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发自北京报导指出，北京官方媒体对乌坎事件的报道重点是“乌坎转机”，但实际上在中国，多达50%到60%的小村落，正像乌坎村这样，民众长期遭到地方政府的不正当对待。
报导引述位于亚特兰大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中国事务主任刘亚伟的话指出：“乌坎事件不是什么新鲜事，全中国到处都有类似的事件”。
报导说，表面看，乌坎抗议事件根本不可能发生，因为中国的村里干部是透过选举产生的，应该足以代表村民的意见，而且政府也建立村里行政体系的安全机制，确保资金合理运用。
但这个被北京当局称为半自治体制，也被许多外国学者视为中国民主实验室的村里自治，因为很容易操弄选举，民选本来只是个幌子。
村里的实际运作问题更大。村里行政单位必须提供包括公共卫生、社会福利等各项服务，但却无法向村民课税或收费，任何需要额外经费的计划，都需要向上级单位打申请。
报导说，这种地方急需资金，却又高度依赖上级政府的地方自治模式，自然带来了走后门、贪污腐败的结果。土地价格快速飙涨，更给了这些村里干部和上级官员提供了弄钱的大好机会。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中国专家傅礼门（Edward Friedman）认为，土地销售是大钱，所有阶层都看到上层怎么从中弄到钱，所以每个人也都想跟着搞，以便过上好日子。这样的体制让各级官员认为，唯有跟着享有财富才算公平。
部分观察家认为，乌坎事件将中国地方体制的缺失挖了出来，也被迫要做出清理。但问题在于，不论是村领导人、村落本身或是地方官员，似乎没有人会认为改革对他们有利。
傅礼门指出，唯有改变激励机制，而非透过村民委员会，才有可能改变现有状况，让农民拥有并自由买卖他们的土地，也才能真正改变现有的贪腐体制。
但傅礼门也认为，现有体制的利益纠结过于强大，在中国政府里，并没有另一个像邓小平这样有威望、有足够的力量向下推行进行改革的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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