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 哈维尔：持不同生活见解者

哈维尔：持不同生活见解者

胡泳

崔卫平谈她初次接触哈维尔时的状况说：“进入东欧这个领域，完全出于个人精神上的困惑迷茫，它从八十年代末期，持续了好几年，非常痛苦。我原先的表达系统突然失灵，一下子找不到任何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体验。……属于经验和语言的分裂，就是说从既有的经验里找不到任何语言来表述那种情绪，但当时我还不能完全清楚地意识到问题在哪儿，就是感到一种极为庞大的晦涩，感到一切都需要重新表述。” 

崔说得很直白，她是由“一种生存经验的沉重”而发现并追随哈维尔的。崔是学文学出身，喜欢的是奥斯汀、惠特曼、T.S.艾略特等，然而她发现这些文本都无法使她在危机之后避免失语状态。那时的崔卫平根本不关心政治，她遇到的问题是，离开政治，她无法完成对当下中国经验的表述。

90年代的时候，西方也发现了哈维尔，例如，以研究民主理论著称的政治哲学家约翰·基恩，继1995年写作了托马斯·潘恩的传记《潘恩：一种政治生活》之后，在1999年写了一部哈维尔的传记《哈维尔：六幕政治悲剧》。基恩喜欢哈维尔不是没有理由的，作为市民社会（现更多地被称为公民社会）的积极鼓吹者，他对柏林墙倒塌、苏东巨变当中市民社会所起的作用兴趣浓厚，他认为，市民社会的兴起，可以重划社会与国家的界限，扩大社会平等和自由，对国家机构进行重构和民主化。另外，作为在民主国家生活的理论家，他也对极权主义的演变非常关心，哈维尔笔下所描述的“后极权主义”，被他称作“晚期社会主义”（late-socialism）。

我比崔卫平年轻十岁，但也经历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痛苦，只不过我在九十年代中期发现了互联网，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技术乐观主义者，相信技术的力量可以推动很多改变。但就像文学必将遭遇政治一样，技术也会遭遇政治。2007年，我在美国伯克利做访问，撰写《众声喧哗》这本书，研究随着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开始形成，特别是经由新媒体技术的作用，中国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出现分化的问题。我开始系统地阅读哈贝马斯，追溯马克思与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论述，旋即发现，哈贝马斯的巨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写于1962年，但迟至1989年才被翻成英文，恰好赶上苏东引发的西方新一波市民社会研究热。公共领域在国家控制与市场化之间提供了第三个视角，迅速成为典范，哈贝马斯自己也在1992年承认，“这本书的中心问题现在被放在‘市民社会的重新发现’的红字标题下讨论”。

研究市民社会问题，绕不开苏东经验，一个常被提到的认识是，尽管苏东国家普遍经历了极权主义统治，但它们的市民社会始终存在并顽强抗争，这才埋下了日后巨变的种子。一个国家不管多么强大，要想扼杀所有的社会力量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纳粹德国失败之后作为极权体制原型的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统治，于斯大林去世之后在赫鲁晓夫的主导下开始调整自身，上个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盛行的极权主义理论也随之发生了修订。我大量阅读这方面的文献，终于发现，东欧的政治活动家和知识分子曾经有过那么多关于市民社会的思考，思考对象主要集中于极权制度下人的生存困境。由此我开始发现哈维尔、库隆、米奇尼克，在十年之后走上了和崔卫平相同的探索道路。

我们的发现同西方人的发现有何不同？前提仅仅在于，我们有经验——有时时受到逼迫而无法“生活在真实中”的经验，有自愿组织总是在成形前就被摧毁的经验。也因此，我们比西方学人更能感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在眉睫性。哈维尔讲过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布拉格接待西方“看客”的故事：他们如此热切地想要表示对一个真正的“异议分子”的支持。虽然这种友好姿态让哈维尔心存感激，但他也说到，当西方人问“我们能为你做什么？”的时候，他心里备受挫折。对哈维尔来说，这样问意味着只有异议者而不是提问者的命运受到威胁。哈维尔写道：“难道对我的逮捕不是对来访者的一种攻击吗？……难道对布拉格的一个人的毁灭不是对所有人的毁灭？”

哈维尔“生活在真实中”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基本要求，它是对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制度的抵抗，也是对日常政治的半真半假的不妥协。哈维尔从来不是一个异议分子，如崔卫平所说：他，和追随他的我们，都是“持不同生活见解者”。我们要的是“好生活”，惟其如此，才努力建立一个“好社会”。如北岛诗云：“我是人/我需要爱/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在摇篮的晃动中/等待着儿子第一声呼唤/在草地和落叶上/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我写下生活的诗/这普普通通的愿望/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