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谢泳说：常遇到一些朋友，问我最近有什么好文章，我总是这样回答：好文章都在网上。
2、谢泳说：一般说来，凡是批评的声音，最后证明总是对的。
3、谢泳说：中国新闻史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被查封过的报纸不是好报纸！
（没有被封杀过的博客不是好博客！）
4、谢泳说：过去学美国历史，曾记住林肯说过的一句话："让民众了解事实，国家定会安然无恙。"这句话后来成了美国新闻史上的一句名言，因为在美国人的理念中，民众有知情权。
5、谢泳说：宣传这个东西有时候是很厉害的，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这可说是对宣传的最好解释。
6、谢泳说：这一百年间，谁最爱这个国家？谁最关心这个国家？谁最能替老百姓说话？谁比较最能不计自己一时的利害得失而为国家的命运着想？我想了想，还是知识分子。
7、谢泳说：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个时代政治宽容的主要标志，在这方面，大陆这五十年实在是乏善可陈。
8、谢泳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作家不是自由写作的群体，而是权力控制下的宣传力量。
9、谢泳说：对于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对于新时代的政治要求，没有表现出普遍的抵抗性，可能是他们后来悲剧命运的开始。
10、谢泳说：不信任知识分子，可以说是新时代的基本特点。中国在五十年代顺利走上苏联道路，就是因为听不进知识分子的意见。
11、谢泳说：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政府应该听听不同的声音。一个政府犯错误是难免的，而我们的历史是，一个政府从来都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圣人之举，这是很可怕的。
12、谢泳说：现代政治是不记仇的，尤其不记异己的仇。政治是有成败的，成的不一定都是好人，败的也不一定就都是坏人，政治的成败和人格的高下不是对等的关系。
13、谢泳说：新政权让许多大学教授去参加了土地改革，这可以说是后来发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前奏。许多大学教授不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才与新政权妥协的，而是在土地改革时就开始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当时参加了土改的知名大学教授潘光旦、全慰天、孙毓棠、李广田、萧乾、胡世华、、贺麟、郑林庄、朱光潜、吴景超，都写过文章来检讨自己的过去。
14、谢泳说：对工农群众的简单认同，是1949年以后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个基本逻辑，这个逻辑的前提就是工农比知识分子强，其实这是非常荒唐的。
15、谢泳说：思想改造运动是四九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政治运动，由于运动的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知识分子的第一次清理，为随后到来的1952年的院系调整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从此以后，知识分子就开始变得谨小慎微了。这次思想改造运动到1952年基本结束，它带给知识分子心灵上的伤害是很重的。
16、谢泳说：从个人命运来说，黄万里的人生是个悲剧。因为对一个科学家来说，他一生最有价值的思考没有得到国家的认可。不过对悲剧英雄来说，他们存在的意义是超越他们职业本身意义的，像吴祖光、马寅初和梁思成他们一样，他们的专业成就早晚会被超越，但他们的精神可以成为永恒的财富。
17、谢泳说：1949年以后，中国的历史却很令人深思。北京市政建设中，历史证明梁思成是对的，但老北京还是消失了。三门峡水库，黄万里是对的，但三门峡水库还是建起来了。马寅初提出要计划生育，但中国的人口还是激增了。
18、谢泳说：中国历史的吊诡处在于：对者出局。这已成为基本的潜规则。因为专业声望的建立过程中国家有决定作用，所以黄万里不可能成为两院院士，不可能居于他所在专业领域的重要地位。
19、谢泳说：作为一个水利科学家，黄万里专业声望的最后建立要依靠巨型水利工程的失败来证明，这是多么大的悲剧！但这样的悲剧在黄万里一生中，还上演了不止一次。
20、谢泳说：一九四九年的时代转换，在中国历史是空前的。因为以往的改朝换代，对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影响并不是突变的，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一般可以延续，而这一次的时代变革却把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全部改变了。马寅初是新政权建立后的北大校长，而他的一个学术观点却受到了政府的批判，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到了他这里已经淹淹一息，独立思想，自由精神已成绝响。
21、谢泳说：叶企孙和饶毓泰是中国早期物理学发展中的两个奠基人。他们同是留美的博士，后来主要从事物理学的教学工作，中国多数物理学家均出自他们门下。1948年他们俩都是中央研究院物理组的院士，这是当时科学家的最高荣誉。到了“文革”，饶毓泰自杀，叶企孙重病缠身，凄然离世。叶企孙由于卷入一桩重大冤案中，很长时间受到迫害，曾被投入监狱。叶企孙晚年十分凄惨。“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了这种情景：叶企孙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在一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过走边啃，碰到熟知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叶企孙、饶毓泰后来都获平反，但他们的死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强烈的，一个连物理学家都容不下的环境，到底在哪里发生了问题？
22、谢泳说：李宗恩先生是一个科学家，一九四七年他出长著名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成为这所一向由美国人主管的医学院的首任中国院长，他也是一九四八年老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胡适和傅斯年曾动员在北平的著名教授和学者去台湾，很多人拒绝了，李宗恩也是其中之一，他要留在国内办医学教育。李宗恩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派，奇怪的是年过花甲的老人竟被发配到了云南昆明，没过了几年，一九六二年就死在了那里。想想这些知识分子的遭遇，真让人有说不出的悲愤。像他们那样的人才，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积了多少年的精华才出现的，然而一个新时代就那样轻易把他们葬送了。
23、谢泳说：胡先骕是中国生物学的创始人，享有世界声誉的植物学家。1949年以后，胡先骕没有走，而是留下来继续他的生物学研究，那年他五十五岁，还是一个科学家最好的年龄。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时，在自然科学家中，胡先骕是极少几个老中央研究院士而没有成为学部委员的。就是因为他坚持自己独立的科学思想，在一个新时代里，他最终很难和他所处的时代达成平衡，他是中国生物学界少有的享有世界声誉的科学家，但在一个一切以政治为首要标准的时代里，科学完全成了政治的婢女，胡先骕就因为反对李森科的非科学理论，而最终没有成为学部委员。胡先骕的落选，不是他个人的耻辱，而是这种体制的耻辱。胡先骕于1972年去世，终年七十五岁。他在文革中身心受到极大的折磨，他由原来所住的一所约三百平米的住宅，被迫迁到了一所仅有十平方米的斗室中，平生所藏的图书、资料和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均散失殆尽。一代科学宗师，就在这样的处境中离开了人世。
24、谢泳说：安福是江西的一个偏僻小县，但在本世纪初，不到几年的时间里，却有三位少年，由这里走进了千里之外的清华园，他们是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罗隆基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王造时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彭文应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硕士。安福三才子，在40年代都达到了他们人生最辉煌的时期，无论是学问，还是社会声望，他们没有与旧政权共进退，都满腔热情地投入新的环境中。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也许是偶然的巧合，1957年全部成了右派，而且罗隆基、彭文应是全国五个未获平反的右派中的两位，三个人都在“文革”中凄惨离世，想来真是令人心酸。
25、谢泳说：董时进是一个始终让我不能忘怀的知识分子。历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主任；国立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等教授。董时进对国民党政府取缔民盟很有看法，他认为这是一个政府的下策，是害多于利的。他说；“因为一般人民对于政府大多恨它腐败贪污，而认为尚可取的，则是比较上还能给人民一点自由，政策不同的政治团体也还可以存在。人民对于共产党最害怕的是它的专制，太不给人民自由，党派根本不能存在。”他认为，自己腐败但还给人民一点自由的政府，比那种又腐败还不给人民自由的政府总是要好一些。这个简单的常识，中国多数知识分子要在经历了半个世纪以后的悲惨命运中才想清楚。
26、谢泳说：董时进有一件让后人肃然起敬的事是：一九五零年，他上书毛泽东，反对土地改革。他的根据是：旧中国农村土地是‘自由买卖’的，租佃关系是一种‘自由契约’，所以它不是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因此就不应该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把土地分散了，经营不利”。 “地主是勤劳的，而农民则是懒惰的” “地主土地私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九四九年以后，在老一代知识分子当中，人们比较熟悉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是梁漱溟和马寅初，但与他们比较起来，真正能在大问题上看出轻重的还是董时进。
27、谢泳说：张东荪曾做过私立光华大学的文学院院长，在专业领域，他是被否定的人物，对一般人来说，这个人就更陌生了，但张在1949年以前，却是非常有名的人物。新时代里，他已是被遗忘的人物，青年人早已不知他是何许人也。张的被重新发现，首先是许多学界人注意到他思想的价值，还有就是他后半生的坎坷命运。1973年，张东荪离开了这个世界。此前，由于受其连累，他的次子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物理学家张宗隧，三子社会学家张宗炎，已先后自杀。1949年后张没有写什么东西，作为哲学家的张东荪在1949年就死了，那时他也不过63岁。
28、谢泳说：杨树达是中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在专业上的成就在同时代的学者中被公认是最好的，陈寅恪、钱玄同、黄侃等均对他的成就表示过赞誉。新中国成立，65岁的杨树达走进了新的时代。此前，他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人文和社会科学组的院士，在新的环境里，他的学术地位同样得到尊重，他是第一届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他在学术上本来应该是心情舒畅，自由自在的，然而事实上，50年代初期，杨树达在学术上却极不顺心，他的遭遇是同时代著名学者不适应的另一种典型。
29、 谢泳说：吴恩裕这一代自由知识分子是抗战以后才学成归来的，40年代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像他的同辈朋友储安平、费孝通等人一样，他们在40岁以后，已经没有做学问的条件了，想来真是痛心。吴恩裕还做了红学研究，更多的学者则是什么都不能干了。
30、谢泳说：1949年，顾颉刚57岁。他没有走，留在上海复旦大学做教授。作为学者，顾颉刚的学术道路与政治的关系并不大，但顾颉刚本人是受胡适、傅斯年、钱玄同等人的影响成长起来的，在精神上深信特立独行的原则。整个50年代，顾颉刚基本没有什么好心情。他在日记中说：“到京8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苦闷已极。”到了“文革”，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史所劳动，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和他同时代的学者比较起来，顾颉刚的后半生基本还在做学术工作，终是幸事。
61、谢泳说：我常常想，沈从文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作为小说家的沈从文其实早已死去，不死的是他的小说。常风先生和我提到沈从文常是叹息，对于他不写小说，常先生口中总是一句话：太可惜，太可惜。现在想来来，常先生的叹息声中，是对一个天才命运的无奈，更是对一个时代没有让一个天才作家继续写下去的感慨。
62、谢泳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就钱钟书那一代人来说，确实是值得深入研究，他们当中有陈寅恪这样的，以不合作为最高原则，有顾准这样敢于反叛的，有储安平这样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更多像钱钟书这样看透了而“闭门不管天下事”的，正是这些丰富的知识分子选择，构成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悲欣交替、起落交织的全部人生。
63、谢泳说：钱钟书对政治的看法非常独特，这种独特是在回避政治中得到体现的，在他看来，政治那东西，一旦沾上，就没有一天安生。然而，尽管钱钟书这种对政治的态度，使他在1957年没有落入“右派”的行列中，但1966年的到来，也使这位从不问政治的纯粹学者不得不放下自己的研究去种莱了。钱钟书在当代为人广泛尊敬，除了他在专业上的巨大成就外，钱钟书是一个真正超然物外的学人，凡是了解历史的人，都很难在任何一个历史的波动中找出钱钟书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这种人格的力量是非常令人尊敬的。
64、谢泳说：作为一个有创造性的剧作家，曹禺在40岁前就已完成了他一生的工作，他是1910年生，之后，他的创造性就没有能再发挥出来。就个性而言，曹禺是属那种谨小慎微的人，他本人是艺术家，可他40岁以后赶上了一个不容艺术家气质的环境。对于曹禺40岁以后的创作，他的朋友吴祖光有过尖锐的批评，意谓他是太听话了。而黄永玉的批评更是痛心疾首：“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以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 晚辈剧作家沙叶新也曾直言批评过曹禺的没有主见。
65、谢泳说：冯友兰一生可说的事非常多，他的经历在他那代知识分子中可以说是最丰富的。他一生的特点，有人评论说是太接近于权贵。成亦在此，败亦在此，他过于在意自己在一个时代里的地位，他有时候是不看时代发生了什么变化，而硬要让自己处在中心，如果他能有自觉退于边缘的意识，他给人们的印象就不是现在这样。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冯友兰没有树立起自己的独立性，他一生多变，这个变可以理解为他不断追求新东西，但对任何成年人来说，多变一是出于自保，一是出于不甘退居边缘。
冯友兰对领袖的感情可以理解，但领袖对冯友兰其实并不是真心敬重，要是真心敬重，文革中冯友兰也就不会吃那么多苦了，旧时的领袖倒是真心敬重他，但他却不念旧好，单就个人之间的友情而言，冯友兰的那些作法也有点过头，甚至是自做多情了。
66、谢泳说：冯友兰先生早年是独立的，这种独立曾一度消失，但最终冯友兰又独立了，尽管这已到了他生命的终点，一个人到了这步天地才“海阔天空我自飞”，让人觉得多么沉重。冯先生“文革”中的失误，有其性格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时代的关系。冯先生作为一个读书人，在那样的环境下，做一些违心的事，常常不得已而为之。冯先生死后，港台一些学者已放弃了对他“文革”中表现的苛评，倾向于认为冯先生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季羡林挽冯先生说是大节不亏，晚节善终，当是知人之论.
67、 谢泳说：西南联大的教授中，冯友兰和金岳霖的人生道路都很漫长，经历了许多历史变幻。冯友兰的命运，给中国知识分子留下许多启示，我对冯先生的学问是门外汉，我感兴趣的是他的经历。我想从他的经历中看一代知识分子的坎坷人生。
68、 谢泳说：金岳霖这一代知识分子，本来言论应该是最具独立性的，但在历史巨变中，我们没有看见这种独立性。金岳霖晚年，对自己的选择有很沉痛的反思，但他的话说得很含蓄。1957年，金岳霖平安无事，不知这是否和他与毛主席吃过4次饭有关，但与金岳霖主动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而尽可能迎合时代有关。关于金岳霖早年的生活，我们现在知道的不多，知道的也多是关于他个人生活的一些趣闻，如他和林微因一家的关系之类。我读过一些国内出版的关于金岳霖的书，感到金岳霖这样的知识分子是读书人的楷模，身上有许多优秀的品质，学问好，人又高雅，有中国人的机智（如他有作联语的嗜好），又有西方人的幽默。从他晚年的谈话中，能感到他在做出违心之论时，是有过考虑的，不过他“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 。就个性而言，金岳霖大概属于比较软弱的人。
69、谢泳说：在四十年代，晚胡适他们那一代的青年学人中，最为老辈学者陈寅恪、赵元任、傅斯年看好的两个学者，一个是出身燕京的周一良，另一个就是出身清华的杨联陞。杨联陞、何柄棣、徐高阮他们，先后去了美国和台湾，大体上是过着学者的生活。杨联陞是幸运的，他要是回到北平，命运最好，也不过就是后来的周一良，周一良是回来了，但半个世纪过去了，想到当年同在哈佛读书的周、杨二人不同的人生命运，我们该做何感想呢？
70、谢泳说：周一良对自己中年的否定，不仅是对自己人生的反省，更是对一个时代的评价，他晚年多次对陈寅恪的怀念，正寄托着他心中的理想，知识分子如果失去了独立性，悲剧早晚会降临，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当中，周一良的经历是最典型的，由盛而衰，本来是学者却成了政治的牺牲品。
71、谢泳说：50年代初，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中也提到周一良，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之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从陈寅恪的语气中，能感到他对周一良等自己学生的期望，遗憾的是他的学生在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上没有自己的老师执著。
72、谢泳说：周一良先生的学术兴趣本来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段，但后来周先生几乎没有能按自己的兴趣去做研究，周先生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还算是灾难少的（“文革”前），但恰恰是在他这种还算顺利的学者身上，让我们感到一个时代是如何将一个学养极好的学者变得平庸起来的。不平庸，不听话，就难以生存，想到这些我们也就不能再苛求一个学者了。周先生在“文革”后期和冯友兰、魏建功、林庚3位老教授成了“梁效”写作组的顾问。
73、谢泳说：杨荣国这样的学者，今日已成为学者的一个教训。因为他以学术为政治服务来治学术，已完全背离了学术精神。但像他这样的学者在新环境里，却处处如鱼得水，在杨树达、陈寅恪、顾颉刚这些学者不适应的时候，杨荣国这样的学者正是喜气洋洋的时候。他当时是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
74、谢泳说：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是由一些根本就不懂经济的人来设计的，不仅最初具体掌握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高层官员如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等人不了解现代经济，就是当时中共的经济学家如沈志远、许涤新、孙冶方、于光远、薛暮桥等人，对于现代西方经济的了解，也根本无法和那一批留学欧美的社会学家相比。
75、谢泳说：从科学家的角度讲，我也以为邓稼先、朱光亚他们是不幸的，他们俩和杨振宁、李政道都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杨、李在美国研究科学，邓、朱在中国研究军火，我们不能说他们的工作没有价值，但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我总以为他们有点遗憾。
76、谢泳说：王实味到了延安，但延安最终不要他了，因为他有自己的思想，延安不需要这个，有一种思想就够了。不要个性，不要独立思考，只要服从即可。所以那些到了延安而还想用自己头脑思考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都不适应了。王实味是最典型的，还有高长虹，还有萧军。他们都是些不受延安欢迎的人。
77、谢泳说：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都是留美的博士，作为同时代3位著名的哲学家，在变动的时代里，他们的理想和选择常出现后人难以理解的背反现象。这几位哲学家的学问人们是公认的，但他们的经历却又是曲折的。我想从他们的经历中感受一个时代是以怎样的方式和力量，使这一批留美的博士放弃了自己早已形成的价值观念，他们的转变有多少是出自真诚，又有多少是出自无奈！在西南联大校史上，这3位哲学教授不仅留了下来，而且很快和新时代同步，倒是当年几位治历史的教授如陈寅恪、钱穆、傅斯年、毛子水、姚从吾等人，保持了清醒的选择，哲学家和史学家对立的选择，给我们留下许多启示。
78、谢泳说：陈寅恪、胡适和陈垣私谊很好。1949年，胡适和陈寅恪同机离开北平。由于二陈一胡为当时中国史学界的重要人物，他们都在南京政府抢运计划的名单上。这3个史学大师，从这一年开始分手，各自走了3条不同的道路。胡适先飞美后赴台，陈寅恪客居广州，辞不赴京。只有陈垣能顺应潮流，继续做辅仁大学的校长，一直做到院系调整以后的北师大。陈垣从此转变了，以后他每做文章，几乎都要否定自己的过去，1959年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史学界对二陈的评价是：陈寅恪重志节而陈垣识时务，因此二人的命运也就截然不同。
79、谢泳说：陈寅恪先生1949年后的辞不赴京及“著书唯剩颂红妆”等行为，绝不是一时迂执，而是在固定价值观念支配下的清醒选择。
80、谢泳说：钱锺书先生很厌恶政治，但并不是不关心政治，是眼见的政治太让他寒心了。他不是一个有意要做隐士的人，而是现实让他太失望，到最后他连说一说的兴趣都没有了。沈从文先生在临终前，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的回答是：“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 沈先生是一个弱者，但他临终的这句话却是强音。
81、谢泳说：像钱锺书先生一样，王力先生后来也是一个不再多说话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沉默，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对一个可耻时代的控诉，但那样的屈辱，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打击是毁灭性的，长时期的这样生活，有时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
82、谢泳说：在同时代的朋友中，费孝通是极少数幸存下来的人之一，作为一种象征，他能让今天年轻一代感受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和坎坷人生。费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有很好的中西文化背景，自然也有很强的自由民主观念。但岁月无情，历史难测，1957年不仅埋葬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肉体，而且将崇高的信念也埋藏进幸存者的内心世界了。费孝通先生晚年已不愿多谈这些，但从他的散文，或者专业论文中，我们又时时能感受这种信念的强烈。
83、谢泳说：费孝通年轻时形成的对政治的热情，一直持续到今日。对于费孝通来说，1957年是他人生中的一次根本转折。在1949年以前，作为社会学家的他，在李公朴被暗杀后，面对白色恐怖，他敢于在报上公开发表声明，认为：“李公朴的血是标志着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运动的转折点。”“是最后胜利的前兆”。在1957年，费孝通敢于写出像《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样被称为向党进攻的第一炮文章，真给人以不减当年勇的感觉，然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1980年复出之后，虽然我们仍能在他那些远离政治的文章中感到一颗知识分子跳动的心灵，但我们却很难再读到他早年《观察》文章和《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样令人振奋的论文了。作为一个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晚年费孝通给我们的启发是很深的，从理论上讲，当他更有资格、更有机会放言国是的时候，作为知识分子，费孝通的影响却不如他年轻的时候，他曾说过：“四十年代后期是写作上第一个丰收期，对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有一定影响”。在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费孝通成为新时代学者从政的一个典型，我不知道这是他的幸运亦或不幸。
84、谢泳说：贾植芳先生曾说过大约是这样意思的一段话，从创造社、太阳社到左联直到四九年以后，可以说从来都是窝里斗，斗到最后就是五五年的胡风集团，就是五七年的丁玲、陈企霞和冯雪峰成为右派，就是文革时期周扬那样的结局。新月社成员也不是没有矛盾，他们也为一些问题争吵过，但新月作家就没有个人恩怨，他们一生都是朋友。
85、谢泳说：对延安知识分子，要稍加定义：主要指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不在此例。延安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是当年的左倾教授和左倾青年，在教授中以陈伯达、艾思奇、范文澜为代表，在青年中以胡乔木、于光远、胡绳为代表。当年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很多，但并不是所有到了延安的知识分子就是“延安知识分子”，而主要是指那些在思想和行为上都能与延安保持平衡的知识分子，如果说延安确有新文化，那么创造这些新文化并为这些新文化所化的知识分子，才可以视为是“延安知识分子”，有些没有到过延安的人，仍可以把他们看作是延安知识分子，而像王实味、肖军、高长虹虽然到了延安，但最终无法和延安文化达成平衡，所以也不应当看作是“延安知识分子”。
86、谢泳说：1949年以后，主要活跃的作家不是以往那些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作家，而是从延安和更为广泛的解放区来的文化水平很低的作家。由于这个时代对于过去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不放心，但一时又没有更多新的知识分子来满足时代的需要，所以五十年代初期，是一个什么都可以速成的时期，作家也不例外。
87、谢泳说：大体上可以说，左翼作家在婚姻的责任感上，一般来说是比较不负责的。在左翼知识分子和左翼革命者的婚姻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他们的婚姻对象常常在同伴中转移，而同伴之间并不感到难为情，因为他们有更高的理想。左翼作家间婚姻对象的变换，常常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和他们对革命的热情，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他们很快能把失败的婚姻用更高的革命热情抚平，虽然彼此的婚姻对象发生了变化，但左翼革命者之间产生情敌的现象一般来说并不严重。
88、谢泳说：萧军虽然是左翼作家，但他是真正的左翼，而不是那种见风就转向的左翼作家。他在延安的时候，就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为此受到过主流政治领袖的批评，最后出走延安，他和那里达不成平衡。在当年左翼作家中，与鲁迅关系好而还有独立思想的人，一个是胡风，还有一个就是萧军，他们才可以看成是鲁迅的传人，可惜到了后来他们的命运都不好。
89、谢泳说：当时对萧军的批判，方式和方法都是从延安过来的，主要特点是把文艺思想等同于政治思想，而且预设自己绝对正确，不许被批评的一方还手，除了这些以外，还对批判的对象进行组织处理。
90、谢泳说：丁玲不会想到她早年对萧军的批判，过不了几年就落到了自己的头上，因为她没有能力对延安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大家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生活，自以为找到了真理，其实是不但失去了良知而且失去了独立的人格，最后与早年被自己所批判的对象同归于尽，甚至结局常常更惨，这不是因果报应的循环，而是一种意识形态所内含的必然逻辑。
91、谢泳说：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早已是世人公认的。四九年以前，中国已经出现了像鲁迅、郁达夫、施蜇存、沈从文、巴金、张爱玲、老舍、茅盾、丁玲、钱钟书、无名氏、路翎等许多优秀的小说家，还有更多优秀的诗人。但这些人的成就，都是四九年以前完成的，他们在四九以后要么不能再从事文学写作，像沈从文，要么虽然还能从事文学写作，但已完全没有了自由写作的心态和自由写作的精神，最典型的就是老舍。他在四九年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虽然和新时代达成了平衡，但他最终的命运却是投湖自尽。
92、谢泳说：早年左翼文人留下来的文学作品，现在评价，不如新月文人的文学作品更有生命力，因为新月文人的写作精神是自由的，而左翼文人的写作却受制于一定的意识形态。在这方面，丁玲是一个典型。她到了延安以后，经过一点曲折，最终为延安文化所化，而成了一个在新时代为延安文化所驯服的作家。她不但自已失去了自由写作精神，而且还要用那种精神来领导文学，她在五十年代主办中央文学讲习所，以延安文化为基本思想，试图为新时代造就一代新作家，五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就是这些人的天下。
93、谢泳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上，有几个人的经历和命运特别耐人寻味，他们是周扬、冯雪峰、胡风、丁玲。他们四人有过合作，但更多的是分歧，最终还是带着恩怨离开了世界。他们的命运又和两个伟人有关，一是政治领袖毛泽东，一是文化旗手鲁迅。
94、谢泳说：在关于冯雪峰的研究中，有一个问题在困惑着人们，因为以冯的资历和与毛的关系，他不应该有那样的结局，但他一生的坎坷给人们留下的却是另外一种感觉，研究冯的思想历程，我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为什么不喜欢冯雪峰？冯后来成为中共与鲁迅之间联系的主要人物，与他和毛个人的关系有关。1949年后，对冯的安排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以冯的资历，这种安排似乎不能说是很高。1954年，冯就开始受到批判，显然，毛对冯是有看法的。对冯的不满，最初是由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的文章引起的，理由是“两个小人物”给《文艺报》投稿受到冷遇。
95、谢泳说：五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情况是政治批判不断，从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先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清宫秘史》，再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以后又有“批判胡适思想”，直到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到了五七年就是反右运动。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过去的自由作家已由中心退到边缘，延安作家不但进到了中心，而且十分活跃。思想必须改造，自由职业开始变为单位工作，自由写作所依赖的新闻和出版制度已不存在，报纸杂志和出版已由私营转为垄断，绝对不许个人染指，专制时代在思想和文化上所具有的标志性特征，可以说已经完全具备了。
96、谢泳说：中国文学五十年的道路，最大的破坏来自于对作家自由写作精神的压制和打击，这是一个坏时代，坏时代不说能说绝对产生不了好作品，比如前苏联就有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作家，还有东欧也出现过许多类似的作家，但在这五十年中，中国没有那样的作家。中国作家在自由写作精神的养成和自觉上，不如前苏联和东欧的作家，这不是作家的错，而是制度的错。就文学成就而言，在这五十年当中，人们没有什么特别留恋的文学作品，人们还是怀念过去，怀念三四十年代。“最是文人不自由”，这是陈寅恪一九三零年写的一句诗，用它概括这五十年来作家的处境，我以为是最恰当的。
97、谢泳说：现在文学界对于近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评价是不高的，我以为这个判断不是没有原因。这五十年我们不但没有出现大师级的作家，而且把现成的大师级作家一个一个给耽误了，这是事实判断，不是价值判断，因为我们说不出这五十年谁是大师。没有创作自由，肯定就不会有大师，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如过去。
98、谢泳说：我们的文学为什么进步不了，因为作家们在他们写作的时候，没有自由的心灵，不是他们不知道该写什么，而是他们太知道他们该写什么了。
99、谢泳说：很少有出版社再对十七年的文学作品发生兴趣了。那十七年没有好作品，也就没有好作家，这话是很伤人的，但也是很沉痛的，不是作家们不好，而是他们没有赶上写作的好时候。
100、谢泳说：胡风事件的起源与林默涵和何其芳有直接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他们的文章刺激了胡风，《文艺报》1953年第2号和第3号上，先后发表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潮》和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何其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这两篇文章都是作者根据他们在中宣部召开的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上的发言整理成的，文章可能是奉命的（据林默涵回忆，写这两篇文章有周恩来的意思），但文章的作者没有对被批判的胡风保持起码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