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发表了《可惜韩寒不读书》一文后，我看到韩寒对于我的质疑都做出了回应，比如天鹅绒革命，比如素质决定论，他的《说民主》一文，显然比《谈革命》一文更有诚意，但是同样有很多常识性的错误。
有网友希望我再度回应，作为辩论的一方，如果不回应对方，那是对他最大的藐视和不尊重，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作为一个男人，关键时刻还是要硬挺着，真要为此下岗，那也只好认命了。
韩寒：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谁都不希望来个卢旺达式的民主，虽然这并不是真正广义的民主。有时候缓缓来，有时候突然来。也许它来的不那么彻底，来的不那么全部，来的不那么美式，来的不那么欧式，但在你的余生里，它一定回来，回首起来，可能还来的有点平淡。
答：中国国民素质的问题，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客观条件约束，就是人多资源少，孔子说过，仓禀实而知礼节，对于一个快饿死的人，他偷面包，你用道德和素质去要求他，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中国现在一个特殊的情况，是贫富差距太大，整个社会财富已经足够让每个人平均过上较好的日子，但是却因为权力的集中以及利益集团的极度自私，导致财富大量集中在少数人手上。民主有助于解决这种贫富差距（请注意我不是在说平均主义），让底层的百姓也能过上体面一点的生活。生活体面了，大家的素质就会提高了。你天天为了明天的口粮发愁，还顾得上体面，顾得上素质吗？所以，现在是到了不民主，素质没法提高的阶段，你不能苛求一个天天为了口粮而搏命的底层，素质能够突然有一天提高，必须通过民主的方式来进行财富的相对合理分配，才能提高素质。
韩寒：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所以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我认为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问题并不是要把共产党给怎么怎么样，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体制只是一个名称。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所以更要着眼改良。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答：这句话是有毛病的：
1、假定八千万党员、三亿亲属都不爱民主？我认为党员当中很多精英分子，他们在满足了生存和安全的需求之后，也有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你把他们都假定为一群只懂追求物质，丝毫不热爱自由民主的人，这是不对的，要不怎么解释他们中的很多人把孩子都送到美国去呢？（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所提出。将需求分为五种，象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分别为：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
2、中国有13亿人，即使扣除3亿人，加上韩寒眼中素质不够民主要求的4亿农村人，那还有6亿其他人呢。难道为了7亿人的愿望，消灭另外6亿人？
3、民主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我说的利益互相博弈，这一方面保证多数人利益，但是更重要的是让少数人的利益也能得到承认，民主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承认多数人利益，同时也保障少数派的利益，否则就是多数人暴政。我曾经批评过一个观点：就是有种论调说，要把朝鲜作为中国安全的屏障。按照这个逻辑，为了国家安全，朝鲜之后要把东北作为屏障、东北之后要把上海作为屏障、然后华中华南，都可以为了“国家利益”牺牲掉。所以多数人暴政导致的是逆向选择。是一种反民主的思维方式。
韩寒：如果革命到来，文人应该扮演一颗墙头草，但是必须是一颗反向墙头草，文人需有自己的正义，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响力就越不能有立场，眼看一派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绝对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张，不能跟随任何的信仰，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全都假想成骗子，不听任何承诺，想尽办法确保不能让一方消灭其他方而独大。
答：我认为韩寒是错的，文人该干的事情，是站在自己认为对的那一边，你连自己认为正确的都不能坚持，还指望你能站在弱小的那边？弱小未必就是合理，强大未必就是错误。利比亚的最后，卡扎菲和反对派相比，卡扎非算弱小吧，你准备怎么办？
韩寒：我不认为天鹅绒革命能够发生在中国。不谈当时的国际局势，也不说整个捷克的人口只有北京的一半。相信天鹅绒革命其实就是选择相信了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鹅绒革命，我认为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你不能把一场完美的革命常挂在嘴边来反驳也许未来不完美的改革。
答：这个问题的答案比较长，需要耐心阅读，所以放在最后。
有一次，我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节目（已经很长时间不看电视了），里面一位嘉宾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李稻葵，他有一个说法让我记忆深刻，他解释中国为何不会像日本那样，进入失去的十年，他的话大意是：日本的经济停滞，有很大的程度，是因为日本社会缺乏变革的共识，所以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日本并没有从体制等各方面进行相应的变革，这导致它的经济结构很难调整。而中国，应该说，遇到困难需要改革的共识，三十年来一直就有，（哪怕现在已经形成各大利益阶层板结的局面，这句话我加的）但是广大的中国人民还是有着变革的意识和危机感的，所以他认为，对中国不要太悲观。
说实话，之前对李稻葵的很多观点未必赞同，但是他这个表态，我还是感觉到了什么。
然后我和冬眠熊2010、吴伟BJ等前辈交流时，也得知，对于未来变革的强烈愿望和危机感，无论从高层到底层都是一直存在的，尤其是张木生先生说的那句话：“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还有吴敬链老先生一直呼吁的改革；所以，确实不能轻易地断定，中国的精英阶层看不到现状以及未来可能的悲剧局面。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由于经济发展的原因导致现在各大利益集团的形成，要推动改革，单独依靠一种力量是不够的，所以乌坎这样的理性维权就显得十分重要，因为这样的理性维权，是可以给体制内开明力量以推动力的，是可以推动变革的。研究中国社会变革的学者专家们不应该小觑。
所以，这是我对中国社会相对乐观的理由，一方面是体制内的危机意识很强，另外一方面则是民众的权利意识逐步高涨，比如汕尾市委书记说：老百姓一天比一天聪明，一天比一天难管。说的就是这种状况，而且随着互联网的发达，民众的学习能力在提高，维权意识和技巧也在进步，这就导致社会管理的方式也要做出相应的改变。
因此，这是我反对把革命简单理解为暴力革命的原因，作为一个所谓的中产阶级，我个人一直是反对暴力革命的，而且，暴力革命是很难带来真正的社会进步的，而是很可能变成李自成进京。
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底层变革的愿望，也许恰恰是乌坎这类的理性维权，给社会管理者施加了压力，让他们做出了应对，只要管理者不是抱着秋后算账的心态，而是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这将成为未来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遗产和社会管理路径。所以有人把乌坎比喻为小岗村，也许并不是很过分的。
但是，这里需要很多要素，比如民众有明确的维权诉求，自律而不过激的行为，社会管理方能够控制使用暴力的欲望，依法办事，类似的个案才不会形成一个又一个的死结。
没有底层的维权意识觉醒，那是不行的，但是，只有底层的意识觉醒，却没有上层的主动推动，那更是不行的。未来的中国，一定是在双重作用力下互相推动，靠任何一极，都很难成行。
在文章最后，还是要以个人名义表达下对韩寒先生的感谢。如果没有他的《谈革命》，我恐怕是没有勇气去谈及这些领域的。恰恰因为有了他的先行，让我们有了讨论的机会和空间，所以这个感谢是发自内心的。尽管昨晚，有网友，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很不厚道地嘲笑韩叔在找回场子，但是回头想，人家说的也是在理的。
另外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第一篇文章的标题，有标题党嫌疑，《可惜韩寒不读书》，只是调侃，算是模仿下韩寒的风格吧，不料遭致很多网友抨击误解，特此澄清下，韩寒一定是读书和思考的，否则不会有那么多精彩的文字贡献给大家，但是在这个领域，我愿意和他就事论事地讨论这些问题，而不是带着其他更多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