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人们一心一意想着他们的家庭和房子，他们在那儿找到安息，忘掉世界的愚蠢和自由地体验他们的创造性才华。他们在自己的房子里布满各种用具和可爱的东西，他们试图改善他们的食宿，他们想为了使自己生活变得愉快，修建小别墅，照料自己的小汽车，将更多的兴趣放在食物、穿着和家庭舒适上。简言之，他们将兴趣转向他们私人生活的物质方面。

——哈维尔，1975年4月，《给胡萨克的公开信》

大约是1993年左右，学者崔卫平打开一本被她束之高阁的朋友赠书，她并不认识书的作者，更不知道他是捷克总统，“如果我知道他是一位总统，我就不会去读他的书了，因为我从来不会想到，一个总统，他的书、他的想法会和我有任何关系。”

她漫无目的地翻看，看到一页，作者说，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因为共产主义者把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了解完了，但世界比这个描述要复杂和神秘一千倍。她又翻到一页，作者说，也许我也信仰点儿什么，我可以信仰生活。“我看书首先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1990年代初感觉非常压抑，在精神上不能呼吸，”崔卫平说，“这两句话就特别打动我，而我还不知道他是谁。”

其实在1989年以后，瓦茨拉夫·哈维尔最著名的文章之一《无权者的权力》已经被人翻译成中文，以手抄本的形式在中国的知识圈里流传，但崔卫平当时并没有读到它。她开始一篇篇地翻译哈维尔，第一篇就是《给胡萨克的公开信》，“那篇是最难译的，但那样一种描述的方式我觉得非常好，从整体上描绘了这个国家的精神面貌。”

就这样，仿佛是命中注定，1970年代的捷克开始降临到1990年代的中国。1974年，出身庄园主家庭的哈维尔38岁，在一家啤酒厂打工，早晨5点起来滚啤酒桶。6年前，苏联的坦克碾碎了“布拉格之春”，也碾碎了许多捷克人的生活，作为一名荒诞派剧作家，哈维尔的剧本很长时间不能上演。1975年，他发表了一篇给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的公开信，在信里，他描绘了捷克在消费热情和经济增长之下隐藏的社会精神和道德危机：所有的正派标准——真理、坚持原则、忠诚、利他主义、尊严和荣誉——都已坍塌，而自我中心、伪善、冷漠、懦弱、恐惧、屈从，从个人责任中逃脱出来并无视其普遍的结果——这样一些东西正在蔓延和系统地发挥作用。

“什么是人们事实上害怕的？”哈维尔问，是审判？拷打？失去财产？流放？还是死刑？都不是。残酷的极权统治已成历史，如今的当权者采取了更微妙和精致的形式，一种生存压力制度笼罩了整个社会，每个人都身处其中。“这是那种可怕的蜘蛛，它的看不见的网直接覆盖整个社会；是那种所有恐惧的道路最后消失的尽头；虽然对于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内，都不能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这张网，不能触到它的细丝，但甚至头脑最简单的公民都清楚地意识到它的存在，承受它每时每刻沉默的在场，并采取相应的行为。”

“如果在人们维护他们已有东西的防御性尝试背后是恐惧，”哈维尔继续写道，“那么变得日益明显的是，为赢得他们目前还没有占有的东西的侵略性努力的主要推动力是自私和野心勃勃。在近代很少有像这样一个社会制度如此公开和厚脸皮地给这些人提供领域：一旦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时便支持任何事情的人；在追逐权力和个人目的中准备做任何事情的没有原则的和没有脊梁骨的人。”

崔卫平把文章翻译出来，并和朋友们分享，“它首先让我能够开口说话，那时我们处在一个失语的状态，找不到一个能够描绘生活的状态，对我来说，描绘生活是很重要的，找到一种对于我们的生活环境的理解方式是特别重要的。”在朋友的鼓励下，她一点一点地翻译着哈维尔的其他文章，前后用了10年时间，结成了一本《哈维尔文集》。

很难估量这本从未正式出版的文集对中国知识群体的影响。“你知道，我是电影学院的教师，”崔卫平说，“我在大学从事文学研究，我在自己的专业上花了更多的力气，我也觉得自己在专业上是合格的，但好像我被提及更多的是翻译工作，而不是我的专业。有点儿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吧。”

无权者的权力

一个羞赧而达观、礼貌却坚毅的人，他把无权者的权力表达得精准无误，他在共产党的监牢里待了5年，在秘密警察的严密监视下生活了20年，其间他的作品受到压制难以发表。他当了14年的总统，写了19部戏剧，启发了一部电影和一首饶舌歌曲，他是同代人中最富吸引力和最不墨守陈规的作家之一。

—— 2011年12月19日 《纽约时报》讣闻

给胡萨克写信时，哈维尔住在距离布拉格 150公里 外的赫拉得切克，因为经济条件的好转，他已经离开了啤酒厂，被问及为什么要住在乡下时，他说，起初我们是想和别人一样，在假期和周末有个去处，然而逐渐地，我们越来越多呆在乡下，越来越少呆在布拉格，直到有一天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事实上已经住在这儿。

但哈维尔事后反思，最终离开布拉格，是因为他在那儿已经无事可做，而他还不得不总是担心因为访问了谁或者去了哪儿给别人招惹麻烦。公开信发表后，他准备了一个“应急包”，里面有雪茄（他是个老烟枪）、牙刷、牙膏、肥皂、一些书，一件T恤、一些泻药等等，只要离开屋子他就随身携带。

牢狱之灾暂时还未到来，来的是他的一个摇滚乐迷朋友，并向他推荐了捷克的地下乐队——“宇宙塑料人”。这支乐队成立于“布拉格之春”以后，以披肩发、奇装异服、放荡行径和高分贝的摇滚乐对抗官方的“正常化运动”（要保护的“只能是那惟一的花朵：马克思主义的红蔷薇”），他们其实对政治一点儿也不感兴趣，歌词也完全不提政治，他们想要的无非是自由地玩摇滚而已，有人评价说，“他们没有要求当权者赏给自己更多的自由，相反地，他们的行径就好像自己已经拥有了自由一样。”

40岁这一年，哈维尔成了“宇宙塑料人”的忠实粉丝，某种程度上说，这支乐队是他“反政治的政治”论述的绝佳案例。在那篇最富盛名的《无权者的权力》里，哈维尔讲述了一个水果商的故事：

某个水果店经理在陈列橱窗上贴了一幅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标语是上面批发水果时同时发下来的，水果店经理拿过来往橱窗上一贴就完事了，这是习以为常的事情，问题在于，水果商真的关心无产者大联合这件事情吗？“这并不是因为他想让人家来看它、相信它，而是同千千万万同样的标语一样，来构成这个人人皆知的生活全景。”哈维尔分析说，“人们无须相信这一切，但他们不得不装成笃信不疑的样子，至少对一切都默许、忍受、随波逐流。这就够了。就是这样，人们确认了这个制度，完善了这个制度，制造了这个制度，变成了这个制度。”

但假如有一天，水果商突然决定停止张贴标语，并且在政治会议上讲心里话——他开始拒绝仪式，这就破坏了游戏的规章，麻烦也将随之而来：经理职位被解除，他被派到仓库去。他的工资降低了，他在保加利亚度假的希望成了泡影。他的子女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受到了威胁。他的上司会来骚扰他，同事们会对他大惑不解。“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实中生活必然是对其最根本的威胁。”哈维尔判断。

拒绝千篇一律和陈词滥调，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在真实中生活，哪怕他们从事的不是政治活动，这或许就是“反政治的政治”的真义，也是“无权者的权力”的来源——“它产生于存在的层次，即人类意识和良知的层次。这一层次里的力量是不能用信徒、选民和士兵的数量来估量的……”

哈维尔1978年的“预言”在1989年11月成为现实：作为“公民论坛”的发起人之一，他领导了捷克斯洛伐克民众的抗议示威，不流血地实现了政权的和平过渡。

乞丐的歌舞剧

1989年的事件证实了我很长时间感受到的某些事情。在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不同的外国记者来访问我，每次他们都说，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从来不参加到他们中来，他们从来不奋起，因为他们满足于现状，或者至少与之达成妥协，诸如此类等等。我经常对他们说，你能够知道什么？在这个社会的灵魂中蛰伏着巨大的潜能。

——1992年，哈维尔与波兰老友米奇尼克对谈

哈维尔曾经历过“布拉格之春”中全民族范围内对苏军入侵的和平抵抗，那时冷漠已经统治捷克斯洛伐克若干年，而人们仍保有尊严和良知，这当然让人满怀信心；结果不出一年，整个社会再度被冷漠症压倒，那些曾经赤手空拳对抗坦克的人们说，无所谓啊，我们必须好好照料自己的花园……哈维尔再一次感到目瞪口呆，他对波兰思想家亚当·米奇尼克说：“此时我意识到我们既同时是帅克和土地测量员K，而我们也都是扬·胡斯（捷克宗教改革家，献身于教会改革）。这些性格在我们所有人身上同时存在。”然而，接下来却又是奇迹，“我一次又一次地相信，在我们的社会中，仍然有着巨大的沉睡的善意。”

这不禁让人想到，远在缅甸的昂山素季同样会被认为是有些乐观的看法：“我其实并不真正理解犬儒主义到底是什么。你必须清楚，人们所说的，未必是他们想要去做的。这种情况会永远存在。……这件事情很有意思，以前人们会声称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令人惊讶的是，一旦空间开了一点小口子，哪怕只是一点儿，你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行动，去改变。”

对人性相对较高的估计，在崔卫平看来，可以解释为什么哈维尔从剧作家走向政治家，“一个行动的人之所以那么做，一方面是相信自己行为本身的意义，另一方面是相信自己的行为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获得意义，能够增加这个世界上‘善的总和’。”

“我能够理解有些人对‘我们的社会仍然有巨大的沉睡的善意’这句话不产生共鸣，因为看了太多让人绝望的事情，”崔卫平说，“但乐观来源于对自身的估计，如果一个人没有对自己绝望，就没有理由对他人绝望。”

不过，哈维尔的“乐观”也招致了批评，俄裔美籍诗人布罗茨基在一封公开信中就劝告他不要“制造幻象”，“无论怎么说，把社会建筑在人是邪恶的这个承诺上要比建筑在人是善良的这个承诺上来得慎重。……‘新理解’、‘全球责任’、‘多元变位文化’在本质上并不比后来民族主义者的怀旧乌托邦或暴发户的企业家白日梦好多少。这种玩艺无论怎么符合条件，都还是建筑在人是善良的这个承诺上，这类措词也许适合那些管理民主工业国家的蛊惑人心的政客，但不适合你这个需要知道人类心灵真正状况的人。”

从本质上说，哈维尔是典型的“60年代人”，反对一切循规蹈矩（很多人都会提到，上任的第一个月内，他就邀请滚石乐队来访，并且在总统府的走廊里玩起滑板），2009年崔卫平与哈维尔见面时曾向他提问：什么是你一生中贯穿始终的东西？哈维尔答：冒险性。“我觉得他不只是反对极权，也反对西方技术理性高度发展下，刻板公文背后的冷漠与缺乏责任感。”崔卫平说，“他的底色是艺术家，是偏艺术气质的知识分子。”

颇富深意的是，痛恨重复、简化，整个生活都在反对陈词滥调的哈维尔在当上总统后，因为本身担当的角色，却也不得不屈服于此。“我责成自己千百次地自我重复，向我的听众发出简单明了的呼吁。当我做一个演讲，我意识到我不能使用复杂的长句子，我必须尽量简洁和结束在一个能够理解的呼吁上面。我经常发现当我提出一个有原创性的句子，但把它解释三遍之后，它已变得陈腐。”

他痛恨写发言稿，但每当秘书为他写时，他就感到尴尬和脸红，“结果是，我试图自己写，”他对米奇尼克说，“但是我又痛恨做这件事，你不知道昨天要写一个今天的发言稿是多么的讨厌……”

“我理解这个。”他的秘书打断了他，“昨天，我建议我来写那个发言稿，但是我意识到我是在彻夜痛苦地写一个你将发现痛苦地把它念出来的东西，我决定，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当中只有一个人忍受痛苦。”

从1989年到2003年，哈维尔在总统的位置上坐了14年，历经大事无数，包括捷克与斯洛伐克的分裂。他对经济缺乏兴趣，他感情丰富却往往犹豫纠结，他在妻子去世后一年即另结新欢，乃至他支持北约轰炸南联盟的立场都为他招致了批评，但在离任之际，他仍享有55%的支持率。

离开

因为我确实是一夜之间被抛进一个神话世界，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不得不回到大地，意识到神话故事仅仅是人类原型的投射，这个世界在其所有结构上并不像神话故事。因此，虽从未尝试成为神话世界中的国王，却发现自己实际上通过一种历史的偶然性被抛进这个位置，在狠狠地摔到地上方面，在从令人兴奋的革命世界进入例行公事的官僚世界方面，我并没有被赋予外交上的豁免权。

——哈维尔， 2002年9月19日 ，在纽约市立大学学生中心发表演讲

这是哈维尔最后一次对美国进行官方访问，在一场名为《向政治告别》的演讲里，他自问：“在差不多13年内我本人是否有所改变，这难于理解的漫长的总统生涯对我产生了什么影响？”

“于是我发现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他自答，“尽管这些经验应该带给我更多自信，但事实正好相反。在这段时间里，我变得对自己更加没有把握和更加谦卑……那些任期比我短的其他总统，他们兴高采烈地互相见面或与其他重要人物见面，上电视或发表演讲，这一切只会让我感到更加可怕。有许多次，在一种几乎是非理性的恐惧中，我故意地回避了某个值得欢迎的大好机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浪费了机遇和伤害了一个良好的动机。总的来说，我似乎越来越犹豫不决，对自己亦是如此。”

该如何理解自己的这种转变呢？

哈维尔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他更加理解加诸他身上的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他周围的人和世界，甚至包括他自己的良心都不再问什么是他的理想和目标，他希望如何改变世界，反而开始问什么是他实际上达到的、他的意图有哪些结果、他希望留下什么，“我忽然感到，正是曾经使我站出来反对极权主义政权并为此入狱的那种精神性的和知识分子的焦虑不安，目前令我怀疑自己工作的价值，也怀疑我曾经支持过或影响过的那些人工作的价值。”

他告诉听众，自己不是在说感到挫折，“我只是在说：通往理性、和平和公正的道路意味着许多艰巨的工作、自我否定、耐心、知识、一个冷静的视野，并且甘冒被误解。这将不再依靠神话世界和其中的英雄，也不再依靠将诗人提升到推翻帝国和军事联盟这样位置的历史偶然性。诗人的警告之声应当更仔细地被听到和被认真对待，甚至比银行家和证券经纪人的声音要更严肃地对待，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指望这个世界在诗人的手中突然转变为一首诗。”

2008年，哈维尔完成了荒诞剧《离开》，讲述了一个沉迷女色的老政客不愿意面对政坛外生活的故事，不过他把更多的退休时间留给了国际社会的异议人士——似乎是对七八十年代自我的一种回归，他支持古巴和白俄罗斯的反对力量，也一直在为改善缅甸和朝鲜等地方的人权状况鼓与呼。

2011年3月，根据《离开》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布拉格上映，这是他作为导演的处女座，也是他参与的最后一个公共项目。同样在3月，哈维尔主要著作的英译者、加拿大作家保罗·威尔逊（Paul Wilson），也是“宇宙塑料人”乐队的鼓手向哈维尔谈及自己即将去探访“后革命”的埃及，“你觉得埃及人为民主做好准备了吗？”哈维尔问。“你们在1989年的时候为民主做好准备了吗？”保罗反问。

2011年12月17日 ，赫拉得切克。哈维尔在睡梦中停止了呼吸。他来不及知道，自己的著作终于要用阿拉伯文出版了。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