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伯勒在《标准报》（1月26日）专访中认为，藏族地区存在很大不满，一方面达赖喇嘛长期不可能重返西藏，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推行负面宣传，所以引起藏人不满和抗议，然后又被暴力镇压，”这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循环”。
他认为，”单独给西藏更多的自治会带来新问题，因为中国其它54个少数民族大部分同样也会要求自治权利，他们比藏人覆盖更多的民众。这就会在整体上提出新的国家结构问题，所以扩大自治也就不仅是单纯的藏人问题。可是，国家结构的改变在当前不可想象。”
黑伯勒对北京加强对寺院监控提出婉转批评：”‘僧人爱国主义教育’的手段不合适。中国当局以其手段证明，迄今的解决问题能力还不高。”
他认为，达赖喇嘛去世后，会出现类似于班禅喇嘛去世后两个转世被认可的局面，也会存在两个达赖，中国方面已经宣布在中国境内转世，达赖喇嘛则宣布可能在外国。西藏运动也会分裂，当然北京也希望如此。
“北京缺乏敏感”
他指出，尽管中国政府大力促进西藏经济发展，”但是，少数民族满意与否不仅与GDP增长或提高投资有关，也包括一定程度的文化和宗教自决以及社会平等。问题是，中国当局迄今对这种问题不太敏感，任何争取文化自主的运动都被理解为企图脱离中国，因为缺乏理解和冲突管理不够，很难找到解决办法。”
黑伯勒断言：”对西方世界来说，西藏问题是人权问题，而非西藏独立问题。这个问题也常被现实政治左右。对国际社会而言，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国家都不会支持独立运动。从国际法角度看，西藏也是中国的一部分，联合国的前身国联就没有承认西藏是独立国家，未来也不会对此有所改变。”
“不再对当局的改革能力抱有希望”
《世界报》1月26日以流亡美国的余杰为例报道说，”余杰出国受到中国许多维权人士关注，他们和余杰一样不再对当局的改革能力抱有希望。当局的如意算盘似乎得逞。著名异议人士处在受迫害的压力下，不得发表文章，感到自己不受法律保护，考虑步余杰的后尘。
“网上任何有关讨论都被删除，但是余杰的基督教同仁在微博客公开抱怨，在中国这个以镇压为基础的国家，容不下’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当独立思考的爱国者只剩下’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的看法，就是一个悲剧。”
文章认为，”余杰案掀起波澜，因为他与先前被驱逐的异议人士情况不同。容许余杰流亡是当局镇压规范的例外，对于异议人士，当局通常是无情迫害。在春节前，唯命是从的法官还判处一系列异议人士监禁。
“最高层在策划10月份党的18大上的全盘更新，不愿在交班前的’关键阶段’听到干扰的呼声，更不愿听到政权反对者的声音。”
报摘：林泉
责编：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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