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回顾了病毒起源调查的来龙去脉，直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严控相关研究。科学政治化恐将导致下一场疫情失控。
艾未未的记录片《加冕》拍下从武汉封锁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探讨了中国国家控制的政治幽灵。
(德国之声中文网) 根据美联社调查显示，自第一个已知的新冠病毒患者遭到感染一年多以来，中国政府严格控制所有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研究，在打击一些人的同时，积极推广新冠病毒外来说。
另一方面，美联社发现，中国政府正向在中国南方研究病毒起源的军方科学家发放数十万美元的补助金。美联社获得的内部文件显示，中国政府正在监控这些科学家的研究结果，并规定任何数据或研究的发表都必须得到批准，该工作组由习近平主席直接下令。
这是中国政府内部罕见的泄密事件，这几十页未公布的文件证实了许多人长期以来的怀疑：高层授意严控病毒起源调查。因此，公开的资料很少。当局严重限制了信息，阻碍了与国际科学家的合作。
杜克大学流行病学家格雷戈里 (Gregory Gray)负责监督中国的一个实验室，研究传染病从动物到人的传播。他很好奇这些研究到底发现了什么。
他说:“也许他们的数据不是结论性的，或者他们出于某种政治原因压制了这些数据。我不知道……我希望我知道。”
美联社对中外科学家和官员进行了数十次的采访，并参考公开文件、泄露的电子邮件、内部数据和中国政府内部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文件等。这些资料揭示了政府保密和自上而下控制的模式。这种模式在整个病毒大流行期间显而易见。
病毒起源政治化
正如美联社此前的记录，这种文化已经推迟了对流行病的警告，阻碍了与世界卫生组织的信息共享，并妨碍了早期测试。熟悉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科学家说，同样的做法也针对敏感研究。
一位经常与中国疾控中心合作的公共卫生专家说：“他们只选择他们可以信任的人，那些他们可以控制的人。军事团队和其他团队正在努力工作，但是否能公布，全看结果。”
这位专家由于害怕遭到报复，不愿透露姓名。
这场病毒大流行已经使北京在全球舞台上的声誉受损，中国领导人对任何可能表明他们在疫情传播中存在疏忽的调查结果都保持警惕。
中国科技部和国家卫生委员会正在管理对冠状病毒起源的研究，但他们没有回应美联社相关的询问。但中国外交部曾以书面表示，新冠病毒已在世界许多地方被发现，科学家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国际科学研究与合作。
美联社获得的文件将新的研究限制与中国几十年来最专制的领导人习近平联系起来。不过一些中国科学家表示，没有分享结果只是因为没有发现任何有意义的东西。
中国著名病毒学家张永振说：“我们一直在寻找 (病毒起源)，但我们没有找到。”
内部文件显示，中国政府很快开始要求中国的所有新冠病毒研究都要得到政府高层官员的批准。批评者说，这一政策使研究工作陷入瘫痪。
在将病毒起源研究政治化方面，中国领导人远非孤例。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搁置了一个由美国资助的项目。这项研究欲寻找中国和东南亚动物上所带有的危险疾病，但特朗普却切断了中国和美国科学家之间的联系。
特朗普也使寻找病毒起源的工作变得复杂。他直接指责是中国武汉实验室的一次事故引发了这场大流行。虽然一些专家说，不能排除这种理论，但目前还没有证据支持。
研究新冠病毒的起源对预防未来的大流行至关重要。虽然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国际小组计划在1月初访问中国，调查这场大流行的起因，但其成员和议程必须得到中国的批准。
一些公共卫生专家警告说，中国拒绝让国际科学家进一步进入中国，而此举已经危及了近20年前确定非典爆发源头的全球合作。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健康研究所的创始执行主任马泽特 (Jonna Mazet)说，中美科学家之间缺乏合作“令人失望”，美国科学家无法在中国工作带来的后果“是毁灭性的”。
她说：“有太多的猜测围绕这种病毒的起源，我们需要退后一步……让科学家得到真正的答案，而不是指责。”
北京如何严控疫情起源调查
对新冠病毒起源的隐秘追寻显示了中国政府是如何试图引导这种说法的。
搜索始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这是一个庞大的、低矮的集合建筑，首批人类新冠病毒病例就是在这里发现的。科学家们最初怀疑病毒来自市场上出售的野生动物，比如与非典传播有关的狸猫。
去年12月中旬，华南商贩江达发(音译)开始发现有人生病。首先是一位60多岁的打工者，在摊位上帮忙清理动物尸体，不久，和他一起下棋的朋友也病倒了。第三个是40多岁的海鲜贩售商人，他也被感染，后来死亡。
病人开始陆续涌入附近的医院，到12月下旬触发了警报，惊动了中国疾控中心。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立即派人调查。
起初，研究工作似乎进展迅速。但江达发说，1月1日一夜之间，市场突然被勒令关闭，禁止商贩取物。中国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从门把手、污水和市场的地板上收集了585个环境样本，当局用消毒剂将综合体喷洒下来。之后，他们会将里面的一切东西用推车搬出来，然后焚烧。
美联社获得的中国疾控中心内部数据显示，到1月10日和11日，研究人员正在对武汉的几十个环境样本进行测序。为世卫组织提供建议的加拿大微生物学家科宾杰尔 (Gary Kobinger)给他的同事发了邮件，分享了他对病毒来源于市场的担忧。
他在1月13日写道：“这种冠状 (病毒)与SARS非常接近。如果我们不管意外……那么我会想查看这些市场上的蝙蝠（出售和野生的）。”
到1月下旬，中国国家媒体宣布，其中33个环境样本的检测结果呈阳性。在提交给世卫组织的一份报告中，官员们说，有11份标本与新的冠状病毒相似度超过99%。他们还告诉联合国卫生机构，大小老鼠在市场上很常见，大多数阳性样本集中在一个小贩买卖野生动物的区域。
与此同时，江达发因为害怕污名所以避免告诉其他人他在华南海鲜市场工作。他也批评了中美之间因此而来的政治角力：“将这种疾病归咎于任何人都是没有意义的。”
进入2月，病毒继续迅速蔓延，中国科学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新冠病毒的研究论文。随后，两位中国科学家的一篇论文在没有具体证据的情况下提出，病毒可能是从市场附近的武汉实验室泄露的。后来论文被撤下，被怀疑是当局为了控制言论才这么做。
2月24日，中国疾控中心实验室的一份通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指示”下，投入了新的出版审批流程。其他通知则命令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不得与外部机构或个人分享任何与冠状病毒有关的数据、标本或其他信息。
然后据国家媒体报道，3月2日，习近平强调对新冠状病毒研究进行“协调”。第二天，中国内阁、国务院将所有新冠病毒有关的发布工作集中到一个特别工作组。美联社获得的这份标明“不得公开”的通知，范围远比此前疾控中心的通知要广，适用于所有大学、公司和医疗研究机构。
该命令说，在习近平的指示下，研究的交流和发表必须像 “一盘棋 ”一样精心策划，宣传和舆论队伍要“引导发表”。该令还警告说，擅自出版者，“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要追究责任”。
一位前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说：“这些规定非常严格，而且没有任何意义。我认为这是政治性的，因为海外的人可能会发现在那里说的东西可能与中国说的相矛盾，所以这一切都被控制了。”
他不愿意透露姓名，因为他们被告知不能对媒体说话。
密令过后，研究论文潮放缓成了涓涓细流。虽然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刘军回访了近20次，收集了约2千份样本，但这些样本所揭示的内容却没有任何公布。
5月25日，中国疾控中心高福在接受中国凤凰卫视采访时，终于打破了围绕市场的沉默。他说，与环境样本不同，该市场的动物样本没有一个检测出阳性。
这一消息让科学家们大吃一惊，他们甚至不知道中国官方曾从动物身上采集样本。这排除了市场作为病毒的可能来源，以及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许多首批病例与它没有关系。
图说
随着市场被证明是一个寻找起源的死胡同，科学家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在病毒的可能来源，蝙蝠，上面找寻病毒。
病毒最初来自蝙蝠？
美联社报导，在中国云南郁郁葱葱的山谷深处，有一处矿井的入口，这里有一个蝙蝠栖息地。这些蝙蝠身上带有与新冠病毒最相近的病毒。
这个地区引起了科学界的浓厚兴趣，因为这里可能蕴藏着导致全球170多万人死亡的病毒起源线索。然而对于科学家和记者来说，由于政治敏感性和保密性，这里成了一个没有信息的黑洞。
两位知情人士说，最近一个来访的蝙蝠研究小组设法采集了样本，但被没收了。新冠病毒专家被勒令不得对媒体说话。而美联社记者团队在11月下旬欲前往时，便衣警察开着多辆汽车跟踪，并封锁了道路和站点。
在距离武汉市场近千里的地方，蝙蝠栖息在云南省迷宫般的地下石灰岩洞穴中。中国南部与老挝、越南和缅甸接壤的这一地区，土壤肥沃、土质松软、雾库和植物生长茂密，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科学家们担心像这样位于中国南部云南省的洞穴中的蝙蝠与人类的接触。在美联社探访的一个云南洞穴，入口处悬挂着粗大的树根，黄昏时分，蝙蝠飞出，飞过附近一个小村庄的屋顶。洞后一个祭坛附近的地面上溅满了白色的粪便，钟乳石上挂着红黄相间的佛教祈福绳。村民们说，这个山洞曾被一位来自泰国的佛教僧人作为圣地修行。
蝙蝠和人们在洞穴中祈祷、狩猎或采矿之间这样的接触让科学家们感到震惊。这种新冠病毒的遗传密码与蝙蝠冠状病毒的遗传密码惊人地相似，大多数科学家怀疑新冠病毒是直接从蝙蝠或通过中间动物跳入人类体内的。
新加坡杜克-国大医学院的王林发教授说，由于中国和整个东南亚地区都有藏匿冠状病毒的蝙蝠，因此新冠病毒的野生动物宿主可能在该地区的任何地方。
他说：“某个地方有一种蝙蝠，其病毒与冠状病毒相似度高达99.9%。”他强调，蝙蝠是不会管人类的国界的。
有关新冠病毒的研究正在泰国等国家进行，冠状病毒专家瓦哈拉普赛德 (Supaporn Wacharapluesadee)博士正带领科学家团队深入乡村收集蝙蝠样本。在8月的一次考察中，她告诉美联社，“在任何有蝙蝠的地方都能发现病毒”。
中国科学家迅速开始测试潜在的动物宿主。记录显示，传染病专家夏雪山获得了140万元人民币（21.4万美元）的资助，在云南对动物进行新冠病毒的筛选。国家媒体2月报道，他的团队从蝙蝠、蛇、竹鼠和其他动物身上采集了数百份样本，并刊登了一张蒙面科学家身穿白色实验室大衣，围着一只笼子里的大豪猪的照片。
不过接着，政府的限制就开始了。样本的数据仍然没有公开，夏雪山也没有回应采访的要求。美联社的一篇评论显示，虽然夏今年合作发表了十多篇论文，但只有两篇是关于新冠病毒的，而且都没有关注它的起源。
如今，科学家们曾经勘察过的洞穴正受到当局的严密监视。安全人员在云南各地的三个地点尾随美联社团队，并阻止记者探访2017年研究人员确定对SARS负责的蝙蝠种类的洞穴。在第二个地点的一个入口处，一个充斥着游客自拍的巨大洞穴，当局对美联社关上了大门。
一名公园官员说：“我们刚刚接到县里的电话。”随即一名武警就出现阻挡。
RaTG13病毒是在2012年被发现的，当时有6名打扫充满蝙蝠的矿井的男子神秘地患上了肺炎，导致3人死亡。武汉病毒学研究所和中国疾控中心都对这个竖井中的蝙蝠冠状病毒进行了研究。而尽管大多数科学家认为新冠病毒起源于自然界，但也有人说，它或近亲可能是被运到武汉，并被误泄露。
武汉病毒学研究所蝙蝠专家石正丽一再否认这一理论，但中国当局还没有允许外国科学家进入调查。
一些国家支持的科学家说，研究工作照常进行。著名的病毒学家张永振获得了150万元人民币（23万美元）的资助来寻找病毒的来源，他说，合作的科学家们正在给他送来各地的样本，包括中国南方贵州的蝙蝠和北方数百里外河南的老鼠。
他说 :“蝙蝠、老鼠，它们身上有没有新的冠状病毒？它们有没有这种特殊的冠状病毒？我们做这项工作已经有十多年了。这不像是我们今天才开始的。”
张拒绝证实或评论有报道称，他的实验室在领先于当局公布病毒的基因序列后被短暂关闭。他说，他没有听说过对发表论文有什么特别的限制，他的论文唯一经过的审查是他所在机构的例行科学审查。
但没有国家支持的科学家们抱怨说，在中国南方获得动物样本的批准现在非常困难，而且政府资助的团队的研究结果鲜为人知。
新冠源头争议再起 湖北疫情初期文件曝光
在人类遭遇新冠病毒一年之际，在中国官方的信息政策下，不仅中国目前新出现的病例，基本都是“进口食品’引起的，而且对病毒起源的讨论，也越来越多指向外国。
北京宣传病毒外来说
中国不但控制了国内的研究，中国当局也在宣传病毒来自其他地方的理论。
记录显示，政府给中国科学院科学家毕玉海（Bi Yuhai）提供了150万元人民币（23万美元）的资助，毕玉海被聘为起源研究的带头人。毕玉海与人合著的一篇论文指出，6月在北京市场爆发的疫情可能是由来自欧洲的受污染冷冻鱼包装引起的。
中国政府控制的媒体用这一理论表明，武汉最初的疫情可能是从国外进口的海鲜开始的。然而，国际科学家拒绝接受这一观点。世卫组织表示，人们通过包装食品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性很小，认为病毒不是从中国开始的是“高度推测”。毕玉海没有回应采访请求，中国也没有提供足够的病毒样本进行明确分析。
中国国家媒体也广泛报道了来自欧洲的初步研究，表明去年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废水样本中发现了新冠并毒。但科学家们基本上否定了这些研究，研究人员自己也承认，他们没有发现足够的病毒片段来确凿地确定它是否是冠状病毒。
而在过去几周，中国国家媒体断章取义地将一位德国科学家的研究，解读为疫情始于意大利。这位科学家是生物安全研究所所长科库勒 (Alexander Kekule)，他多次表示，他认为病毒最早出现在中国。
内部文件显示，多个政府机构还赞助了关于中华穿山甲可能作为中间动物宿主的研究。在今年2月的3天内，中国科学家就广东海关官员查获的从东南亚贩运的马来穿山甲中与新冠病毒有关的冠状病毒分别发表了4篇论文。
但现在很多专家表示，这个理论不太可能。新加坡杜克-国大医学院的王林发教授说，在穿山甲中寻找冠状病毒似乎不是“科学驱动”的。他说，血液样本将是新冠病毒存在于珍稀哺乳动物中的最确凿证据，到目前为止，在穿山甲的身上还没有找到匹配的证据。
世卫组织表示，正在研究包括猫、雪貂和仓鼠在内的5百多种其他动物，作为新冠病毒的可能中间宿主。
不见踪影的中国零号患者
中国政府也在通过对旧流感样本的重新检测来限制和控制零号患者的搜索。
中国医院每周都会从有流感样症状的患者身上收集数千份样本，并将其储存在冰柜中。美国疾控中心驻中国办事处创始主任叶雷说，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对新冠病毒进行再次检测，不过政治因素可能就会决定结果是否公开。
他说：“不这样做是很疯狂的事……政治领导层在等待这些信息，看看，这些信息是否让中国看起来很愚蠢？… 如果它让中国看起来很愚蠢，他们就不会公布。”
在美国，疾控中心官员早已对1月1日以来根据流感监测计划收集的大约1.1万份早期样本进行了检测。而在意大利，研究人员最近发现了一名曾在2019年11月患病的男孩，后来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
但在中国，科学家们只公布了两家武汉流感监测医院的回顾性检测数据，仅湖北省就有至少18家，全国则有500多家。这些数据只包括去年中国收集的33万份样本中的520份。
这些巨大的研究差距不仅仅是因为缺乏检测，还因为缺乏透明度。美联社获得的内部数据显示，到2月6日，湖北省疾控中心已经在武汉东南的黄冈市检测了100多个样本。但结果并未公开。
流露出来的少量信息表明，2019年该病毒在武汉以外的地方流传得很广。这一发现可能会让中国官员对他们早期处理疫情的做法产生尴尬的疑问。中国研究人员发现，到1月2日，距离武汉一百多公里的一名儿童已经感染了病毒，这表明病毒在12月广泛传播。但据一位直接了解这项研究的科学家说，早期的样本没有进行检测。
这位因害怕报复而匿名的科学家说：“研究时间段的选择是非常慎重的，因为太早去可能太敏感了。”
世卫组织在7月撰写但在11月发表的一份报告称，中国当局在2019年12月发现了124例病例，包括武汉以外的5例。世卫组织即将访问中国的目的之一是在12月之前审查医院记录。
世卫组织团队成员、冠状病毒专家达斯扎克 (Peter Daszak)说，确定疫情来源不应该被用来入罪。
他说：“我们都是共同的一部分。而在我们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我们永远不会摆脱想要寻找罪犯的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