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SERGE SCHMEMANN
呜咽声中的政权变革
在20年前的圣诞夜, 我的太太和孩子到莫斯科红场欢庆节日. 我却不得不待在纽约时报的办公室中, 因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当天早上辞职并且在晚间举行一个电视演讲.
莫斯科此时并不是圣诞节, 那儿的节日是在一月七日. 天气无比寒冷, 因而在红场上人烟稀少, 我的太太玛丽匆匆来到我办公室时告诉我. 她说到:”我们看到苏联红色的斧头镰刀旗帜在克林姆林宫落下,替代的是74年后重新升起的俄罗斯白蓝红旗帜.” 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自此不在.
这毋庸置疑是20世纪中决定性的一刻, 这个以创造完美世界为名义,结果却屠杀了1000万人并且镇压剩余民众和半个欧洲, 富有令人难以置信雄心的乌托邦试验终结了.
然而在那天却没有欢庆, 并且此后也没有. 这个时刻让我们等的太久, 充满跌宕起伏却几乎又虎头蛇尾. 戈尔巴乔夫上台的7年中苏联各共和国的联系不断减弱. 现在经济动荡, 商店空空如野, 街上也不安全, 在一系列改革, 政治斗争, 示威冲突之后, 人们都已精疲力竭.
选民政体早已破败不堪, 早在两年前东欧的卫星已经阐释了他们克林姆林强加式的政体.
圣诞夜令人惊奇的不是苏联解体, 而是为什么它可以这么持久.
我经常会考虑对比那一刻伟大象征意义和呆板的现实, 尤其是在当下 “色彩革命” , “春”和其它剧变时. 尤其是从远处来看时, 这种事件带给我们的刺激更亲赖浪漫的报道. 的确, 我们难以抵御. 任何一个在场的人都更了解目睹渴望自由的胜利带来的兴奋. 我们都缅怀上周去世的捷克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 在共产力量把他推向一个自由的捷克共和国领导地位的时候, 勇敢的拒绝低头.
然而一个革命, 或者一个政府的颠覆确实不应该引起庆祝. 它代表着执政的失败和被统治者通过民主途径改变的失败. 哈维尔先生本应在自己的巅峰之年创作戏剧, 而不是坐在监狱中与残酷的体制做斗争. 与我们在更多其他苏联共和国或者其它地方看到的一样, 政体改变并不是会必然朝着好的方向. 本月,成千上万的莫斯科民众和其它俄罗斯城市的民众上街抗议垄断的国会选举. 白俄罗斯的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乌兹别克斯坦的卡里莫夫都是被内定的领导者. 在乌克兰橙色革命推翻了维克托·努科维奇5年后, 无论如何, 乌克兰人仍选择了他.
在苏联延期的死亡中令我惊讶的是我所见到人们的混杂感受. 是的, 他们得到了自由, 但他们也跳入了一个危险的未知世界. 戈尔巴乔夫的多数经济改革和苏联解体后鲍里斯·叶利钦的改革看起来让生活更加困难并充满危险. 让饱受足够多恐惧和动乱的人们失去甚至是少量的安全感都是令人痛苦和恐惧的. 但在可怕的斯大林死后人们出于对未来的恐惧而哭泣. 可能是相同的原因, 报道说朝鲜民众在为金正日的死哭的死去活来.
今天在美国和欧洲仍有许多针对为什么我们的民主政府支持这个或那个, 颠覆的或者在位的独裁者的反思. 这是一个错误的命题, 因为它假设外界力量会为维护一个暴君在位或者罢免他负责. 最终只有被统治者能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有足够的力量, 什么时候准备好冒着安全和生命危险去推翻一个暴君. 独立宣言在阐明它重要反抗理由的同时稍微警示我们这么做:”的确,谨慎会提醒我们, 政府长期建立的东西不应该因为细小的原因而改变”.
最后, 因为罢黜破坏性的政府太有创伤性并且如此重大, 20年前的那晚应该被纪念为人类尊严的胜利. 在当晚的报道中, 我引用了真理报关于戈尔巴乔夫的话, 似乎抓住了当下盛行的情绪:”他不知道如何制作香肠, 但是他知道如何去给予自由. 如果有人相信前者比后者更重要的话, 他很可能永远得不到任何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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