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勇 | 死亡vs希望

　　死亡
 
 　　你知道吗？圣歌总与死亡有关，向死而生其实是人类文明的底色。
 　　金庸小说中最精彩的片段之一，是明教教徒下葬之时所咏唱的挽歌，其中几句特别悲情：生亦何欢？死亦何苦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我以为这几句比中国传统挽歌：“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来得悲凉，且更能参透死亡之意义。
 　　“死亡之意义”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判断的圈套，我们都知道，与个体，死亡即是意义总结。无论以何种方式走完自己的旅程：单就我们目睹的2011年的这些死亡：最终没有逃脱猎人追逐的本拉登，在自己的江南故乡静静离去的木心，凶残一世以然半疯，最终被虐杀的卡扎菲，用自己的执着苛刻让一件商品成为宗教的乔布斯，还是为中国社会牺牲品的动车校车等等各种事故的死难者，一旦死亡，进入另一世界，与其而言，已经跨越了语言和意义的边界。
 　　死亡是生命之他者，死亡之无意反证着现实社会的无意。而同时，唯有生者才能看到死亡之意义。历史学家高华葬礼上，张鸣教授高呼“天会亮的”，可精研历史的他们都应该清楚，死亡常常无常，且无善恶因果，当看到卡扎菲最终落到暴民手中倍受凌虐的时候，当然可以说正义最后实现，体会正义同时邪恶的伦理快感。可是，在2011年，乃至还之前和之后的很多很多年，我们也一次次看到暴君独夫安然而逝，得以善终，无辜者白白丧失生命，未等到天亮生命已经永远离去，正义也最终没有到来……
 　　让每一个人的死亡都有意义，实际上是人类社会建构自身意义必需的地平线。也就是在这个层面，人类社会具有了理想主义的气质，也拥有了向真向善向美前进的内在驱动。钱理群先生曾经回忆，在经历过某一历史时刻，而陷入极度精神苦闷之中的时候，正是“生亦何欢，死亦何苦，怜我世人，忧患实多”这四句话如雷电击中了他，并信笔在随后加上两句：‘怜我民族，忧患实多’，寄给他的研究生。几天后，收到回信，却发现几乎同一时刻，这位学生也想到了金庸小说中的这四句话，并且也抄录下来贴在墙上。
 　　而另一位北京大学的女诗人，在几十年前也留下这样的诗句：“生也何欢，大节正气。三军罢帅，匹夫励志。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日月经天，江河在地。君王不谅，有死而已。” （林昭《1965年3月7日再题》）
 　　照我说，2011年最让人羡慕的死亡是政治家、艺术家哈维尔的死亡：能够在胜利后从容离去，这是多么幸运和美好的事。
 
 
 
 　　希望
 　　你可能听过这个论断：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刻，伦理难题和道德划滑坡乃是常态，犬儒充斥人性、庸恶充斥生活。
 
 　　在过去一年，似有无数事实在证明着这个判断：矛盾加剧，贪腐蔓延，血拆时现，扶老成困境，路人罔顾被压幼，食品安全、环境污染，改革难行……而“中国往何处去”这一问题并未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清晰。
 　　这个判断，让你我常常绝望。甚至以为，绝望是我们的宿命，沉沦则是注定的结局，在多娇山河中世代居住的我们，无论如何无法拥有面向远方安居的生命，注定拥有葡萄藤般的时日并光照世界。于是，“希望”两字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似乎成为真正的奢侈品。
 　　于是，当你环顾四周，也许会发现，无论是那些为国运忧虑，思考这个地方未来命运的人们，还是只关心粮食和蔬菜，只愿儿女有美好未来的人们，无论何种立场，如果问他们是否胸怀希望，答案多半也是否定的。
 　　是沦落淹没希望，还是丧失希望加速了沦落？这个“鸡与蛋”式的问题，在现实中如此逼仄纠结着我们。
 　　但是无论何者是因，何者为果，我们，你和我都清楚，希望对于一个人，对于一个社会、国家乃至整个人类是重要：人之行为源于判断，而决定判断的，乃是预期，有希望，则有预期，有预期，方能有良善之心。所以，即便我们承认今天难以看到善的希望，正义公平的希望，价值的希望，我们也一定要寻找到希望。
 　　当绝望来袭，就让我们开始相信爱情吧，就让我们开始相信泥土，让我们保持谦卑，努力去寻找、去点燃人性之善吧。即便支撑的理由不多，我们也必须怀揣希望，背负着未来跨过时间之流。
 　　即使无望，也记住这句话：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
 
 
 
 
 　　时代周报春节特刊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