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 《纽约时报》 裴敏欣：为什么北京会和莫斯科投一样的票？

事实上，促使中国作出这一决定的最重要因素与北京和大马士革的关系一点都不沾边，这一决定完全是因为北京与莫斯科的外交合作。

自从1971年重返联合国后，中国在安理会中一直不太喜欢行使否决权。在自己不支持的问题上，中国通常会选择投弃权票。当中国确实使用否决权的时候——中国只投过八次否决票——这些问题通常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来说都很重要。

例如1972年8月，中国支持巴基斯坦阻止孟加拉国进入联合国，当时孟加拉刚刚从巴基斯坦获得独立，而巴基斯坦则是中国的盟友。2007年1月，中国同俄罗斯一起否决了对缅甸实施制裁的一项措施，当时缅甸是中国的附庸国。2008年7月，中国又与俄罗斯一起扼杀了一项惩罚津巴布韦的穆加贝政权的决议。津巴布韦也是北京的一个盟友。

然而，中国在叙利亚身上行使其宝贵的否决权似乎很奇怪。中国在这个国家几乎没有任何战略或者经济利益。然而，在中国在安理会投出的8次否决票中，有两次都与现在的叙利亚有关。第一次是在2011年10月，当时中国与俄罗斯一起阻止了欧洲支持的一项制裁决议。

在务实的中国人眼中，不值得为阿萨德政权投一张否决票。但是在叙利亚有着经济和安全利益的俄罗斯人反对这项决议，所以中国明显觉得，最好不要损害与俄罗斯的关系，否则当北京未来需要俄罗斯的支持时，就有可能无法获得其支持。

俄罗斯和中国形成的这一障碍轴心现在在安理会的决策过程中成为了关键变量。两国似乎达成了一种战略上的共识——他们将在对抗西方的过程协同作战，这样谁看上去也不孤立。中国在对莫斯科更关键的问题上（例如叙利亚问题）尊重俄罗斯的意见，而俄罗斯在中国最关心的问题上（例如津巴布韦和缅甸）支持中国。

因此为了让决议通过，西方通常要说服这两国中的一个（大多数情况下是俄罗斯）放弃反对立场，通常的做法是放松拟议中的制裁。俄罗斯一般比中国更加不合作，中国则更愿意让俄罗斯去承担得罪美国和欧洲的大部分任务。这就是为什么在与伊朗相关的问题上，西方一直把重点放在赢得俄罗斯的支持上。

让北京的天平朝着使用否决权的方向倾斜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对民主变革的厌恶。

自从阿拉伯之春让中东长期执政的独裁政权倒台以来，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就一直不遗余力地从负面角度报道中东的事件。由于担心在中国出现类似的动荡，共产党加紧了审查和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如果推翻阿萨德政权，特别是安理会采取的行动的话，会鼓励北京和莫斯科亲民主的反对派。

中国领导人知道，他们的否决票会损害与西方的关系。但是，他们似乎认为即使投弃权票或者赞同票，也不会有太多好处。中国一位著名的外交政策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因为人权问题，中国在西方眼中的形象一直不好，即使中国与西方在叙利亚问题上合作，也不会赢得任何好感，也不会得到西方媒体的肯定。

这可能说得对。但是中国领导人会发现他们投否决票的代价也不是零。他们花大力气在西方粉饰自己形象的种种做法，包括进行公关活动，建立英文新闻网，也注定会因此损害。

假若”俄罗斯之春”在某一天成功地让普京下台的话，北京就会发现自己成为了安理会中仅剩的唯一一个独裁大国。

裴敏欣是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方面的一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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