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先生读书既多，须知学问不以年齿论短长，亦不以学历论短长。现在的学历，虽与古时功名迥然不同，却也有其相似之处。纵观历史，单以学问而论，你能说状元就一定比秀才厉害吗？蒲松龄是作家，姑且不算。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恐怕状元们就写不出来。顾祖禹生逢明亡变故，随父隐居，不愿参加科举。韩寒以教育体制太荒唐，不愿参加高考。原因虽不同，其“不愿”则一也。不上学不代表不学习，考不好不代表没学问。
能否阅读古籍，自然也完全不能以学历高低来判定。
证据就是，我也是高中退学，却自学到能轻松阅读古籍。
方舟子说：“我以福建省高考语文第一名的文言文功底，花了七、八年的时间才陆陆续续把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点校本翻了一遍（而且主要翻的是人物传记部分），才敢吹嘘读过二十四史；而韩寒以语文期末考试只考了40多分的文言文功底，用一年的时间就读过二十四史，那岂止是天才，就是神嘛，何必崇拜钱钟书、梁实秋和陈寅恪，钱钟书、梁实秋和陈寅恪应该从地下爬出来崇拜他才对。”
他先宣布自己已通读，可是花了更多时间，于是推出他人不可能读过。这混乱逻辑是，只要自己做不到，别人就一定做不到。（其实韩寒自己说的是“彻夜阅读”，并没有说“通读”——当然已通读是完全可能的。）这也就无怪乎他为何那么诧异，韩寒在《三重门》中，竟能熟练运用那么多典故。这质疑真是相当没水准。因为，要表现出自己仿佛饱读诗书而去掉书袋，那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我曾经就模仿着掉过了，那时我才十六岁。后来觉得这实在很不高明，于是能删的全删。为什么说很容易？因为有很多书，看起来有点像小型百科全书，囊括着古今中外各种典故，你只须记下典故就行，并非真得要去读该典故出处的那本书。比如说《史记》记载如何如何，我完全可以是只看过《史记》中所记载的这段话，其余全部没看。
我是韩寒书迷，关注韩寒已逾十年。
韩寒文字风格独特，多年来有成长有变化，然其性灵，始终如一，绝不可能是“集体创作”，更不可能由韩父代笔，韩父文笔顶多只能达到韩寒七成，哪能给韩寒代笔。
不可否认，每个人都有知识盲点。韩寒不会毫无错处。
这些天，方先生不遗余力地给韩寒挑错，可至今没能挑出实质错误，而自己却因张口就来，错漏频出。
韩寒不屑与方先生玩纠错游戏，我恰好有此兴趣，不妨代劳。
方舟子先生，当年福建省高考语文状元，又曾通读过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中华书局除了二十四史外，也出版了点校本《清史稿》，想必方先生也读过。
今天凌晨起床后，打开电脑翻微博。见有网友诘问方先生：“曹雪芹连秀才都没中，是不是说明《红楼梦》也是代笔？”
方舟子答：“曹雪芹是旗人，不能参加科举，他想中秀才也没法中。而且明清八股文有特定的写法，和现在的作文不是一回事。”
那么，旗人可否参加科举呢？
《清史稿·选举一》：“有清学校，向沿明制。京师曰国学，并设八旗、宗室等官学。”“此（算学）外隶国学者，为八旗官学。顺治元年，若琳奏：‘臣监僻在城东北隅，满员子弟就学不便，议于满洲八固山地方各立书院，以国学二厅、六堂教官分教之，以时赴监考课。’下部议行。于是八旗各建学舍。”
《清史稿·文苑一》：“性德，纳喇氏，初名成德，以避皇太子允礽嫌名改，字容若，满洲正黄旗人，明珠子也。性德事亲孝，侍疾衣不解带，颜色黧黑，疾愈乃复。数岁即习骑射，稍长工文翰。康熙十四年成进士，年十六。”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纳兰性德，大家是熟悉的。
不过维基百科的说法是：“纳兰性德十七岁进太学，十八岁中举，十九岁会试中试，因患寒疾，没有参加殿试。二十二岁即康熙十五年（1676年）补殿试，中二甲第七名，赐进士出身。”注曰：“《清史稿》作‘康熙十四年成进士’，误，据进士题名碑改。”
不管怎样，旗人可以参加科举，是铁证如山了。
后来大概有网友点醒方舟子先生，旗人可以参加科举。于是方先生更正道：“查了一下，八旗科举考试时开时停。而且旗人直接参加乡试，不存在旗人秀才。反正曹雪芹没参加过科举。”
那么，八旗科举，是否“时开时停”呢？
旗人是否“直接参加乡试”呢？
是否存在“旗人秀才”呢？
首先“时开时停”一说，有断章取义之嫌。
《清史稿·选举三》说：“八旗以骑射为本，右武左文。世祖御极，诏开科举，八旗人士不与。顺治八年，吏部疏言：‘八旗子弟多英才，可备循良之选，宜遵成例开科，于乡、会试拔其优者除官。’报可。八旗乡、会试自是年始。其时八旗子弟，每牛彔下读满、汉书者有定额，应试及各衙门任用，悉于此取给，额外者不得习。往往不敷取中。故自十四年至康熙十五年，八旗考试，时举时停。先是乡、会试，殿试，均满洲、蒙古为一榜，汉军、汉人为一榜。康熙二十六年，诏同汉人一体应试。寻定制，乡、会场先试马步箭，骑射合格，乃应制举。庶文事不妨武备，遂为永制。初八旗乡试，仅试清文或蒙古文一篇，会试倍之。汉军试书艺二篇、经艺一篇，不通经者，增书艺一篇。二、三闱试论、策各一。逐科递加，自与汉人合试，非复前之简易矣。”
说得很明白，“时举时停”的仅仅是顺治十四年至康熙十五年。而康熙二十六年以后，旗人更是与汉人“一体应试”了。由此观之，旗人不但可以，而且需要，并且一直需要参加科举考试。
秀才之名，初极尊贵（远比进士难得，参见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秀才”条，此不赘述），明清以生员冒呼秀才。国子监（太学）及府、州、县学学生，通称生员，也就是秀才。此已足见旗人必有秀才。而在乡试之前，各种生员均需经过各种考核，并不能“直接”参加乡试。
中国最后一届科举（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高中探花的商衍鎏先生（广州驻防正白旗汉军人），晚年著有《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书中第一章第二节末尾写到：“八旗随同应学政之科、岁考，其生员、贡、监与笔帖式、小京官，应顺天乡试，及翻译生员愿应文乡试者，各旗先送兵部考试马步箭，并造具履历年貌，分别满洲、蒙古、汉军清册，移送学政录科。奉天由盛京将军试骑射，送奉天府丞录科。各省驻防生、监、贡生应本省乡试，由各将军、副都统等考试马步箭后，咨送该省学政录科。”
各省提学每三年一任，任内除主持院试录取生员外，又以岁科两试，考核在学生员。八旗子弟一样要参加。岁试成绩分六等，一等前列者视空缺补为廪生增生，此外一二等皆有赏，三等不变，四等挞责，五等递降，六等黜革。而科试则为录送生员应乡试（岁试四等以下不得应科试，第四等准考录遗），成绩亦分六等，但大抵只评三等，考得好，除录送乡试外，奖励如岁试，考不好亦不加贬黜。凡考在一、二等及三等前十名（大省）或前五名（中小省）的生员，录送乡试；三等十名（或五名）以下者，与因故未考者及在籍之贡生、监生、官生，可再参加录科考试，录科未取或因故未考者，可再参加录遗考试，其名列前茅者，亦可参加乡试。在监之贡生监生，于乡试之前，国子监中另有相应考核。
大概方舟子先生所说的直接参加乡试，是指旗人可以不必经过县、府、院试成为秀才，而可直接入学读书，然后参加乡试。
商承祚先生所作《我父商衍鎏先生传略》中有一段说：“祖父未逾五旬仙去，时父亲年仅十四，伯父十七岁，与祖母相依为命，靠出租两三间祖屋，收入微薄，生活更艰苦，但我父牢记明章公‘心有常师淇澳竹，品宜特立华峰莲。髫龄努力方成器，转盼如丝入鬓边’的教导，终日苦读，在十七岁那年考中秀才。”
商衍鎏，乃广州驻防正白旗汉军人，也属旗人，却是“终日苦读”才于“十七岁那年考中秀才”。
据此看来，旗人有秀才，也是铁证如山了。
方先生以其有眼如盲，未见史料，也不加考证，只因“反正曹雪芹没参加过科举”，便推出了“不存在旗人秀才”，甚至“旗人不能参加科举”等结论。其治学如此，何敢腆颜以责旁人？
同是深敬鲁迅之人，我认为方舟子敬爱鲁迅之情感无可怀疑，但其言行有违鲁迅甚矣。其以司马南为友，亦我所诧叹久矣者。
鲁迅倘若在世，恐怕早就因为文章署名混乱，难辨作者，前后风格不一，兄弟二人互为代笔（署名随兴），文集有时由他人编定，以及与许广平同居等问题，而被方舟子打假无数次了。
最后，韩寒成名作《三重门》的书名由来。
我偶然在鲁迅《古小说钩沉》手稿第三十七页右下赫然看见：
真是莫大巧合。
细看来，这一句是：“南诣一门，云名‘开光大舍’，有三重门，朱彩照发。”（齐·王琰《冥祥记》，此一段起首三字为“晋赵泰”。）
不妨开个玩笑，《三重门》书名即脱胎于此。
鲁迅先生字写得也好，建议韩寒《三重门》再版时，采用鲁迅先生所题写之书名。
司马少，2012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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