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浙江台州一位货车司机在公路上遇见了一位打招呼问路的大爷，大爷抱着锅碗瓢盆，从安徽来，准备去台州黄岩区投奔亲戚，他没法查导航，也没有手机，现在正徒步赶路，他问司机还有多远到城里。

大爷的故事，经自媒体平台传到网上，成了一个现代奥德赛的传奇故事，说大爷没有健康码，坐不了车，从安徽徒步千里来到浙江，引发全体网友的同情和愤怒。但6月23日早上，反转就来了：大爷是坐火车到杭州的，接着转车至绍兴。铁路部门还说，没有健康码，也能坐车。

新闻报道截图

闹剧一场，人们很快也忘了这件事，至于大爷为何深夜还在野外徒步，也不得而知。但“徒步千里”之所以引起广泛共鸣，是因为，技术时代对老年人的确不太友好，几乎要把他们抛下了。

新闻再怎么反转，也无法否认这一现象的存在。没有健康码的老人们，被公共交通抛下，被挡在小区之外，事情屡见不鲜。

无论如何，数字鸿沟，作为一种社会鸿沟，是始终存在的，且逐年加大。疫情期间特殊的社会控制，更将其陡然拉开。

奔涌的技术时代如何面对庞大而沉默的数字遗民，这场大流行展开了新的维度，考验着我们的日常与社会伦理。

崩溃于智能手机

疫情期间，我采访过几位被智能手机搞到崩溃的老年人。

一位是武汉的阿姨，她在1月中旬感染了新冠肺炎，一个月后治愈出院。但麻烦并未到此结束，她身上还有癌症，化疗迫在眉睫。武汉此时大多数门诊都停了，她的主治医师叫她下载某个APP，虚拟问诊。

这位阿姨刚失去一位至亲之人，现在是独自生活。一位亲戚远程指导她，弄了一上午， APP始终下载不来。没被新冠肺炎打倒的阿姨崩溃了，大哭了一场。

许多老年人看病，面对网上预约挂号、缴费等流程往往无能为力

还一位是老陈，4月份，他从四川回南方某城市复工，老陈今年58岁，原本是建筑工人，现在年纪大了，改做保洁。他的出租屋租在某个城中村，那里平时管理松散，但疫情期间加强了控制，只留一个进出口，建了扇临时的门，且需要健康码。健康码要在小程序里设置，老陈有微信，但他从来没听过小程序。

他站在路边跟外地家人打电话，外地的家人对此也一无所知，弄了几个小时，天也黑了，手机也没电，他仍未能回到出租屋。

没有智能手机，在城市里变得寸步难行。他想找个住处都存在困难，便打算在地铁口对付一晚上。是附近一位年轻人路过，了解了他的困难，帮他租了个充电宝，并申请了健康码。

那位热心肠的年轻人，将此事发到了个人社交媒体，然后才进入了媒体报道的公共视野。原本，吃了闭门羹的老陈，跟沉默的老年群体一样，他的故事也是不被看见的。

2020年3月20日，一位老人使用非智能手机(俗称“老人机”)无法扫健康码，黑龙江五大连池市防疫人员与老人发生肢体冲突，导致老人“面部受伤流血”

信息化覆盖至社会的每个角落，给年轻人带来了不可斗量的红利，也造就了一条护城河，把老年人拦截着城外。

网络是个公共话语空间，它是年轻人的，是年轻人可以沸反盈天的世界，但在这里，老年人始终是数量庞大的失语者。

据国家统计局的2019年数据，其中60岁以上的人，上网比例仅23%。每四个人中，有三个人未曾接触过网络。此外，4月28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4.5%。也就是说，有5亿人是不上网的。

疫情加速了社会治理的信息化程度，网购、扫码等迫使一大批“数字遗民”不得不进行“赛博移民”，试图逃离由疫情及其控制措施所制造的孤岛。各大平台上，智能手机老年用户均剧烈增长，就说明了这一点。

孤岛

疫情期间，武汉的老刘几乎全家感染，女儿刚去世，13岁的外甥女急需救治，77岁的他不得不上网求救，他在发出的第一条微博，只有两个字：“你好”。

“你好”二字，像是拨通了一通未知的求救电话，是一场艰难的“造访”，跨越了巨大的数字鸿沟。

一次采访中， 我了解到一位武汉的独居老人。老人浑身基础疾病，家人们也纷纷确诊新冠肺炎住了院，独居在家的她没有智能手机，没法上网，也不能跟家人们视频通话。只能一次又一次地翻座机旁的电话本，给所有能联系上的人打电话，打给亲戚，甚至打给不熟悉的人。她的家人告诉我，他们知道她孤独，孤立无援，想见儿女们，但却无能为力。最后老人在孤独中去世。

3月初，一位武汉的微博用户发出求救，她的奶奶在医院里情况不太好，家人想连视频看一看老人家，安慰她，减轻她的心理压力和恐慌情绪，他们把平板送去医院，但始终没连上，也没能见到她最后一面。

应对新冠疫情的最好办法，可能是物理疏离，这对年轻人的生活影响甚微，我们可以尽情地网上冲浪。但这让老年人陷入了孤岛，瓦解了日常生活的运作。

新冠疫情压缩了日常的生活空间，没有网络，他们便难以重建社会生活的参与感。有年长者曾说：”我们感觉自己就像站在一座建筑的外面，无法进入其中。”

美国网站“Senior Planet”的工作人员给全美2000多名老人打电话，询问他们在隔离期间需要什么，回答大多数跟网络相关。很多人想要Zoom视频会议的教程，这样才能跟人视频通话，也有人想要游戏、远程医疗、乘车应用等教程，他们想参加虚拟社交俱乐部，想在线约会，想跟世界保持联系。

生意应运而生。比如Candoo，这是美国一家帮助老年人浏览技术的公司，用电话教客户如何使用Zoom和其他视频通话软件，接管老人们的屏幕，并告诉他们在哪里点击。

显然，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有的老人对媒体说：“跟病毒斗争已经不容易了，与技术斗争增加了另一个层次的压力。”

与社会隔离有关的风险是深远的，医学已经表明，老年人的孤独感与抑郁症、心血管疾病、功能衰退和死亡等息息相关。

技术应该用以减少这样的风险，而不是拉开其中的鸿沟。

消除数字鸿沟

消除横亘在老年人面前的数字鸿沟并不简单，必须要正视数字准入障碍的问题。

这是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它不仅关乎日常生活，也可能给特殊时期的社会心理留下深重的影响，更涉及社会治理的的宏大命题。

“数字鸿沟”一词来自美国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权力的转移》一书，信息化带来了“数字机遇”的发展红利，但也因信息落差造就两极分化的趋势，潜藏着新的不平等，存在于不同国家、地区之间，不同种族或者文化程度或者收入水平。当然，也存在于不同年龄之间。

数字鸿沟应该具有一个公共性的含义。准确来说，是不同人在信息获取、使用和借助数字资源参与公共活动的程度，存在着日益扩大的差异。

数字能力强弱，带来强大的“挤出效应”：自动化，使数字能力孱弱的中老年工人，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

这在韩国最为明显。韩国是信息产业大国，同时也是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字化带来企业大换血，很多员工远在退休年龄到来前，便被迫退休，只得从事一些低收入的工作。2018年，韩国有133万的60岁老龄零工，其中90%的人，从事快递、保洁等高强度低收入的工作。

接下来的问题是，随着快递保洁等行业的信息化、自动化，他们又将何去何从？数字社会的进化，会形成一种反复叠加的阻力，妨碍老年人公平地参与社会。

2002年，世卫组织提出积极老龄化的概念。它为各国的老龄化政策提供了框架：健康，参与和保障。当各行各业被大数据、AI、5G等创新技术颠覆时，我们应该重新考虑积极老龄化的内核、路径极其归宿。

老人们抛下公共交通，被挡在门外，事情零星地发生着，健康码的问题看似问很小，但也值得反思：技术，以及掌握技术的我们，对待老年人该有怎样的内在伦理和价值导向。

数字普惠的重要性，不会随代际变化而消失。技术社会在进化，每一次创新，都会给一代人带来适应性的挑战。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教授、老年病学家路易丝·阿伦森说：“我们如何对待长辈，既决定了老年人的现在，也决定了未老先衰者的未来。”

中国将在2027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也就说，65岁以上的老人将占总人口比例的15%，老龄化问题会造成多大的社会压力，不得而知，但可预见的是，届时我们的经济仍将是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当我们谈论数字鸿沟下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时，我们谈论的，既是现在的他们，也是未来的我们。

 

编辑 | 董可馨

排版 | GIN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