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诞生以来的数十万年间,或者人类社会自一万余年前形成以来,专制现象其实只是一个短期现象。不论是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描述以原始形态流行而在许多文明国家中受到压抑的民主政治,还是马克思笔下的原始共产主义,都共同认为专制只是最近3000多年才出现的社会现象。


在人类3000年专制史中,出现了数不清的暴君。通常人们把暴君视作专制政治的高级代表,但如果观察古今中外的暴君现象,可以发现,几乎每一个暴君,都是以天下为敌的,包括与其滋生于其中的那个专制体制,也相互仇视着。与其说暴君是专制制度的代表,不如说是所有制度的仇人。


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暴君之一,可算公元初年罗马帝国的皇帝尼禄。本来罗马进入专制时代以后,整个社会和政治还算均衡,但尼禄的老妈为了权力弑君,尼禄又为了权力杀了老妈和兄长,再后来他杀掉了大批元老院议员、军方将领和近臣,于是身为体制最高代表的尼禄,最终与整个体制为敌。据说他曾为了扩建宫殿,教唆手下纵火焚毁了整个罗马城。


尼禄身后200年间,罗马帝国出了一系列的暴君,都是屠戮统治集团的高手。康茂德让元老院血流成河,卡拉卡拉把家族亲友杀得精光,马克西穆斯则以名流显贵为敌,擅长搜刮地方和富人的财富。


所以,如果说专制制度是人民公敌的话,独裁暴君可谓天下公敌。本来不论是民主制度,还是专制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在权力结构与利益分享上有它自身的规则和均衡结构。而暴君的出现,则将规则和均衡破坏掉,这就不奇怪为何清算独裁暴君的力量,多数源于统治集团内部。比如尼禄被逼自杀,康茂德被摁死在浴池里,卡拉卡拉和马克西穆斯被禁卫军杀死。


暴君除了被推翻或被杀掉以外,还有一种结局则是暴亡。暴君哪怕是正常死亡,但由于其政治操作特点,往往在濒死前秘而不宣,死亡后秘不发丧,一旦公布,形成事实上的暴亡后果。被其摧残得支离破碎的原有体制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开始仓促复苏和矫正,往往给全社会造成惨重的损失。


上述的几个罗马暴君在死亡后,整个罗马帝国就经历了严重的动荡。尼禄死后,罗马帝国一年内换了四个皇帝;康茂德死后,一年多换了三个皇帝;卡拉卡拉之后,一年换过两个皇帝;马克西穆斯死后更夸张,几个月就相继死了六个皇帝。这前后两百年,成为罗马帝国衰败的重要转折点。


进入近代以后,暴君依旧层出不穷。与他们的先师相比,近代暴君有幸地得以借助科技进步,其中最好使的工具大概可算传播宣传技术。于是一个很分裂的现象产生了,一方面暴君们借助科技介质,远较他们那刀马时代的祖宗们为祸更烈;另一方面他们又有能力把自己打扮得无比光鲜,其光鲜程度甚至盖过太阳的光芒。


利用近现代的大规模宣传工具,暴君们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一边荼毒生灵,一边作为某种图腾———而不是理性利益的代理人,得到广泛的底层人民的支持。1945年当希特勒濒临灭亡的时候,大量的德国市民和士兵选择自杀的方式再送元首一程;同样的现象出现于1970年埃及强人纳赛尔去世之时;而1956年赫鲁晓夫揭穿斯大林暴虐真相的报告,只能以秘密的方式发布,以避免触动统治集团外的反弹。


从上述这种对比可知,从古到今最心知肚明、最不待见暴君的,其实是暴君周边的统治集团内部人士,他们和人民一样受到暴君的残害,却又因为享有独到的仆人眼里无英雄的视角,而免于被各种宣传忽悠。但古今中外的统治集团又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难以根除自身那滋生暴君的土壤。统治集团中的那些精英分子,最习惯的选择总是提着脑袋博上位,而罔顾其前任的教训。如果数一数罗马帝国从尼禄到君士坦丁大帝不到300年间的皇帝们的归宿的话,会发现总共有超过20位皇帝被内争所杀,得善终者为极少数———应了中国那句感叹王朝兴衰的名句: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当然,地球大了什么鸟都有,英格兰人就与别国不同。虽然历史上也出过几个成色不高的暴君,但英格兰人从中汲取教训后摧毁的却是王权———1215年,英格兰人制订了《大宪章》。


大英帝国从此崛起了,而罗马帝国灭亡于14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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