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 | 身家性命系于国家

一个孤立的人十分渺小。萨达姆、卡扎菲的体系崩溃以后，立刻如蝼蚁一般。如我等百姓的生存，若在平时，在小尺度的时空里，系于一个组织，领一份薪水，享受一份关照，便可能衣食无忧。作为回报，心怀一份感恩，奉献一份辛勤。于是便太平，便踏实。

但在大尺度的时空里，我们的太平、踏实能依凭什么？心下的回答便是这篇短文的标题：身家性命系于国家。

其实，我还想找一个更为合适的词语。若用英文词，我会用nation这个词，而不是state，也不是nationanlity，更不是country。确切地翻译nation这个词，似乎用秦晖先生用过的“大共同体”更合适。民间竟没有一个合适词汇表达这个意思，也可见我们的文化特性。这是一种较劲，一种必要的较劲，但仅限于这个语境之下。

这几年，特别是2011年，许多公共领域的事单由经济学家不能说清楚，特别是由宏观经济学说不清楚，但偏偏到处充盈经济学家关于宏观经济问题的声音。枕边有一本社会心理学教科书，在美国流行，已经印行10版以上，作者是S.E.Taylor等人，翻译者是谢晓非等学者。读这本书，觉得当今很多公共事件要好理解一些。

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总有困惑伴随。看到很多人对中国问题做出铁板钉钉式的判断，我心下惊讶，因为自己很难做到。

去年对中国社会的观察，照例有许多困惑。许多事件促使我多次查阅社会心理学关于“从众”行为的讨论。对一个事件，如果有多数人做出错误判断，处于少数的个人也可能放弃自己的本来可能有的正确判断，服从错误的判断，这便是从众。实验表明，有所谓集体主义倾向的群体，如亚洲人，容易发生从众行为；而爱斯基摩人不容易发生。深入分析发现，集体主义的从众行为，其实与农业传统有关。在一定社会时期，从众行为具有极大消极后果。

在严格的实验条件下，从众行为的观察比较简单；进入现实社会，从众行为会复杂很多。中国处于社会结构转变时期，已有的转变在很多方面符合历史进步要求。在现有基本秩序下，如果按社会高层目前的意图发展，也许再有20年左右，中国中产阶层崛起、民族高度认同形成，中国社会就经得住折腾了。

但从这几年的观察看，事情并不简单。资本利益集团在加大对政策的影响，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很难，中产阶层就难崛起；城市不断在低密度扩张，产生合理比较收益的优质耕地在减少，农业竞争力下降，未来粮食供应保障堪忧……一些深刻问题令人忧虑。

认识这些问题的能力，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民间各个阶层，但在从众效应交叉作用之下，没有多少人会因这些问题调整自己的行为。这是我们这个“大共同体”的一个状态。我们每个人是大共同体的一员，身家性命系于这个大共同体。

当然，希望尚在，一如既往。在社会心理学里，与从众概念（多数派的影响）相对应的概念是改革（少数派的影响）。把改革看做少数派的行为，是社会心理学的洞见，而我们喜欢说改革是顺应多数人的要求；实际上，心理要求与实际行动可以完全不同。社会心理学还发现，在多数派的环境里，只要少数派坚持意见，以清晰的逻辑表达自己的主张，就会对从众行为产生抑制作用，改变群体的力量对比。这也许符合所谓“顶层设计”的理念，只是设计者要知道，自己的改革主张在付诸行动时，常常不是鲜花与欢呼。

改革便是要把奔向错误方向的从众局面扭转过来。中国的问题，往简单说，是需要改变命令似的社会结构。这就是将命令原则推及到公共领域以外的私人领域。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命令原则渐渐退去，还引入了“民主”原则。

殊不知，在私人领域，无论集权命令原则或民主原则都不合适。私人领域需要自由；出了私人领域，该集权就集权，该民主就民主。集权用到了私人领域，会有低效率；民主用到私人领域，则是更可怕的混乱。在不到一月之前，广东佛山一批村民联合殴打“钉子户”，要那些“少数”服从自己的“多数”，这和村干部召集村民代表大会出卖全村土地如出一辙。中国令人忧虑的土地乱象，大抵是这类情形。

年复一年观察我们这个社会，认识总有变化，但对从众的警觉心态不可以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