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 | 分享哈维尔，分享共同的底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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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兹泽克的文章中写到这回为哈维尔做传的约翰·多恩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哈维尔”，这个人有着一些完全是不可靠的习惯：嗜好法国妆饰、睡得很晚、爱听摇滚乐；而且不止是一个时期，他的“生活作风”不严谨，最后一次出狱后的前几个星期，他是和一个情人度过的。但所有这些“远不会使哈维尔的英雄形象受到玷污，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使他的功绩显得具体可感”，因为对今天的读者来说，这些看似可恶的缺点也许正是他闪光的优点和令人感到可信的原因。不管我们当中不同的人们怎么看待这些事，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哈维尔远非圣徒。他从来也没拿圣徒的标准要求自己（我敢说他根本没有想过这件事！），也没有拿这个口是心非地要求别人。在一次回答“你和奥尔嘉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时，他坦率地承认：上帝宽恕我的罪行肯定不止一种。撇开这些个人生活的细节不谈，作为一个后来成为一国之首的公众人物，他的面貌如何？他的思想如何？许多情况同样超出了国内不管是赞同还是力图贬低哈维尔的人的想象。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曾经向捷克人问起：“哈维尔给他的前任胡萨克写那封长信时，看上去是一个充满愚蠢的、不着边际的、完全不懂实际生活的知识分子，完全是堂·吉珂德式的。是否有许多人认为他不是一个讨厌的家伙便是一个傻瓜？”这种大运是怎么叫他撞上的？而这样的一个人在美国，比一个企图竞选的歌星球星更不可能当选。他说得有道理。包括哈维尔其他的那些文章，按任何一种专业政治学的观点看，都可能是外行的、难以归类的、不着边际和不值得加以认真对待的。他自己也经常声称自己缺少很多东西，包括一些专业的知识（政治学或经济学方面的）。那么他对于我们到底有没有意义？有什么样的意义？
 　　首先需要拎清的是哈维尔不属于任何一种特殊利益的集团，连知识分子精英团体都不是。他的名为《知识分子的责任》那篇文章是1995年的一次演说词，其中也只是谈到知识分子是一些“有远见的人”。1989年“天鹅绒革命”以前的文章中，他很少用“知识分子”（intellectual）这个词，他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和由这个身份而产生的什么什么。看起来他对这个身份满不在乎。他不以此自居。当然不止是哈维尔，和他一起做事情的朋友们也都持这种态度。克里玛在《布拉格精神》一文中谈到这个城市所具有的悖谬时说：她为自己拥有中欧最古老的大学和相当有数量的文化名人而骄傲，而同时很少有地方像这里的人们这样轻视学问的，在别处他直接将此表达为“厌恶精英”。这完全不难理解：如果这个城市的某些街道在一个世纪内就被改了好几次名称，她再三处于被蹂躏、被践踏的悲惨状态之中，她所蒙受的耻辱也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任何人所蒙受的，她所遭受伤害也是所有在这个城市的人所遭受的，那么，个人本领再大、学问再深，也没有什么特别可夸耀的，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得他能够高居于他的其他民族同胞之上。怎么可能全民族是蒙羞的而他个人是光荣的？全民族是灾难深重的而唯独他像一颗闪亮的明星一样高挂在天上？那些落在他邻居头上的不幸难道不同样落在他的头上？那些打在老百姓屁股上的板子难道不碰到他的臀部？子弹或坦克不打穿他的头脑和压碎他的身体？程映虹文章《自由的不能承受之轻》20中提到的那部年轻的电影学院学生拍摄的短片中的情况所言正是：一对夫妇正在做爱，忽然来了一个陌生人，赶也赶不走，于是敲开邻居的门求救，发现所有的人家都来了这样讨厌的、赶不走的陌生人。这部“影射”苏军入侵的影片当时遭到禁演，这是自然的。人们感到伤害自己邻居的东西也正在伤害着他本人，于其中无人能够逃脱，这也是自然的。在这样的社会中，何来这个“著名”、那个“知名”地迎送往来！何来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阶层的特殊风貌及其使命！当然，这并不是否认有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的确做出了杰出的成就，更不否认专业领域中工作的重要性，这里仅仅是说，这样的“积分”并不带到这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去，他在那里所从事的工作和身份仅仅同所有人一样，对剧作家哈维尔来说是重要的或难以忍受的事情对一个看大门的普通人同样地重要或难以忍受。顺便地说，事情会不会是这样：在自己的专业上越踏实、越沉得住气的人，在进入公共事务活动时，也越踏实和沉得住气。因为他在自己专业领域的活动中，在面对和处理专业工作的全部细节时，建立起了基本的工作伦理和做人的伦理。有评论家说，即使哈维尔没有做后来的那些事，作为一个剧作家他也仍然完全成立和享誉世界。而当哈维尔跳出自己剧作家的专业范围来谈问题和做事情时，他便把自己放回到一个普通人的身份中去，取的是和所有其他人、包括各行各业的人都能普遍分享的立场。哈维尔本人在文章中也爱用那位年轻捷克人电影镜头中所取的一个小词：“邻居”（neighbours),这指的是和自己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之下的活生生的人们。
 　　“生活在真实中”当然不可从字面上来理解，尤其不可把它放到私人生活中当作一个僵硬的尺度。哈维尔绝无那种意思。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关于托马斯不给儿子和编辑带来的情愿书上签名那一段，是对于消极自由的捍卫因而是有着非同寻常的积极意义的；但当他用萨宾娜的嘴说出：“保守着那么多恋爱的秘密但一点也不感到难受的原因，相反，这样做才使得她生活在真实之中时，”，即使是黑色幽默，也显得轻佻了一些。他当然知道自己留在国内坚持抗争的同胞哈维尔说的什么意思。这句话实际上指向人们普遍的一种生存状态：与后极权制度之间的“心照不宣”的共谋关系。这种制度到后来完全丧失了它早先具有的任何理想色彩，它之所以得到维持，除了依靠赤裸裸的专横、蛮横，靠的是表面上一层薄薄的面纱，即那些意识形态的口号及种种仪式。谁也不去主动揭穿它们，甚至谁也不去认真对待（政权也决不希望人们认真对待），人们在各种公开场合嘴巴上讲的是一套，实际上做的是另外一套。每个成年人的生活都在这都在两个层面同时开展：一方面口是心非地做着那种意识形态的游戏，另一方面接受来自政权的公开的贿赂（完全是有条件的）——种种实惠或各种既得利益。每个人自己那么去做，他实际上也在要求大家都这么做，都来配合这种虚假的游戏，共同造就那种“普遍的常规”。不同阶层的人只是卷入了不同的层次。从表面上看，这样的生活还可以捱下去，人们专注于自己的小日子，但他们同时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人人都得忍受他道德上、精神上的被阉割，忍受自己的种种虚伪、伪善像个活生生的小丑和小人，忍受自己的忍受和接受实际上是如履薄冰的脆弱的生存处境。由此个人被编织进一个哈维尔称之为“自动的社会总体”，成为它的工具，每个人即是它的受害者，也是它的支持者。而如果事情反过来：水果商不再悬挂那种莫名其妙的标语，人们不再参与那些虚假的仪式（如选举之类），幕后的真相就暴露了出来，他们个人所面临的威胁暴露了这个政权缺乏合法性这样一个非常脆弱的根基。因此，“生活在真实中”在后极权社会里，它同时提供了这样几个方面的维度：一、存在论方面的维度，使人返回到他自己的内在真实之中（existential demension——returning humanity to its inherent natuer ）；二、认识的维度，如其所是地揭示现实（noetic dimension ——revealing reality as it is ）；三、道德的维度，给他人树起一个榜样（moral dimension——setting an exampele for other ）四、政治的维度（political dimension）。哈维尔尤其强调最后一点的重要性，“生活在真实中”这个命题完全具有潜在的政治含义，这种现象可能是后极权社会特有的：道德的也是政治的。“假如这个社会的主要支柱是生活在谎言之中，那么生活在真实之中是对它的根本威胁。”21
 　　稍微考察哈维尔这个思想的来源，不难看出其中有着存在论的深深痕迹，也可以看作他本人艺术家背景的一个结果。也许有人不赞同这样看问题的视角，认为将这些东西用在社会、政治领域中，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但从他的出发点开始，后来却完全通向实际生活、通向对于社会现实和个人现实整体的、富有穿透力的描述，对此我们不能说他的思想仅仅是“外行”和“浅薄”的。任何人从任何理论出发，只要是达到了对于所处社会富有洞见因而是富有原创性的揭示，都是极为可贵和值得欢迎的。怕就怕那些声称是在揭示社会本质的某个方面，但却在这种“揭示”中，更深地将人们所处现实掩埋（用存在论的话说即“遮蔽”）起来的高论，马克思将此表述为“不结果实的花朵”。出于学术上的抱负是另外一回事，但如果要谈论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就不能停留在仅仅是“二手”的理论上，完全忽视自己周围有名有姓“邻居”们的存在和他们对于生活的实际感受。
 　　这样，被称之为“社会对抗”的就不是像通常所表述的那样，在代表不同的经济力量或政治利益的人们之间展开，而是在谎言/真实之间、权力/良心之间、人的尊严/忍受屈辱之间、生活的多元、多样化目标/压制力量的专横意志之间进行。反抗的力量就不是传统政治中的以夺取权力为目标，而是来自于“生活”本身的多元、多样化的要求，和实现这些要求的基本权利。“从最初，这种冲突就不是于实际权力工具的组织化层面上开始，而是产生于人的意识和人的良知，人的存在的层面。……因此，它的力量不在于某个特定的社会政治团体，而是遍布于整个社会，包括官方权力结构的潜在力量。因此这种力量并不依靠自己的一兵一卒，反而是靠敌人供养的百万雄师——所有那些生活在谎言中的人，终于在某一刻（至少在理论上有这样的可能）出于真实的力量而揭竿而起”。22并非出于政治目的和发生在政治层面，哈维尔又起用了一个“暂时的”概念：“政治之前”（pre-political）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凡是对于生活有真诚愿望的人，哪怕是对自己的工作有着真正的热情和积极性的人，都有可能和这个体制发生冲突。哈维尔谈到的一个例子是当他失去了剧作家的工作在一个啤酒厂打工，他的顶头上司S君是个酿啤酒的高手，一心一意想把啤酒酿好，而对啤酒一窍不通的该厂领导却不想这么干，结果这个人因为自己的工作热情得罪了某些人的“自尊心”，最终他也成了一个“持不同政见者”(dissident），被推向体制的反面。针对主要是由西方媒体上体现出来的误解，哈维尔指出，“反对派”(opposition）包括“持不同政见者”（dissident）这样的概念都是来自西方，并不能说明当时捷克社会中那些试图说出自己真话和周围环境真相的人。“反对派”起码得要有一个自己的纲领吧，但比如聚集在“77宪章”旗帜下的人，他们根本的目标仅仅想维护宪法，让已有的宪法得到落实。（因此而他们的行为也被说成是“低调的”、“临时的”和“负面的”。）“持不同政见者”(dissident）是个怎样的情况呢？这个词“通常被是一种特殊的职业，就像其他正常的职业那样，也存在这么一种特别的怨天尤人的职业。实际上，”持不同政见者“仅仅是一个物理学家，一个社会学家、一个工人，一个诗人，他们是一些做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情的个人，结果发现自己处于与政权的公开冲突之中。这个冲突不是他们自己有意引起的，而是他们思想、行为或工作的内在逻辑导致的（这种冲突或多或少是在他们的控制之外发生的）。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刻意去做一个职业性的不满分子，他们不过想做一个裁缝或铁匠罢了。”23这些人甚至在做了很久“持不同政见者”之后很长时间都不知道自己成了别人眼中这样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决心成为这样的人。甚至“哪怕他们为之献出一天二十四小时去做这样的事情，这也不是当作一种职业。”因而哈维尔的另一个表达是：“反政治的政治”（anti-political politics），即不以政治权力为目标的而仅仅是寻求真正有意义的生活。“政治不再是权力的伎俩和操纵，不再是高出于人们的控制和互相利用的艺术，而是一个人寻找和获得有意义的生活的途径，是保护和服务于人们的途径。我赞同政治作为对人类同胞真正富有人性的关怀。”24这是超越任何一种传统政治框架的思路。你可以说它完全不切实际，或者简直是一些“胡言乱语”，真的不值得认真对待，但其背后隐藏的前提，它所揭示的人们对于生活、人的尊严及对于政治的要求，却是十分中肯的。这个可以目之为“书呆子”的人（你要跟他理论，意味着跟一个“呆子”理论，）不过是大声说出邻居们头脑中盘旋的想法罢了。换个立场来看，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理想主义是被逼出来：如果你看不出一点可以突破的缝隙，看不出一点现实的可能性，反而会仅仅从纯粹的理想出发，无所顾忌地说出实情。哈维尔对于他们这些人的处境说过一句话值得深思：只有先沉到井底，然后才能看见星星。他的这些理想主义的“胡话”可以看作是一个陷入井底的人被迫说出来的。
 　　努力尝试将一种人性的尺度、将人类精神和道德的维度带到生活中去，继而带到政治中去，无论如何，哈维尔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新的地平线——它不仅为更多的政治家所分享，而是为更多的普通人所分享。直到他当总统之后，他仍然一以贯之地说出这样的疯话，信不信由你：“真正的政治——配得上政治这个名称、也是我愿意致力于的唯一的政治——就是你周围的人们服务：为具体的共同体服务，为我们身后的人们服务。根植于政治最深的是道德，因为它是一种责任，对全体人民和为了全体人民通过行动来体现的责任，这是一个可称之为’更高的’的责任的东西,它拥有一个形而上的出发点：产生于意识或无意识之中的一个信念，即我们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结束，因为每一件事情都在别的某处被永远地记录了下来，永远地给予评价，这是’高于我们’（above us ）的某处，我将称之为”神的记忆“——这是宇宙、自然和生命的神秘秩序中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信徒们将之成为上帝，一切事情都要接受其裁判。说到底，真正的良心和责任感，只有被解释为一种沉默的假设，假设上面（from above）有人在观看我们，每一件事情都不会遗漏，没有东西被遗忘，因此尘世岁月并不能抹去人间失败招致的尖锐痛苦：我们的灵魂意识到并非只有自己才知道到这些失败。”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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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谈论哈维尔就像谱写一首像巴赫或亨德尔那样古典的曲子，因为他自己就是以这种方式思考和写作：某些主题不断地重复出现，绕来绕去，在经过了一系列察觉不出的变化之后重又返回，“水磨式地前进”。当然每次再出现时，会加进一点新的东西，那是由不同时期的实践的要求带来的。总的来说，哈维尔的思想、精神倾向是一致的。比如人们为他1990年2月在美国国会的讲话感到吃惊，他并没有因为站在那么一个地方，为自己多年的事业得到至少是舆论上的某种支持而感谢西方，相反，他说出了另外一番话：“民主”是一个远为达致的目标。“你们美国也只是站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我们从中所来（指极权主义）的经验和知识也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什么。”26类似的意思他在写于1985年的那批文章中就已经表达过：站在后极权社会的这个角度，可以将现今人类社会的危机看得更加清楚；这不是谁帮助谁的问题——像西方人通常问的：我们能给你们什么帮助——而是从这种处境中找出那些共同面临的更为普遍的问题，同时对西方人也有意义：“我不认为我们这些在自己的环境中寻求和表明真理的人，只能处于呼吁和接受帮助的不平衡的位置上，而不能向来自援助的方向上送去帮助。”“难道事情不是和我们所有的人都相关？难道我们的黯淡前景，我的希望，反过来说不也是他们的黯淡前景和希望？……关键是持不同政见者徒劳的努力和他的命运告诉了人们什么，关于环境、命运、机遇和这个世界的问题，他们的行动证实了什么？他们拥有哪些方面或者也可能成为其他人思想养料的东西？他们怎样解释自己的命运并且使之成为与人们共享的命运？并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他们成为前来访问的人们的一个警告、挑战、危险和教训？”27
 　　从中顺便引申出的一个问题是：哈维尔这样对待西方人的态度也许非常值得我们借鉴：他不乞求于他们，也不把他们妖魔化，当然更不会以西方人的“是非”为“是非”，以他们的“热点”为“热点”。在解释为什么布拉格人为什么不在来自西方的反对北约潘兴导弹的情愿书上签名时，哈维尔说出了他们那个地区的人对于“和平”的理解：首先听到这个词人们就要打瞌睡，这是因为政府已经把这个词用滥了；再比如说在英格兰人们做这样的事情，最大的危险是坐上十四天牢，并且可以有来访者和包裹；而在捷克试试瞧，那要在捷克的新新监狱(Valdice）服上差不多十四年徒刑；于是他最可能的做法是把这个前来要求签名的外国人带到一个秘密警察那里，当着他的面把这名给签了算是对这桩事情的最好了结和最终摆脱干系；再有就是天生倾向于怀疑的人们头脑中在想：“当我还不知道我的上司明天将提出什么新的倒霉的诡计（来制我），当然也是以更好的世界的名义，我为什么要为拯救世界的某些尝试而头脑发热？就好像我没事似的！为什么我要以欧洲其他自由民族的和平、裁军、民主的白日梦来制造麻烦？这种东西一下子便能把我下半生搞垮——而戈尔巴乔夫仍然在打他的高尔夫球？”28哈维尔的正面的思考包括这样一个结论：““没有内部的和平，即公民之间、公民和他们的国家之间的和平，便没有外部和平的保证。一个政府忽视其本国公民的意愿和权利，便不可能保证和尊重其他人民、民族和政府的意愿和权利。一个政府拒绝其公民监督公共权力的运用，这将变成为对其邻国的一个威胁：内部的独裁统治将反映到专横的外部关系中来。对公共意见的压制，对权力的公共竞争和公共行使的完全取消，导致了政府对其军队的任意支配。一个被操纵的大众可能被滥用于任何军事冒险。在某些领域中事出有因的恐惧造成了对每一件事情的恐惧。”29这里，对于国际事务的分析最终提供的是对自己所处境地进一步深化的认识。这样做容易造成的结果是：西方人对你们的这一套听腻歪了，不再理睬你们说什么，对此哈维尔有自己清醒的认识：“我们每次将人的权利引进关于和平的讨论，指出情况的复杂性和表明不一致的态度，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被认为是无可救药的，那些人根本不想听声援之外的话。”30即使这样，也没什么!所付出的代价已经足够地多和足够地昂贵，还在乎这点老外的看法？
 　　由此联想到我们当中某些人一厢情愿的做法。说句地道的话，难道我们自身的苦难还不足以教育我们、担保我们，让我们明白到底要什么和忠直地说出它们？难道要让我们这些爬过十八道坎越过十九道沟的人，跟着一天也没有受过这种罪的外国人亦步亦趋、看他们的脸色行事？难道那些“老外”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真正关心和有这个能力判断中国的问题，就像我们当中真的有一个人去关心和有能力判断尼加拉瓜的问题？他们真的比我们自己更加知道我们的结症所在或者对此知道得更加清楚？这怎么可能和说得过去？
 　　最为重要的是哈维尔不是用来思辨和谈论的对象。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所思考的和写下来的东西，始终与直接的现实相关联和关照，与这种也许要用牙来咬的铁一般的现实相匹配；阅读他的东西，感到那是从他自身和民族的血肉中生长起来的，是从灰暗和阴影的大地中走出来的；不仅是思考和写作，他以他的坚强的意志和行动承担了这个黯淡、晦涩的现实，承担了这个谁都不想要但实际上都无一例外处于其中的“肮脏”的东西。他在私人领域中的放任行为一点也没有影响他在公共领域中全部的忠诚和忠直，他和他的小圈子亲密无间的关系与他在公共领域中凛然正义的态度区分得清清楚楚。当他从战后艺术家那里学到了与自身及自身的恶保持距离时，他也牢记着来自外部的极权制度对人可能造成的种种伤害和带来的自身黑暗，把它们限制在不失掉自己尊严、不让自己变得走形的范围之内。它们往往是看不见的，比如永远地处于一种意志瘫痪状态、难以描述的自卑和自大、不知从何而来的怨恨、仇恨、逼仄、心理不平衡，以及同样地任性、蛮横、为所欲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忍受这些东西，也是在忍受极权制度对自己的伤害，甚至是接受这种伤害，把它转而再去伤害别人。当然，所面临的某种现实的确可能使人失掉了信心，周围种种自相矛盾的、分裂的做法也会引起人自身头脑和精神的分裂，但这仍然不是一个人最终垮掉的原因。哈维尔在狱中给妻子写道：“使得一个人看到处于道德衰败并不是如此普遍的道德衰败本身，而毋宁说是一个人失去了自身确定性和生活的意义。就像我自己说过的：世界的迷失仅仅在我自身迷失的范围之内。”31他和昆德拉的争论并不是发生在签名与否的问题上（那只是事后他们分别谈到这件事），而是对1968年苏军入侵的看法。哈维尔反对昆德拉将入侵的行为看做是捷克民族古老的命运使然，如果是这样，那么因而从中得出唯一的结论是听任命运的摆布；哈维尔把这看做是自己幻想破灭的“极力外推”。昆德拉则认为哈维尔的立场和行为是“愚蠢”、“冒险”和“自杀性”性的。当然，从人们一直的习惯来自“从上面”眼光来看问题，即从权力斗争胜负的格局来看，有不少人会站在昆德拉一边，正如哈维尔指出的，习惯于“从上面”看问题的人往往是没有耐心的。但哈维尔的不同寻常在于：既然不是“上面”（统治阶级）的一员，就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头脑置换成“上面”的头脑，只能从“上面”的眼光来得出自己的结论。与处于权力斗争的格局中周旋并利用其中的“不平衡”不一样的是，哈维尔和他周围的人们这次只是站在自己受削弱的立场上，感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不能再像这样忍受着自己道德上精神上的被阉割，不能让事情就这样继续、无穷地滑坡滑下去，现在需要的是从改变自己的生活开始做点什么。尽管这样做看上去前途遥遥无期，甚至某种荒诞这回不是发生在舞台上，而是直接产生在自己的行为中，但只有那么去做，才能逐步地乃至全部地赢回自己，挺直腰杆，恢复自己做人的尊严。最初他们只是从声援一个摇滚乐手这样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开始，剥夺了这些人歌唱的自由也是对其他人自由和存在的共同威胁。虽然这由少部分人发起，但声援了被压迫者，会加速社会意识的进一步觉醒，消除人们之间因恐惧等造成的种种隔阂，促成一种广泛团结的气氛。它是从一个有关单数的人、并且是保护性质的活动开始，这也许比一般的“批判”更能够触动当局，于是引发了后来一系列的事件，《77宪章》的诞生和一个叫做“保护受不公正起诉的人委员会”（VONS）的产生。对哈维尔来说，投身于这样的活动则是几度“牢狱之灾”，这当然需要经受非同一般的意志的考验，在这个意义上，说他选择了“受难”亦无妨。他不止一次地引用他们当中另一个灵魂人物扬·帕托切克的话：“为某些事情做牺牲是值得的。”但说到底，这个人不是圣人，他更像一个普通人，做了一个普通人应该或可以去做的事情，并且实际上只要有人这样去做，就会带动了周围的其他的人们。他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坚定的、而且是绝对和平的行动主义者。秦晖先生在私下交谈时说过一句话，对理解哈维尔于我们的意义非常贴切：哈维尔的故事比他的思想更值得关注。是的，哈维尔以他实实在在的举动、业绩成为这个世界“善”的财富而不止是思想的财富，成为被称之为在后现代情境下“理想主义”和“反抗”的榜样。说到底，没有整个行为做支柱的言词会失去它们应有的份量。最重要的底线是行为的底线。
 　　【注释】：
 　　一、第1、3见Vaclav Havel《Letters to Olga》，Henry Holt Company and York,1989年,第145页、第119页。
 　　二、第2、5、16见Vaclav Havel《Distuerbing the Peace 》,Faber and Faber，1990年,第53页、第7页、第9——10页。
 　　三、第6、7、8、9、11、12、14、15、17、21、22、23、24、27、28、29、30、31、32见Vaclav Havel《Open Letter>》，Faber and Faber,1991年,第97页、第59页、第145页、第163页、第305——306页、第263页、第264页，第263页、第211——212页、第148页、第149页、第169页、第269页、第262——263页、第304——305页、第314——315页、第316页、第233页、第322页。其中第22注译文参见罗永生译《无权势者的力量》，《哈维尔选集》，基进出版社，1992年。
 　　四、第4见Vaclav Havel《Living in Truth》，Faber and Faber，1986年，第199页。
 　　五、第10及18、19、25见Vaclav Havel《Summer Meditations》，Vintage Books,1993年，第61页、第62页、第6页。
 　　六、《哈维尔选集》，基进出版社，第20页。
 　　七、第26见Vaclav Havel《Toward a Civil Society》，lidove Noviny Publishing House,1994年，第41页。
 　　八、第20见《思想的境界》网站，2000年10月10日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