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知道,地球是球形的。但试想,你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呢?又有几个人亲自去验证过这一点?

科技史学者沈辛成日前在讲座中提了一个问题:“人们为什么会相信某个理念?如果你刨根到底,就会发现,其实他们往往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大抵都只告诉我们某个已被验证的定理、真理,只要记住就行,而很少告诉我们那为什么是对的、是怎么来的,更少去讲其它的论证观点,当然也就不会去鼓励反思、质问,因为你怎么能质问已经被证明是对的东西呢?

这次新冠疫情期间,我曾遇到一位,对有些英美人不相信疫苗、坚拒种痘,嗤之以鼻,但他本人却又强烈反转基因食品。我问:“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两件事的内在逻辑其实是一样的?”他顿时愣住了。

我本人既不反疫苗、也不反转基因,但我觉得,那些人不信疫苗,哪怕看起来愚昧、不可思议,但如果并不只是出于反科学的恐惧,而是因为对疫苗的疑虑,有一套自洽的理论,那也不难理解。其实反转基因的人虽然常被科学人士讥讽为“反科学”,但使用的同样是科学的话语,只不过他们强调的是实验结果的不可预测性和演化的不可控性

当然,一个人去推断、验证某个理念,这不一定保证他得出正确的结论,更常见的倒是人群分裂为几派自洽的理念体系,彼此针锋相对。这只要看看各大宗教的教派分裂史,不难明白。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传统潜在地鼓励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表明它注重理念的完整延续,多过对理念的反思质疑、创造性解读。

很多学者早就发现,中国缺乏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那种“求知”传统。在西方的知识传统中,面对宇宙的奥秘,设问的方式通常是一个智性问题:“为什么?”但儒道法各先秦思想流派着重的却是如何建立社会秩序,乃是一个规范问题:“如何?”

张德胜在《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一书中据此认为,“孔子是彻头彻尾的规范人、社会人。他只关心人伦秩序、个人修养,至于其他问题,都成为次要”,因为孔子相信,只有人人都按照自己所属角色地位的规范去做,社会才能顺利运作,结束当时的混乱。问题在于,这样一个“规范人”,势必倾向于要求人不假思索地行动:

社会规范与医师的处方一样,当事人不必知之,只要照办就行。所以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人认为这充分表现出他的愚民立场,实则他只是申述行为规范的本质。

时至今日,这仍是中国社会的现实:很多时候,学生、下属、团队都只是在贯彻执行师长、领导的想法,不鼓励思考,也不需要有你自己的想法,听我的没错,照做就是。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不必知道,也不用费力去想,有这力气还不如花在如何把事做到位上。

在某种程度上,这其实就是“洗脑”——尽管这话似乎听起来刺耳,但客观地说,任何一个社会要顺利运作,都需要其成员接受一套默认的社会规范,不假思索地行动。甚至可以说,所有社会都是洗脑的,自觉抵制、反思、质疑,其实是在一个特别强调个体自主性的环境中才会得到鼓励。

很多人也许不知道的是,“洗脑”一词原本就是汉语,英语对应的brainwashing一词,就是1950年朝鲜战争时,美军在对志愿军战俘审讯后对汉语的字面直译。在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对峙中,该词迅速得到广泛传播,进而用来广泛指代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相关现象,到1980年代后“出口转内销”,又进入了当代汉语中,以至于好多人还以为这是直译自英语的外来词。

撇开这个词已附着的意识形态不谈,这段历史也确实给我们一个启发:一个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被视为正常的现象,从个人主义的视角出发,会看作是一种试图控制、主宰个体意志的行为,因为洗脑含义的基本要点是违背个体意志。这就像孙隆基在《美国的弑母文化》中所说的,东亚文化中被歌颂的“慈母”,在美国文化中却会被看作是用亲密关系来控制个体,阻碍其实现独立自主。

或许可以说,也是因为中国社会这些年来个人主义逐渐兴起,那些原本不成其为问题的现象,才被问题化了。在90后同事身上,我就经常发现他们有一种意识(尽管有时并不直接说出来):“要我做可以,但你先告诉我为什么。”我家老大,小时还不会质问,但到了七八岁后,他就会经常问:“为什么?”——这个设问并不真的只是求知,也隐含着反抗

这里一个吊诡的地方在于: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下,帮助你理解为什么,同样可能是一个思想动员的洗脑过程。试想下就知道,教导普通士兵“为何而战”,是军队中政委的重要使命。当你“想不通”时,其实是反思、批评的萌芽,但这却被视为贯彻落实行动时有待解决的问题,于是会有人做思想工作,让你想通,最终服务于更好地完成上级指令。

真正难办的,倒是那种阳奉阴违的形式主义,所谓“认认真真走过场,扎扎实实搞形式”。这是一种世故的疏离:不想知道为什么,只是照做,但内心理解、认同与否则是另一回事。反过来说,它也并不一定要求你发自内心地认同,只要你在形式上保持一致——然而这边界极为模糊,潜移默化之下,也可能弄假成真。就像父母的教诲,有些孩子会阳奉阴违,有些孩子会公开叛逆,但长大后却发现自己越来越像父母。

不难想见,这样的系统难以产生思想家,因为犀利的思想很可能被视为社会的异类,而难以被大众所效仿。金雁说,东欧在剧变后著作仍然盛行的前领导人只有前南斯拉夫的吉拉斯,但吉拉斯也曾谈到,没有坚定信念、没有反思能力、没有信仰的人只会当“螺丝钉”的人更容易存活下来。结合中国社会的情况来说,那就像是一个被社会规范所标准化了的个体,所有看起来是他自我的东西,其实都是社会对他的要求,并不真正是他自己的。

当然,说到“反思”,似乎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事,但它的发端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一种好奇心。了解一个理所当然的事物何以如此,这本身就是祛魅、解构的过程,因为你知道了它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那它也就再无神秘可言。正因此,当有人说“就这么做”时,至少你可以在心底里默默问一句:“为什么?”记住,这既是求知,也是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