来形容。他有两个孩子,妻子没有正式工作,常年做临工或帮助他人做家务。而远在河南老家的父母,生活更为艰难,他要时常回乡看望父母,又要时不时地接济家里。然而,他每个月却从不多的收入中,挤出钱来购买他所喜爱的书籍。他的阅读面相当广泛,但更侧重于那些深沉思考、灵魂拷问之作。这种阅读,自然不是一般的消磨时光,而是寻找自我、寻找精神之友的跋涉,故相当用心、用力。“读来读去,写来写去,集腋成裘就有了七十多万字”,就有了他面世的沉甸甸的第一本著作。

2010年腊月二十九那天,林贤治《夜读遇罗克》中的一段话,闯入了他的眼睑:

……在世界上毕竟有一些上帝的子女,怀着悲悯的心情关注着他们,探寻着他们,记录着他们。他们如此珍惜自己的经历,别人的经历——广大人类的苦难记忆。在中国,有哪一个用笔工作的人,曾经给予“黑七类”的子女……以同情的一瞥?谁还记得起他们?

读到这里,他的心“抖”了一下,像被一记重锤击中。于是,一个“寻找”的意向在他的心里诞生了!正月初四,他父亲去世二十八周年忌日的夜里,他梦见已去世七年的母亲,又听到小时候和母亲远足时母亲常说的“不怕慢,只怕站,站一站,二里半!”那句话。

自此后,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就多了一个或骑单车、或乘公交、或独步,肩挎包、身装录音机、照相机的坚定的“寻找”者:一个孤独的身影,独自体味着发现、碰壁、失落、欢喜、悲伤、苦涩,独自一步步地反反复复丈量着边城的那些街路巷道,一点一滴地拨开历史的尘封。没有人,没有机构给予他以任何“基金”和“经费”的一分钱资助,家人并不知道他写的什么,只是巴望着写出的文字能换来一点稿费,而心知肚明的他只是无声地双重付出、从没有奢望两方面的回馈,朋友也多不赞成这个潜隐着险厄的“寻找”,最多只有来自个别思想深邃者的赞赏与鼓励。慢慢,这条孤独的“寻找”之旅,不再那么孤单:常治中、朱世奇、罗绍文、汪新泉、彭志宪、陈香营、段蔷、杨方……一个个承载着历史苦难的个体出现在他的生活中,这些人大多成了他的无话不说的朋友;更多的逝去的、遮蔽的人与事,经由幸存者的讲述,也慢慢从历史的尘埃中走出,渗出往昔岁月的幽暗血痂。在这条孤独的“寻找”之途,梦中的思考乃至恐惧的梦魇也常常不请自来,音频在一小时一小时地叠加,笔记在一页页地增厚,整理的文字在一行一行地堆积……终于汇成了煌煌六卷170万字,一个新中国“政治灾难史”的档案赫然呈现!和历史真相一次次邂逅的同时,思索的颗粒也在一粒粒地凝聚裂变,于是,他的思想有了新的挺进、升华……

 

天翻土地泣,地覆鬼神惊。

旧伤疤未除,争说中国梦。

我欲歌天朝,怎奈满目忧。

后顾无福娃,前瞻未曦明?

新伤添几多,不知何仙境?

“吏”“别”复吏别,何方唤诗圣?

这几句诗是“寻找”系列《卷六》的结语。

——细细思琢,何其沉重!

一天,一股苍老感突然从内心涌起,也就是在那一天,我最终下定决心认真阅读《“寻找”系列》,决定为它写几个字。如今这篇粗糙的文字已成,而更大的悲哀再次涌起:X先生十年来从岁月的遮蔽中唤醒的诸多老人,一个个又离他远去,彻底成了他笔下的人物;似乎永远不老、不会死的段蔷先生也突然仙逝,只留下孤独的X先生,去整理、抢救他的音乐遗产和捕捉他的凛然傲骨。而X先生也已届七十,正在步向晚年。

他的《“寻找”系列》,会成为他永生的墓志铭?还是会随着他未来的离去而消散……

 

后记:本序所介绍的这部民间史,至今无缘出版。本序完成于2018年底,因担心作者因笔者的介绍被添列入他笔下人物之列,故此稍做了修改,隐去了一些有关作者及其主人公的身份信息。

——2020年5月8日补记

作者介绍:姚新勇,中国大陆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当代文化批评,中国当代民族问题。著有《主体的的塑造与变迁》、《悖论的文化》、《寻找:共同的宿命与碰撞》、《文化民族主义视野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等著作。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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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至于马寒冰、孜牙•赛买提也都没有善终,前者1957年反右时服毒身亡:《可歌可泣马寒冰》(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bc6f7101018hur.html);后者也在“反右”运动时被打倒、入监,不知所终。本文中相关人物的历史情况,除特别注释外,均出自《寻找》系列。另外,本文多有直接或间接转述自《寻找》系列的文字,除大段摘录外,均不做注释。

2, 第一把低音热瓦普由艾萨汗琴师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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